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高玉树回忆录：玉树临风步步高＞是台湾口述历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历史纪录， 　　　并由前卫出版社出版。前卫的出版品难称大众，而高玉树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却决定 　　　了今天台北市的发展样貌，所以不管爱憎高玉树或前卫，要是对这座城市还有一点 　　　热爱或好奇，把此书摆上自己的书架是不需要考虑的！ ＜高玉树回忆录＞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胜夫妇一贯的风格，以史料和访谈内容混杂的方式 行文，对於缺乏背景知识的读者极易上手。本书基本上以高玉树的生命历程为叙事的主线 ，从他的家世背景谈起，为什麽会从松山兴雅庄乡下搬到人文荟萃的大稻埕，这点对於了 解高玉树的人格养成和他後来受到的工程师训练至少是一样重要的；本书的第二大部是高 玉树人生最辉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从一位工程师当选市长，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到 再次当选并在台北市缔造一个国民党无法抗衡的党外盛世；第三部分则是高玉树遭蒋经国 疑惧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为位高权轻的资深（或说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 从高玉树的描述中不难感受到壮志未酬的无奈，不过高玉树先生当年在亲党外报刊上臧否 时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现於读者；最後则是脱离本书主轴而谈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认曾流传 一时的高蒋连姻传言。本书也有张炎宪与许雪姬两位台湾史大家为序，其中许序对於高玉 树是否在国民党酱缸文化中，自认受党国恩庇的质疑，或许是了解高玉树先生的一个切入 点。 高玉树先生生於１９１３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时代精神是乐观 的，虽然当时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这种对於西方先进国家的孺慕，较为自 由的氛围与科技进展下对物质文明的绝对信仰，创造出总属边陲的台湾岛上前所未有的一 群理性主义者，虽然这种理性与前进几乎完全建立在对西方的模仿上（也因此他们恐怕是 台湾历史上最”国际化”的一群人）；我曾经在旧＜台北画刊＞上看到高市长以双掌交握 高举这种在台湾越来越罕见的西化方式答谢市民，然而对大正期的政治人物来说，这却是 很自然的动作。大正期对台北市也是重要的，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时期确立，台北不再 泛指台湾北部的广大地域，而特指以三市街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与其上的聚落，或更进 一步说，直到这个时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认同，高玉树先生後来能以”本市人” （第二届市长选举时高阵营的口号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压倒性的支持 ，他与这座都市在本质上的连系不应忽视。 然而认为高玉树市长不是位市政专材的讲法只可能出於无知（当然高市长对於古蹟和环境 的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他而言这二者的价值只有在”美观”－即其 主观－下才能得到彰显，不过若体会大正时代之人对文明的服膺，这点不应被过度责难） ，但我们却也看到许多人责备高玉树先生在面对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时候总流露出 强烈的妥协色彩，并把他贬为一位单纯的工程师市长，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有点问题。 高玉树的政治黄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这个时代仅管台湾都会区的非 国民党政治势力已有一定声势，但在国民党与当时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及小镇居民的 紧密结合下，非国民党势力是不可能与国民党在任何形式下进行全国性对抗的；另一方面 就算取得地方执政权的党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国民党的协助才可能推动建设，在此之中当 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高玉树是台北市长，是得到最多选票的无党籍人士，但是 一方面他清楚透过体制内手段不可能争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当时的台湾国民党与 各种利益的结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对於国家体制改革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这点可见 中研院陈仪深对高玉树所进行的访问最末），这也是多数台湾菁英当时的选择；另一方面 ，正如高玉树自己所评论的，蒋介石是一位极好面子的领袖（另外应该一提的是，後来张 丰绪市长在蒋经国授意下推动”不好面子”的万大计画，将高玉树积极打造大台北的做法 改为先整建大龙峒与万华的破旧地区，虽然听起来切实实际上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台北 人口在战後的暴涨早就超过了旧市区的容纳能量），高玉树本人又是一位对自己家乡有抱 负的文明至上论者，再加上他的家乡也正好是蒋介石的临时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 建设上互动自然较佳，但若认为高玉树先生真心感谢蒋介石的”爱护””照顾”，或如许 序所称的”恩庇”，我认为并不妥当。高玉树先生毕竟参与了对蒋家政权无异於叛乱的中 国民主党，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论”中後半段所谓要插到南京去也明显不是他的真意 ，更重要的是高玉树的弟弟杨玉成先生在省议会中对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在体制的不民主和 建设的敷衍的批评远较其兄激烈（可见省参议会所作之口述历史），而在高玉树先生实际 选举时支持他的台北市乡亲也相当敌视国民党，可见高玉树先生在後来的访问与回忆中对 特定国民党人的口下留情，实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场面话而已。 高玉树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长选举时，喊出的口号是”党内人投党内人，党外人投党外人” ，我认为这句将”党外”（或更直接说：台北市的高玉树势力）视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的 说法，道尽了高先生那一人战一党的光辉岁月在台湾历史上的独特性，但是高玉树并没有 在选票上打破台北市严重的族群问题（虽然高玉树先生在本书中自称”用人不分省籍”， 但是据杨玉成先生的回忆高玉树在眷区几乎没有选票），所以他曾经力主将三重划入台北 市管辖，但最後当然没有成功，而後来台北市在人口结构改变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圣 地的光环（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从未有太大变化）；高玉树先生更无奈的恐怕是 许多都市建设都在国民党後来於台北市没有民意基础的长期执政下走了调，比如民生东路 并未拓宽为与仁爱路媲美的百米林荫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却迟未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树的 新故乡（同时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区逐渐没落；市民也慢慢忘记（对新市民可能根 本没听过！）由一位真正的”台北党”人所主导的台北市史上最朝气蓬勃的年代。 ”成败在所不计，公道自在人心”，这是高玉树先生在第三届市长选举惨遭数次”停电” 夜袭後，挂在武昌街竞选总部的布条，他的台北市施政纵有遗憾，但应该可以说是成功了 ，但公道有没有仍在台湾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让人怀疑的；无论如何高玉树先生在五零到 六零年代为了台北和台湾的千秋拼一时，也的确是改变了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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