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ette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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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摘要∮黄秀政
时间Thu Mar 2 22:19:15 2006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464&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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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yam.com/tdn/politics/200602/20060224248448.html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669&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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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class_NO=03&News_no=17936&Up_date=2006/03/01
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摘要∮黄秀政
编按: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上周公布「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报
告直指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
责任。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从2003年开始筹画二二八事件历史责任归属研究计画,邀
请基金会董事黄秀政、薛化元、陈仪深、张炎宪以及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
、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副教授陈翠莲、台北师范学院社教系助理教授何义麟等学者分
就不同领域执笔,本报获基金会之同意,自今日起节录各学者研究报告之精要,以飨读
者。
1947年2月在台北市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影响战後台湾历史发展极为深远的不幸
事件。论及事件的发生背景,可谓错综复杂。首先是长官公署体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
长官拥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监督之权,因此形成在台专权独断的无限权力
,再加上兼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更形成军政一元集权的特殊化,无怪乎当此体制颁
布後,许多台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体制在台湾实施期间,不断有人建议国府高层废除
长官公署,恢复省府制度。
其次是政治垄断与接收弊端。当时中国大陆人士垄断政府重要中高级职位,以及所产生
各种牵亲引戚、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
是经济统制与民生困苦。陈仪及其接收集团采取的是经济统制政策,也就是物资管制、
金融垄断、物品专卖,然而其後果却造成民众失业与饥饿的民生困苦之状。
第四是社会动乱与文化隔阂。由於部份来台军警纪律败坏、作威作福,再加上与台湾民
众的文化隔阂,造成彼此间的冲突对立,使得社会治安恶化,骚乱事件层出不穷。
军警无情扫射地方恐慌
事件虽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与安抚中迅速落幕,但此一事件对台湾的伤害却至深且钜,影
响深远。首先是打击台人心理,导致长期对政治恐惧与冷漠。在此事件前後,政府采取
粗暴的武装镇压,以公开或私下枪决的手段报复台人抗争行为,尤其是军警在街上无情
