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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追查大家乐次文化的前声-《台湾百年乐透》读後感
时间Sun Dec 30 10:16:01 2007
书名:《台湾百年乐透》
作者:张敦智
出版社:博扬文化
出版时间:2006年三月
页数:250页
一、 人类的原罪
赌博,是人类自古的原罪。所谓的赌博,就是事先约定好某种方式,藉此分出胜负,使得
投注者的金钱或其他抵押品在彼此之间转移。它所带来的乐趣极大,危害亦深。每到农历
年节,台湾人总不免与亲朋好友小赌一把,藉此沟通情感,打发无聊的漫漫年假。正所谓
小赌怡情,胜者虽不免眉开眼笑,输者也不至於捶心顿足。但是若赌金过大,则可能互相
呲牙咧嘴、怒目相视。更别说那些在职业赌场上挥金如土,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人
伦惨剧。
监於赌博的危害,许多国家的政府皆采取禁绝的方式。中国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所着的
《法经》即记载:「博戏罚金三币;太子赌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
这段话是说魏国对於普通老百姓,犯了赌罪则予以罚金,太子则需更为严厉,就算更换太
子也在所不惜。类似的禁令从战国到延续中华文化的台湾皆有,只是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
,赌博从未真正根绝过。
根据戈春源的研究,会参与赌博的人有以下几种类型:
1. 消遣娱乐型;这种完全是为了好玩或消磨时间而进行的赌博,前面提到台湾人
过年过节的赌博行为,如打打卫生麻将,即是此类。
2. 炫耀型;为了表现自己有钱,下再多赌注都无所谓。香港上层社会以参与「马
会」为荣,即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3. 消愁解闷型;利用紧张的赌戏来使心灵上获得抒解,如梁庆通在《我的妻子》
里,描写当他写完一份稿後,他的老婆便会为他安排一场麻将,让梁把「满脑子的文字符
号、人物形象全抛之九霄云外」。
4. 别有用心型;参与赌博不是为了钱、或是当作消遣用,而是做为交流感情之用
。
5. 好奇型;顾名思义,单纯为了好奇而尝试。
6. 上瘾型;这类型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这种人的自制力较差,输了就想翻本,
赢了还想再赢。原本只是想找个刺激,或是当作消遣,亦或好奇使然,结果却越陷越深,
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有一句中国的赌徒顺口溜挺有意思的:「上班不如摆摊,做小生意不
如爱司老K」说明了这种类型的赌徒之心态。[1]
上述六种类型中,以上瘾型最引人注目,报章杂志上也常披露类似的社会事件。如果赌博
能够以政府统一管理,那不仅能增加税收,更能减轻社会治安的压力。如中国的澳门、美
国的拉斯维加斯等。台湾虽然没有开放赌博,但是其发行的彩券亦是赌戏的一种。它除了
能提供购买者一丝中奖的希望,也能增加政府的财政上的收入,或是用於国家建设、民间
公益之上。台湾彩券风潮从清治时期即有,菲律宾马尼拉的「天财票」、「吕宋洋票」以
及中国两广地区的「白鸽票」等都在台湾岛上流通过。正式由统治者发行是从日治时期开
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的历史。从日治到战後的彩券虽争议不断,对社会造成许多影响,但
仍是政府增加收入的良方。
《台湾百年乐透》为作者张敦智的硕士毕业论文改编而成,是一篇叙述台湾彩券发行的编
年史。作者首先描述了台湾移民社会「趋利、冒险」的性格;再谈到日治初期,总督府为
了发行增加收入开始发行彩券,却因有太多不良影响,以致於发行五期即告终。直到日本
对华战争开打,才又发行公债支付战争开销。战後的国民政府在1950年发行了爱国奖券,
却在1987年因为「大家乐」的风靡而停办。之後除了台北市银行在1989年发行三个月的刮
刮乐奖券,以及1999年发行的台湾银行公益彩券,其他并没有办连续数期的彩券[2]。
2002年才开始由台北富邦银行发行乐透彩[3]。这本书不仅介绍台湾彩券发行的历史,也
叙述从台湾彩券衍生出来的文化,以下纯就彩券带来的次文化讨论。
二、 台湾人的社会性格
台湾战後所发行的爱国奖券共1171期,为期37年。它除了带给政府极大的收益之外,也影
响社会的治安。根据民族学者胡台丽的研究,「大家乐」一词最早在1985年出现在报纸上
