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直接回文比较快， 首先作一点背景说明， 丁日昌是光绪二年底来台湾， 写此碑记应该是在该年七月， 所以当时丁日昌并未来台湾。 赖命这种恶习，在福建与台湾都相当盛行， 台湾自乾隆以来也还存在着大量的这类示禁碑。 诸罗县志风俗志写到汉人风俗时： 大抵诸罗之俗：......强悍险急近於秦， 遇事邨起喜斗、轻生图赖、歃血相要约反覆、 依溪山之险蠢动为他邑剧.......... 若夫琴瑟不调，必起而更张之； 游食唆讼，顽凶之尤者，所谓怙终不悛． 所以台湾这种轻生赖命的风俗由来已久， 福建方面或清代以前的状况，手上资料不太多， 所以想的都是以清季台湾为重心。（这里是台湾史版） 至於为什麽认为鼓励拓碑是跟整饬吏治有关， 除了碑文中的上下文外， 清代官员对福建省的印象极差， 特别是台湾府的官吏。 大家都很熟的： “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极；闽中吏冶之坏，至台湾而极” 光绪二年九月丁日昌就在奏摺写到： 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 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余非性耽聤逸，即剥削膏脂； 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险， 这是丁日昌认为台湾民变的主因。 是故其领台期间， 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在整顿这些贪官污吏上。 而碑文中罕见的鼓励被诬告者拓印法条来平反， 淡新档案中，可以发现这个命令已经传达的相当彻底， 为什麽还要鼓励这种行为？至少其他碑记上非常罕见。 观察丁日昌对於闽台吏治已经没有信心到一个程度， 或者也可以说怕被诬告牵连者不敢出面， 所以认为石碑所代表的法律权威， 透过拓碑可以被一般人所取得， 不只是法律知识上的公开，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权力的下放， 能够让官吏有所警惕，也给老百姓一点信心。 至於其中讼棍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要站在诬告者那方比较有利， 可以勒索钱财或报复仇恨， 站在被诬告者这一方， 应该就不能叫他讼棍，要叫他好人。 所以用搨碑手段来隔绝讼师似乎比较难说得通。 至於有没有人真的搨碑去平反， 现在也没有证据可以推测。 以上浅见请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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