扫射开枪,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在绥靖与清乡行动中,更是大肆逮捕民众,引起地
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肃异己、诬陷罗织等方式,导致人人自危,惧谈政治,形成台
湾社会长期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
依附当局新贵踩着鲜血擢升
其次是造成菁英断层,影响地方政治生态。战後台湾的社会菁英,在「二二八事件」发
生期间,陈仪及其军警人员即开始有计画地逮捕,许多地方士绅或知识份子纷纷遭到暗
杀或冤死狱中。在事件之後,全台各县市参议员层级的本土菁英历经剧烈变动,八成的
地方菁英从政治领域中消失,形成菁英断层。而填补这些空缺的,却是一批依附当局的
政治新贵,不仅取代了传统地方菁英的社会地位,也垄断地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改
变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态。
第三是有利国民党一党专政,阻碍民主政治发展。战後初期,陈仪统治集团及国民党均
与台湾地方社会存有明显隔阂,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时,除大力削弱本土势力,造成
本土菁英的断层外,也进行国民党团内的派系斗争。
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检讨大陆沦陷原因与派系有相当
关系,因此进行党内重大改造,透过各种方法拔除中央及台湾旧有的派系势力,重新确
立个人的集权地位;并以两岸对立冲突局面,中国随时进犯台湾的威胁,藉以宣布临时
戒严状态,以高压统治方式箝制新闻、言论、集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优势,监控
逮捕异议人士,使得台湾社会长期处於白色恐怖的威权统治。
族群裂痕加剧不利文化发展
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阂,不利台湾文化发展。「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除陈仪政府的贪污
腐败所引起的民怨有关外,族群之间的冲突也有关联。惟由於族群彼此之间的误解与对
立所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却不因事件的结束而平复,反而让族群之间的隔阂更加深
化与持续,影响台湾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尤其是事件後,台湾社会菁英遭到当局迫害
与打击而日渐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响的力量,也造成台湾文化传承的断层;再加上中
央政府撤退来台,为营造政权的正统性,乃以传统中国文化作为工具,利用政府机关或
学校教育极力推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大中国的影子,日常生活就
在传统中国道德与伦理文化中渡过,台湾本土历史与文化遭到漠视而被边陲化。这种偏
颇的情形,直到1987年7月解严之後,随着本土意识高涨,台湾本土历史与文化逐渐受
到应有重视,情况才获得改善。
历史像一面镜子,所谓「前事不忘,後事之师」。如前所述,「二二八事件」诚然是战
後台湾史上极为不幸的悲剧。如何让二二八的伤口能够早日癒合,台湾二千三百万国人
能够早日走出二二八的阴影;台湾能够早日建立公义和平的社会,类似的不幸悲剧永远
不再发生,实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摘要者为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
第二节事件经过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一连串的偶然冲突引发,但探究其内容可说是各种远因
和近因所累积而造成的。探讨事件经过,目前社会上有许多官方与民间的说法,但二者
差异颇大,恐难辨明事实真相,仅能就众说加以择取,以较为公允、平衡的方式,加以
论述。
一、导火线
二二八事件最初发生的导火线主要是前一日(2月27日)下午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
北路一带)圆环天马茶坊的缉菸事件所引起的,然因相关单位处理不当,乃演变成不可
收拾的局面。
1947年2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专卖局接获密报,指出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菸等不法