,之前称为第八奖。这种赌博方式由「爱国奖券」的奖券行发行,并且引发了疯狂的鬼神
祭拜求「明牌」的活动。大家乐并没有随着爱国奖券的停办而消失,反而转为「六合彩」
继续运作,追求明牌的方式也持续存在,从爱国奖券到大家乐,直到现在的乐透彩,民间
追求明牌持续不歇,从传统的求神问卜,亦或电脑、特异功能者、紫微斗数,可说是无所
不用其极。这即是我想要探讨的次文化,但是是彩券本身即会造成次文化的发展呢?还是
台湾固有文化驱使彩券发展次文化?这是个大哉问,也值得吾人深思。
或许这样的文化源自於台湾多数人的原乡-中国福建与两广地区。张敦智认为16世纪中叶
(1632-1566年)35年之间,闽南地区平均每一、二年就有一次乱事,动乱的频繁造成经
济的恶化,天灾亦频传。到了明中叶後,国内商业发达,葡萄人与日本人也来到闽浙沿海
地区试图与明帝国贸易。闽南地区的困苦农民就常无视明帝国的禁海令与日人、葡人贸易
,当地的富豪更不能放过这种机会。因此明嘉靖以後,漳州海澄县的月港成为富饶的走私
中心。从农业到商业,福建的经济系统起了很大的变化。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记载:
「沿海地方,人趋重利…漳泉为甚」说明了这个现象。
这样冒险与趋利的精神随着闽南移民到了台湾仍持续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性格。张
敦智在书里描写了台湾在清治时期的社会,并引述康熙年间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赤嵌笔谈」中的句子:
…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瞻内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所以
户鲜盖藏。
这段话说明了当时台湾岛内农产丰富,不仅能让岛内居民食用,还可供给中国大陆,居民
皆为了利润奔走,即使是要给自己食用的稻米也拿去卖了。如此的风俗让台湾成为了「台
湾钱淹脚目」的宝岛,钱财累积的过快,也让住民产生奢侈的风气,赌风盛行。清帝国朱
景英的《海东札记》里,海东札记券三的记气习里谈到:
无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压宝、压字、漫抓摊、簸钱诸戏。洋钱,大者一博动以千计。
日本开始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後也对台湾盛行赌风的问题感到棘手。张敦智指出,台湾人
民对吕宋洋票情有独锺,钜额的资金屡屡向海外流出,虽然总督府始政时制止,但私底下
买卖彩票的情况依然严重。张根据鹤见佑辅的《後藤新平传》认为,台湾总督府决定「使
赌博合法化,防止资金流失」,决定自行发行彩票,这项决策出自民政长官後藤新平的「
生物学政治」,後藤新平认为「处在竞争的社会中,如果要展开个人的前程,唯有遵循生
物进化的原则。它的要件有二:一是顺应或同化周遭的事务;二是保持自我,发挥个人特
长。」
因为抱着这样的理念,1900年8月总督府派遣淡水税关长官宫尾舜治到南洋群岛及印度考
察西班牙、英国与荷兰的殖民成果,顺便调查菲律宾马尼拉的「富签」[4],1906年9月28
日正式发行,名称就叫「台湾彩票」。
台湾彩票发行之初反而是台湾岛内的日本人较为狂热,连日本内地的人都为之着迷,纷纷
发函向台湾银行订购彩票,可是在日本此属违法行为,银行只好回寄刑罚规定(明治十五
年五月第二十五号布告),信件之多差点台湾银行瘫痪。台湾人起初多持观望心态,第二
期之後才渐渐风靡。因为关於彩票的犯罪行为频频发生,诸如变造彩券、侵占、日本内地
的违法购买与持有等等,台湾总督府遂在1907年,彩券发行第五期後宣布终止发行彩票。
照这历史看来,彩票对於当时的台湾人与日本人仍过於前卫,台湾岛上的人对於彩票带来
的利益趋之若鹜,也似乎证明了台湾人的社会性格。
台湾人的社会性格到了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後更加凸显。根据张敦智的调查,1980
年爱国奖券的销售量逐年成长,到1985年达到最高峰,经建会预估当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成长率为8.25%,外贸将突破六百亿美元,国民生产毛额到达3389美元,社会上到处游资
充斥。张敦智以为,「大家乐」的形成最早是在万华地区[5],彩金的比例高达90%,远
多於爱国彩券的45%。从台湾经济发展面来看,1985正是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之时,国民所
