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的地方非常多。 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关於「正名」，如果按照汪宏伦的看法、加上我的推衍， 就是摆脱长期以来妾身不明、模糊暧昧的状态。 （我没有读到该篇论文，我是从他另外一篇论文的转述中得知这个论点。） 然而，我对这种「模糊暧昧」的状态，却有另外一种评价。 长期以来，也许二十年、三十年， 台湾长期处在这种模糊暧昧的压力与焦虑之下。 但也正是在这三十年间（假如从七零年代算起）， 台湾在各个方面都努力前进。 也就是说，台湾的成长始终伴随着焦虑。 这种焦虑让很多人都不好受， 尤其是「不随便」的人。 然而，我认为， 身份认同的模糊暧昧的压力与焦虑，固然有不利的影响， 但反过来想， 台湾这种独特而复杂的处境所形成的焦虑与压力， 应该能够造就出了不起的思想家，或学术文艺方面的创作。 毕竟，这种处境与经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能够感受到的。 我这样想也许太天真乐观， 因为我们的学术与文艺似乎没有真正的复兴或有亮眼的成绩。 我个人估计， 七零年代崛起的知识人与文艺人（包括其後二十年），已经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但也到达了创造的极限，有些人甚至有倒退保守的倾向，批判的素质水平也降低了。 但不晓得八零年代的知识人与文艺人，能否让我们有所期待？ 简单来说，焦虑是我们的动力。 我想，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不论未来的世界局势为何， 我们这一辈子恐怕都无法摆脱这个焦虑了。 所以学习和焦虑共处， 并且转化为动力， 恐怕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 我想，独立只有成功或失败，战争也是（当然还有各种政治解决的方案）， 但是，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却无法用成败来衡量。 也许五十年，甚至一个世纪过後，世界的局势不知变迁到哪里去， 届时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 如果还能记得、试图去了解我们这个世代， 就像我们今天仔细地探寻日本统治下、戒严时代下的人们经历过什麽日子， 那麽，我们就算成功了。 另一方面，面对身份认同的模糊暧昧， 很多人是采取「随便」的态度（这也有点後现代？）， 藉此减轻了紧张与压力。 举个例子，「这丢喜艾歹丸啦。」 所以有些人对於「去中国化」抱持敌意， 不见得是他们抗拒台湾认同， 而是他们采取「随便」的态度来面对局势。 我认为，广义的「随便」，也是台湾民族主义（或民族性？）的特色。 如果让我推衍陈培丰的论点--「以接受作为抵抗」的话， 台湾人的「随便」，也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民族主义抵抗策略。 毕竟，我们的现代化，本来就是种很「随便」（方便就好）的现代化。 坦白说，我觉得，正名之举，改变不了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屈辱与尊严，也无法透过只能在国内进行的正名运动而得到解决。 所以，要继续与焦虑共舞。 不过，正名还是要作，就算我们不是个对文字很认真的社会。 但也要让走另一个路线的人--以「随便」作为抵抗的路线， 有发挥的自由。 如果不能寄望台湾人以坚毅的精神来追求尊严--无论统独与成败， 也许，「随便」的气质说不定反而是台湾人的特色， 而这种「脱逸」的性格，有可能孕有出另外一种独立与自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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