活动。该局乃派叶得根、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傅学通六名查缉员,会同
警察大队所派四名员警前往搜查,但仅查获少许私菸。而後又依密报转往台北市太平町
天马茶房查缉。
缉菸官打人引爆大冲突
是日晚上7时半,这些查缉人员来到天马茶房,菸贩们见状纷纷逃散,仅一名40岁之寡
妇林江迈因逃避不及被当场查获。查缉人员欲将其私菸与所得现款悉数查扣没收,林妇
乃下跪哭喊,请求放他们一家三口活路,不要把全部的东西都拿走。路旁民众也纷纷聚
拢围观,有的亦开口帮忙求情,但查缉人员不予理会,林妇情急之下,乃缠抱查缉员叶
得根不放,该员竟一气之下,随手以所配手枪枪柄敲击林妇头部,以致林妇头部鲜血直
流。在场围观民众见状极为气愤,遂包围查缉人员,握拳喊打。这些查缉人员眼见情势
不妙,连忙分头躲避,民众则尾随紧追。
其中查缉员傅学通跑至永乐町(西宁北路一带),被紧追者拉抱住,傅员一时情急乃开
枪挣脱,却误击当时在自宅观看热闹的民众陈文溪(胸部中弹,送医後次日身亡,年20
岁)。此举更引起现场群众的不满,遂将查缉人员的卡车捣毁焚烧,并追至查缉人员所
躲藏之永乐町(西宁)派出所,後转至警察总局(中山堂旁),要求交出肇事凶手,将
之枪毙。
媒体助长声势星火燎原
当时曾有警局官员出面说明处理情形,惟数百民众仍激愤不已,无法谅解。在场群众获
知该查缉人员再被送往宪兵队第四团团部(台湾新生报社对面)後,乃又转涌至宪兵队
,群众纷纷聚拢围住该队部并呼喊交出元凶,宪兵团团长张慕陶几次出来威胁、规劝都
被群众的怒骂声给轰了回去。当时随群众一路跟来的《中外日报》记者周传枝(後改名
为周青)乃向《台湾新生报》报社的日文版主编吴金链借了一面锣敲打起来,藉以助长
群众激愤声势;也有其他青年在街上敲锣大叫:「台湾人赶紧出来报仇」、「不出来的
不是番薯」,锣响及群众声彻夜未已。
2月28日,天刚亮,由於昨夜群众要求缉私伤害人命之元凶未获处理,於是乃集结游行
,一时之间,大小商店相继关门,市民纷纷涌出观看。上午9时许,一批民众行经太平
町一丁目(延平北路)派出所时,却为该所主管黄某出面制止,由於黄某平时即仗势凌
人,民众愤而将其围殴,并捣毁所内物品。随後,10时左右,群众来到位於本町(重庆
南路)的专卖局台北分局,发现内有缉菸员警。群众以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凶手,乃冲
入局内,将其与另一警员殴打致死,又殴伤4人;并将该局所存物品全抛到街上纵火焚
烧。
下午约1点多,约4、5百名的群众,以锣鼓为前导,高喊口号地由台北火车站走向长官
公署请愿。群众方抵中山路路口,尚未到公署广场前,即被公署卫兵举枪阻挡前进。不
久,枪声大作,造成现场民众2人身亡、数名受伤,其余民众则四处躲避逃散。官方的
武力镇压引爆群众的愤怒情绪,一时之间高喊「打阿山」之声不绝,台北市街顿时陷入
血腥暴力的混乱场面。民众分据各交通要道、公共场所、旅馆商店,只要看到「外省人
」,不分男女,均以拳脚相向;外省人经营的公司也成为泄恨的目标。
下午2时左右,有些群众重新聚会在中山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随即占据公园内
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广播。其内容主要批判台湾自战後政治黑暗、贪污舞弊、米粮
外运、民不聊生等现象,并呼吁民众起来反抗,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以求生存。由於台
北的事件消息传到全台,使得原本单纯的地区性缉菸惩凶的抗议活动逐步扩大,成为蔓
延全台各地的冲突事件。
二、反抗行动与改革要求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发後,原本朴实无争的台湾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各种反抗行动或是
冲突事件陆续不断在全台各地发生。
(一)各地冲突的扩大
自2月28日下午,北部地区大多在当日下午或傍晚时分即传出零星冲突:以基隆为例,
在事件发生後当晚,已有群众攻击警察局、派出所、机关宿舍等,以及殴打外省人和军
人的情形。隔日,板桥、士林、新店、淡水、瑞芳等地也开始发生殴打外省人与攻击公
家机关事件;桃园镇自1日起接收县政府及驱赶警局官员;新竹市则於3月2日清晨开始
攻击外省人;宜兰则於3月4日地方民众收缴宜兰机场仓库及市警察局枪械,以及将外省
人悉数集中保护和设立救护所,救护伤患。
中南部则约在3月2日至3日才开始有反抗行动:如台中市民於3月2日先是游行示威,尔
後分别包围警局、专卖局台中分局及县长住宅;彰化市爆发市民殴打警官,捣毁什物;
云林地区於2日当晚发生地方青年、学生袭击区署办公室和警察局所,以及编组武装部