得快速攀升,台湾人也有闲钱能更参与「大家乐」,满足以小搏大的慾望。在这样的背景
之下,大家乐的次文化焉然而生。
三、 彩券带来的「明牌」次文化
讨论「明牌」次文化之前,先为次文化做个定义。次文化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母文化中,与
母文化有不同行为或信仰的文化。次文化的社会团体与主流意识不同,他们对自己的服装
、兴趣、音乐喜好等都有自己的取向。次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小众的风格,如地下摇滚乐团
即是一例[6]。至於大家乐的次文化,即是指追求「明牌」的行为。其中如看香灰、神明
的「赐图」、算机率等。
胡台丽以信仰为主,研究大家乐带来的「疯狂」行为,以中部报纸为研究方向,但考虑到
新闻多喜好强调奇特的事例,且缺乏社会心理层面,另外在台中市南屯区做田野调查的研
究。在她的《神、鬼与赌徒-「大家乐」赌系反映之民俗信仰》中,列举了1986年部分关
於大家乐的新闻,兹摘录如下:
(10)「七圹古墓午夜人鬼同乐,八方赌迷排山倒海而来,万人祭拜裸舞助兴疯狂至极」
:彰化市的「七圹」古墓的大家乐迷昨日凌晨疯狂程度达到顶点,至少一万人挤在墓前祭
拜,全裸脱衣舞康乐节目在旁助兴,饮食摊贩排满,自用车近千辆,包括高雄赌徒包乘的
二辆游览车,场面热闹,交通堵塞,令人咋舌(《台湾日报》,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略)
「大家乐」赌徒祭拜孤魂野鬼的新闻共出现二十五则,以七十五年五月及八月最多,由例
七~十可见盛况之一般。其中以彰化七圹墓聚集了上万人最为惊人。…自从传出「大家乐
」赌徒在该处拜求灵验的消息,连续数月吸引大批人潮,甚至有商人在该处搭建啤酒屋(
《台湾日报》,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日)。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之夜则有成
千上万台中市民前往市郊各处公墓祭拜无主荒坟及万善祠中的孤魂野鬼。有的拿沙盘、米
盘仔细观察,有的膜拜求签,有的静坐观四方景象希望悟出号码…[7]
大家乐带动了民间祭拜鬼神以求明牌的文化,甚至迷信新闻事件中的数字。张敦智即举一
例说明幸运号码的迷思:
追求明牌及幸运号码早在爱国奖券时期就有了,人们会针对某几个号码而遍访全省各地的
奖券行,购买有类似号码的彩票,但这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直到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
)「大家乐」兴起之後这种追求「明牌」的行为,以逐渐成为全民运动。大家乐的乐迷们
为了求明牌,求神、拜佛、祈梦、寻求生活有关数字暗示的号码,幸运签中者,则酬神演
戏、送金牌、捐香油钱,不一而足…
明牌发热的效应发展到最後为省议员牌、立委牌、台银牌,最後甚至怀疑定期开奖的爱国
奖券之公信力…在省议会公报中,当时任省会议议员的廖泉裕,在省议会质询报告中就说
出议员牌的由来:「…爱国奖券从1166期开始,很凑巧(台湾银行)通知我的公文,很多
人跑来要看我的字号,我说你看这个管用吗?他说廖议员这管用、管用,他们就抄下来了
…」[8]
大家乐除了这些看似疯狂的行为,也带来一些商机。当赌徒求得明牌,碰巧让他签中了之
後,赌徒高兴之余「还愿」给神明,因此诸如脱衣舞、布袋戏、歌仔戏业者皆受益。亦有
未签中者,愤而迁怒於神明。如《台湾日报》在1986年9月22日的报纸上便报导一位住在
员林的赌徒,因向土地公求得一支明牌後,将所有财产签赌,结果未如所愿,气愤之余买
了除草剂去祭拜土地公,还说:「你既然要让我死,我就让你去死。」令在後头跟踪的亲
友啼笑皆非。
求明牌的行为从爱国奖券时期到大家乐时到达高峰,然而并没有随着大家乐的消失而停止
,六合彩接续了这样的次文化,明牌文化虽然较低迷,但从未消失过。到了2002年的乐透
彩,又开始了另一波求明牌的热潮。明牌文化的表徵以「明牌报」最能清楚表现。这种只
在个人经营的杂货店(或超商)才买得到的明牌报[9],里头有近几期的乐透(或六合彩
)开奖数字,还会把下一期可能产生的数字「算」出。除此之外,还有某某宫、庙的乩童
以神明之名画一些图来让信徒自己「参悟」,看起来真是让人非常不可置信。虽然只是少
数人的行为,然而就笔者到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与新泰路交叉口一家杂货店观察的结果,
一份要价三、四十元的明牌报仍有一二十种。虽然只是小众文化,但仍是台湾整体文化中
