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感触，提供给原作者参考。 从原PO的转述来看，我个人认为， 这些教授之间的问与答，都没有很好的水准。 这不能责怪中国学者，他们本来就不熟。 提出的问题自然较浅显。 至於唐先生，我对他不熟。 此处仅从原PO的转述来下判断。 很简单，台湾的战後历史研究，真的如他所言吗？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够了， 江灿腾等学者对台湾宗教的研究，早就跨越了战後。 王泰升的法律史研究，也跨越了战後。 更不用提台湾文学史、台湾美术史这些研究，从来都没有局限在日治时代或战後初期。 （当然战後初期之所以受重视，也有其特别的缘故，但未必只和政治有关。） 萧阿勤目前正从八零年代、七零年代往前追溯五、六零年代的知识份子， 研究科学思想的陈瑞麟，也对五、六零年代的思想风貌作了研究。 还有何义麟的相关论文已经收入《跨越国境线》一书。 战後历史的研究本来就不可能由历史学者独揽， 而是开放给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者，一同进行「台湾研究」， 所以由萧新煌策画、由社会学者执笔的《台湾全史o社会志》（？）也已经出版了。 另外， 原PO提到「台湾（历史）学术史」的一些对话。 坦白说，我觉得没有新意，也很浅薄。 既不精密、也不周延。 如果唐先生是对自己人说，充其量只表现他的知识水平， （当然在饮宴的场合，自然不免是泛泛而谈。） 但对中国人，就不免有失尊严。 我猜原po是研究生。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大概是进了大学的十五年後，才有足够的智性、经验和知识的装备， 可以试着去观察、判断师长（老师、学长）的意见， （当然包括去回忆、评断前面十五年师长教导我的一些看法。） 我的意思是， 同样的问题， 去问一个观察比较丰富、思考精密、周延、 甚至拥有不同学术圈的知识经验、又留意台湾学术史的学者的话， 答案绝对不会那麽简单。 当我们还年轻时（大学生、硕士生） 不免随我们的因缘际会接触到「各种」师长。 在我们的知识装备还不够充份时， 不免受到他们的判断所影响。 而其中有些判断特别不容易下， 对於「学术」、「学术史」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的头脑还很脆弱时，这种影响往往很大。 有时甚至一往而不返。 所以，对师长的一些意见，不妨抱持怀疑、评估、再看看，我自己来观察和印证的态度。 记着就好，但不要全部当真。 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实在不能被一些随便的、愚蠢的看法给葬送掉。 我们也不要去「传播」一些随便的、没有很深见地的看法。 那只会影响更多脆弱的头脑，让我们的社会更愚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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