队;嘉义市民众则是包围市长孙志俊公馆,并殴打外省人及接收警察局、电台、市府等
机关;高雄市发生冲突事件是从3月3日傍晚开始,先有一○五後方医院的独立团第7连
第1排军队遭到攻击;盐埕区也聚集4、5百民众,欲攻击宪兵队。市警察局也被群众包
围,警察局长童葆昭的座车遭人焚毁,枪械弹药被接收。街上亦可见到殴打、抢夺外省
人及商店之事不断发生。
流血冲突多因反抗官署腐败 观察各地的冲突反抗,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反抗行动多为反
对官署的腐败,进而包围占领地方机关单位,有殴伤人员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
营军火库武器及物资等情形,另外也有许多因「省籍」的摩擦而引发的街头流血冲突。
(二)改革要求的提出
在各地混乱冲突之际,有部分地方人士与民意代表相率出面与官方交涉,提出改革之要
求。台北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成立於3月1日,在该会中决议,推派代表晋见陈仪,提
出由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等五项请求。经由陈仪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时,假中
山堂召开筹备会。但处委会内部组成分子复杂,其中不乏黑道、特务,以及相关利益人
士,并且内部成员的派系争权问题也逐渐浮上台面,尤其以蒋渭川为主的政治建设协会
与王添86、陈逸松等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最为明显。
3月5日,台北市处委会通过该会组织大纲,并首次提出八项政治改革方案,其要点为:
一、二二八事件责任应归政府负责;二、公署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
、警务等处处长,及法制委员会过半数,应以台湾人充任;三、公营事业归由台湾人负
责经营;四、立刻实施县市长民选;五、专卖制度撤废(菸酒公司依然存在);六、贸
易局、宣传委员会废除;七、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八、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之
安全。自此,处委会从过去仅提出与事件相关的治安、抚恤议题,进而决议建立明确组
织,并提出政治改革的诉求。
3月6日至7日,处委会持续开会运作。当日傍晚,一行人赴长官公署将所决议的大纲及
要求面呈陈仪,却被陈仪断然拒绝,且「将文件掷地三尺以外」,令在场代表「相顾失
色」。会後,王添86向中外广播,说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经过,并宣读32条大纲内文
以及被陈仪拒绝的详情。最後沉痛地表示:「处委会的使命已经完了,从今以後,这次
事件已不能单由处委会来处理,只有全体省民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也才能达成全体省
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体同胞继续奋斗。」
在此期间,蒋渭川曾应陈仪的请托,出面帮忙收拾局面,呼吁省民须顾全大局和台湾的
前途。唯此乃陈仪的缓兵之计,在国府军队尚未到台湾前的权宜措施。其实在事件初起
,在台官员皆认为此次事件是由於「奸人」煽动,并未因此反躬自省或秉公惩办,平息
民怨。对民众诉求与动乱,长官公署的处理态度就是先虚应敷衍,再分化打击,一方面
同意台籍代表之要求,由官民共同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另一方面,却又分
派军情人员混入处委会,居中破坏或监控与会者,并且通令各地机关首长镇静处置,积
极进行各种军事整备与人员部署之工作,以求内外夹击。期间虽曾发生高雄要塞司令彭
孟缉出兵镇压屠杀,而遭陈仪指责,但事後仍受上级嘉许。
到了3月7日,国府蒋主席电告陈仪,整编第21师以及附属部队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
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陈仪等官员在得知中央援军将至,乃开始翻脸不认人。3月10日
,陈仪下令解散处委会及各地分会,并四处逮捕、暗杀处委会有关人士。至此,处委会
居中调和、建言的任务宣告终结,原以为官方诚心诚意与民众和平解决此事件,那想到
陈仪大玩两手策略。天真的台湾人民一再受到国府官员的欺骗与压迫,这种无奈且怨忿
的创痛深深烙印在心中,永远无法忘怀。
(三)武装流血冲突