的一环。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有其研究的必要。
四、 结论
大家乐时引发的数字迷思是否只有台湾才有?还是为普遍现象?撇开求明牌时的疯狂行为
不谈,数字的迷思应是世界上普遍行为,如欧美国家忌讳的数字「十三」,以及华人社会
忌讳的「四」、以及国人喜欢的「一六八」。至於是否是民族性格造成台湾人趋利,甚至
迷信鬼神及生活周遭的数字,目前还未看到学者对此研究。胡台丽也思考过相关的问题,
她认为许多国家都有类似大家乐的彩券测号赌戏,但并没有如同台湾这样发展成与鬼神祭
拜关系密切的活动。是不是台湾民众特别不理性,特别迷信鬼神?她曾经询问过住在马来
西亚的朋友,马来西往政府发行「万字券」,猜四个字,结果只有在华人社会里才产生问
鬼神求字的情形,是否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还有待调查。
然而,大家乐疯狂追求「明牌」的迷思真的只有台湾才有吗?根据笔者询问张敦智的结果
,他认为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应该也有类似的行为。西班牙在地的天主教不同於传统,非常
重视有关「宗教过渡仪式」,如驱魔或占星术等。尤其是在十五、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
西班牙舰队外出开疆僻土之时,每一条船上都会有传教士。而传教士在船上不外乎有两个
功能:一是跟随舰队到外地传教、二是当需要祈福祷告求平安时,传教士在船上就会进行
「宗教过渡仪式」,以求船只航行及船员的平安,之後荷兰、英国等国家都比同办理。也
因此西班牙人对於占星术、卜卦之类的迷信程度非常的热衷。张敦智之前曾经收集到美国
彩票发行单位的统计数字,当电脑彩票在世上开卖时(以美国本土为例),西班牙裔的人
虽然不是中特奖最多的种族,但却是整个中奖比例最高的民族。西班牙人对於这种占卜彩
票号码的仪式十分热衷,这种情况跟台湾大家乐风靡时求神问卜的情形很类似。
笔者预计在这学期的寒假开始进行《大家乐背後的次文化-以1985~1987的中国时报与联
合报为主》的研究,虽然以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为主,但仍不放弃找寻1985至1987年间的明
牌报,毕竟这才是明牌文化的具体表现。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为什麽人会追
求幸运号码」,以及台湾人求神拜佛为明牌的疯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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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戈春源,《赌博史》(台北:华成图书,2004年出版),页22~26。
[2] 作者虽有提到谢长廷市长在1999年6月15日力推的高雄市银行爱心彩券,但因为与中
央无法达成共识,只发行一期就结束。
[3] 至2007年时,改由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发行至今。
[4] 指彩券
[5] 胡台丽则认为「大家乐」发源地在台中。见其论文〈神、鬼与赌徒-「大家乐」赌戏
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页401。
[6] 此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网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1%E6%96%87%E5%8C%96&variant=zh-tw
搜寻时间:2007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
[7] 胡台丽,〈神、鬼与赌徒-「大家乐」赌戏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届国际汉学会
议论文集》,页406~408。
[8] 张敦智,《台湾百年乐透》(台北:博扬文化,2006年出版),页207。
[9] 至今笔者尚未看过任何一家连锁超商,如7-11、全家、莱尔富贩卖过明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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