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在看完许雪姬的《满大人最後的二十年》，以及<邵友濂与台湾的自强新政>一文 之後，就一直有个想法与疑问，到底当时南部士绅对现代化政策会有多高的接受度？ 满大人一书中提到，刘铭传新政的四大缺失中，其中一项就是人民在心理上和经济上 都不满新政导致的民心不服，刘铭传光是在台北挂电灯，就被北部台人当作咄咄怪事、 厌恶质疑，而台北已经是开港後比较容易接受现代化新事物的地区，还有这样的反应 ，忍不住让人质疑当时传统文化中心的台南，有可能接受电灯、火车、西式学堂等 西方文化的事物吗？ 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常常提到1895年以前反对西化、现代化的强力人士，就是 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传统士绅，每每以「奇技淫巧」蔑视西方进步的科学、武器与 机器，清廷想修铁路的时候，地方士绅就会以破坏风水为由阻止、拆毁铁路，而 李鸿章1880年代大造铁路的计画，也因为传统派(保守派)以种种理由反对而流产 (最大的理由是建铁路只会让洋人的军队快速攻进来，丧失国防险要)，以上种种 ，都让人深深怀疑，聚居在台南的大量传统士绅，会认为西式现代化建设是他们 想要的优良政策吗？ 芮玛莉在《同治中兴》一书中点名，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根本上是完全冲突的， 因此就是这种保守的儒家文化，使中国无法进入近现代社会(即同治中兴与自强运 动的失败)。依照这个论点深入分析，大概就可以知道为什麽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 大臣，会是李鸿章的淮军一系，因为淮军出身的文化水准不高，受儒家薰陶的程度 不如士绅出身的湘军，也因此比较能够不心存偏见，较开阔的接受外来事物并推动 现代化建设，而湘军出身的大臣如刘坤一，反而会在两江总督的任期上毫无现代化 建设。另外代入中法战争期间台湾的二刘之争，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麽湘军出身 ，文化水平较高的刘璈会受台南的传统士绅喜爱，并对军旅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 淮系刘铭传感到厌恶，并对刘铭传的现代化建设大加批评。 当然，二刘之争的渊源背景并不是如此简单，但似乎很少人去讨论当时台湾南北 文化水平差异造成的影响，我总觉得如果刘璈当上台湾巡抚并要在台南盖铁路的 话，那些支持他的地主士绅，恐怕是第一个跳出来大力反对的保守派。 总之，我觉得刘铭传会选在北台湾搞现代化建设，不完全是他偏心支持他的北台 豪族(雾峰林家、板桥林家)，也许他觉得在文化水平较低、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 北台搞现代化，遇到的阻力会较小，自然也比较容易成功吧。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40.122.38.56 ※ 编辑: age317 来自: 140.122.38.56 (11/22 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