在二二八事件冲突当中,最令人震撼的便是发生在中南部地区的武装流血冲突,诸如台
中「二七部队」在埔里乌牛湳桥和日月潭与国府军队之激战,以及嘉义、云林民军发动
攻击红毛埤军械库、水上机场和虎尾机场等战役。
台中「二七部队」主要由谢雪红带领约四百余名青年学生组成,由谢氏自任总指挥,并
分任锺逸人、蔡铁城为队长、参谋等职,其他干部则有杨克煌、李乔松、古瑞云等人,
且将其部队细分各小队。
该部队原驻守台中市区,在国府军队登台镇压的消息传来後,为避免因市街遭遇战而伤
及无辜市民,乃於3月12日下午3时撤往埔里。不过很快地在3月14日便与国府军队展开
数次激烈遭遇战。先是该日国府军队进逼埔里附近之龟子头地方,遭到「二七部队」中
途截击;3月15日因国府军队拟从集集经日月潭进入埔里,与「二七部队」之突击队於
日月潭发生枪战,双方互有伤亡;3月16日,双方又於埔里乌牛湳桥展开激战,由於扼
守该桥之「二七部队」黄金岛小队占地利之便,将不熟悉地形之国府军队予以重创。然
而「二七部队」终因弹药不足,加上国府军队两路进逼,士气浮动,乃决定解散,队员
们或南下继续参加陈篡地的游击队,或各自回家避难。
在云嘉地区的武装流血冲突中,地方武力主要来自於中南部各地支援的青年或学生所组
成的民军。冲突开始於3月5日,嘉义民军发动攻击红毛埤军械库以及水上机场,战况激
烈,民军伤亡惨重。3月6日,守军与地方处委会双方谈判协商,主要为军队缴械、民间
提供粮食给守军。同日,另一支民军则包围云林县的虎尾机场驻军,双方爆发激烈战斗
。是夜,驻守军队因粮食不足等原因,乃突围而出,逃往林内。
3月7日,民军又攻下红毛埤军火库,国府守军在撤退前放火焚毁库房物资,随後转往机
场。3月8日,机场守军粮食有匮乏之情形,然由於得自台北空运与民间的补给,情况逐
渐好转;又和民军之和谈也暂时达成协议,机场水电恢复供应。最後在国府援军源源不
绝地进入中南部地区後,部分民军乃逃往嘉义小梅山中,进行长期游击战。
三、镇压与整肃
在反抗行动与冲突爆发後,国府随即展开一连串镇压与整肃行动,如此非但无法解决当
初人民抗争的初衷,进而造成台湾人民无辜的死伤之外,也加深省籍之间的隔阂。
(一)高雄市的镇压行动
高雄市由於当时驻军兵力颇多,因此虽有民众反抗行动,但未获得官方正面回应,反遭
受强硬的军事镇压,成为二二八事件当中,最为悲惨且血腥的受害地区之一。
高雄市爆发冲突事件是从3月3日开始,惟早在前2日,地方军政要员已获知台北二二八
事件之消息,市长黄仲图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即分别因应准备。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
缉因作风强悍,使得高雄市的冲突无任何和平理性的转圜余地,如3月5日有部份青年学
生欲攻击要塞司令部,彭氏以日语喊话,要民众缴械投降,并以机枪扫射鼓山地区及以
七五炮炮击高雄市体育场示威要胁。
下午2时,乃由市长黄仲图、议长彭清靠及地方人士等7人上山与彭氏谈判,彭氏因准备
不及藉故拖延,以考虑所提条件为由,希望市长等人隔日再来协商。殊不知翌日,待一
行人抵达要塞司令部,并与彭氏讨论後,讵料彭氏竟拍桌怒斥,大呼来人;而彭氏事後
却推说涂光明欲拔枪射击,乃遭彭氏副官扑身制止。结果谈判不成,反将涂光明、范沧
榕、曾丰明3人逮捕枪毙,其余监禁该部。
3月6日下午2时,彭氏下令军事镇压行动,军队兵分三路攻击市政府、火车站、高雄中
学。攻击武力除要塞司令部所属,另有第21师何军章团第3营分成二路合击。当要塞部
队抵达火车站时,曾遭高雄中学毕业生颜再策率领学生开枪阻挡,然因火力悬殊、寡不
敌众而败退,军队进而开枪扫射火车站出入人群。民众见状四处逃散,有的躲避不及在
路上直接遭到射杀,有的躲入地下道仍被尾随军队屠杀,造成火车站附近,哀号遍野,
伤亡惨重。
何团第3营在攻击火车站後,接着进入高雄第一中学,营救被「保护」的外省人及追击
逃散的民众。另一批部队则攻入市政府,谁也没有料到,军队一到市政府就无预警地丢
出手榴弹,并见人就疯狂开枪,造成律师陈金能与市议员许秋粽、黄赐等五、六十人无
辜惨死。当市参议员邱道得奉命劳军,进入市府时,脚下踩的都是屍体,市府内血流满
地,惨不忍睹。3月7日,要塞部队在市区内逐户搜查,不但抢劫民户,甚至强暴妇女,
市区混乱不已,宛如人间炼狱。
(二)各地的整肃:「绥靖」与「清乡」
中央派兵来台後,陈仪随即宣布全台戒严,各地自此进入恐怖捕杀时期。「绥靖」就是
以武力镇压抗争;「清乡」则是清查户口、搜捕可疑分子,并办理「抚慰」、「自新」
之工作。根据警总与整编第21师所拟的「绥靖」计画,自3月20日後将全台划分由5个「
绥靖」区扩大为7个,以该区最高军事单位主管为司令,并配合「绥靖」计画,颁布「
清乡」计画、「自新」办法及情报部署。计画先以巩固基隆、台北、新竹防务为要,在
控制台北及周遭据点後,继续分兵向南推进。
兹以全台各地的「绥靖」和「清乡」情形说明如下:
1.北基宜地区
3月8日下午,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与宪兵二营在基隆登陆後,当天晚上,在台军警开始反
扑报复。然而,早在8日前一日,陈仪即下令准备各种配合援军的各项工作,包括集合
所有部队待命、保持台北基隆间交通及电厂之安全、监视处委会人员之活动。8日夜10
时30分,长官公署下令攻击处委会,一时之间枪声大作,与会者或遭捕杀或开枪反击,
场面混乱不已。除此之外,在圆山、警总、长官公署、台湾银行及其他地区也不时传出
枪声。
9日凌晨,宪兵第21团第1营自基隆抵达台北,陈仪随即宣布台北戒严,通令全省「搜捕
奸暴」。在台北市除8日晚至9日曾有零星的攻击事件外,10日後因国府援军不断进驻台
北,大军压制使得镇压行动未遭受任何反抗就宣布结束。在此期间,长官公署开始解散
各地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各种「非法组织」;查封多家报社、学校及查扣「
反动刊物」;捕杀处委会干部或地方士绅,诸如王添灯、陈炘、林茂生、宋斐如、阮朝
日等皆惨遭毒手,至今下落不明。
「绥靖」镇压结束後,3月28日台北地区展开「清乡」工作,主要为清查户口、搜捕「
暴徒」、办理连保切结,由同邻里中户长3人为保结人、收缴武器军品。整个「清乡」
工作持续至5月中,至新任省主席魏道明莅任後,5月16日解除戒严为止,整个台北县市
之「绥靖」结果,据警总统计,被击毙之「暴徒」为11人、俘获者51人、「自新」者5
人,共计67人;另据「台北绥靖区司令部」之统计,经办之「人犯」共有313人,非军
人计有298人,其中「暴动」者为214人,其余为「抢劫」、「诈取」等「罪犯」。经审
讯後,「犯罪成立」者174人,保释者139人。
基隆、宜兰地区之「绥靖」工作,主要由基隆要塞司令部全权指挥,整编21师438团第2
营从旁协助。3月10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奉命展开「绥靖」工作,是日派兵增援金包里驻
军,12日又派兵前往瑞芳、四脚亭、九份、金瓜石一带镇压,并搜查淡水中学。3月15
日,将宜兰、苏澳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部署兵力。「绥靖」工作至3月21日,大
致完成,据估计由基隆、宜兰各地区补送「绥靖」部办理者87人,其中死刑3人,被送
劳动训导营11人,未决8人,送总部12人,送法院8人,交保45人,另外俘获武器则各式
枪枝数千支、弹药量达十万之谱。
3月24日,「基隆绥靖司令部」依警总命令展开「清乡」行动,彻底清缴武器、清查户
口、连保切结及「自新」工作,至4月12日结束。
2.桃竹苗地区
自3月4日新竹防卫司令苏绍文抵达新竹地区,随即实施戒严,并於6日颁发军民遵守事
项之公告,本地区就无重大事件发生。到了3月9日後,新竹地区亦开始进行「绥靖」工
作,期间曾於员树林、杨寨虎子山发生小规模的武力冲突,总计「嫌疑犯」27人被逮捕
。3月24日,又展开第二阶段「绥靖」工作,进行更严密的搜查武器、「扫除叛徒」及
清查户口行动。
在「绥靖」工作之後,则是4月11日进行的「清乡」行动,内容包括:规定各机关团体
工厂职工配章、举行户口总清查、办理连保切结、收缴民间武器、办理「自新」及宣导
工作,此行动从4月初持续进行到6月,总计68人遭到逮捕。
3.中彰投地区
中彰投地区的「绥靖」工作开始於3月13日。是日下午,整编第21师先遣部队进驻台中
,随即於市区展开镇压行动。3月14日,21师向空军三厂借运输工具,藉以运送146旅
436团官兵约800人,期间屡次与「二七部队」发生激战,双方互有伤亡。3月17日,21
师获知「二七部队」解散消息,乃进驻埔里。
在武力镇压结束後,21师随即展开分区「清乡」工作。当时,本地区各县、市政府根据
行政长官公署颁布的「台湾省县市分区清乡计画」,依照各县市特殊情况,分别订定「
清乡实施办法」、「搜查实施计画」、「自新手续要点」等,积极进行收缴枪枝、逮捕
人犯、恢复学校及社会秩序、清查户口、办理「自新自首」之各项工作。根据各县市统
计,本地区合计517人被逮捕及当作人犯处理,其中死刑8人、徒刑40人、保释223人、
移转管营183人、送训导营61人、正判报中2人;收缴武器枪枝约百支、弹药二万余发;
「自新」者2,586人。
4.云嘉南地区
3月14日,随着国府军队陆续开入云嘉南地区,本地区也随即展开「绥靖」工作。不过
国府军队却在斗六镇与陈篡地率领的游击队展开市街巷战,後陈氏因寡不敌众,转入嘉
义附近的小梅山中。
3月16日後,国府军队曾与陈氏的游击队发生几次激战,游击队虽遭重击,但由於山区
地形复杂,国府军队却无法彻底消灭陈氏残部,因此直至「清乡」结束,游击势力仍在
小梅、樟湖等地活动。
随着镇压游击行动之後,本地区各地也分别於4月初实施清查户口、收缴武器、「自新
自首」等各项「清乡」工作。其中,台南县市清查该县市「非法组织」15个、122人被
逮捕、44人被通缉,另查获各式枪枝、弹药及刀械武器。
5.高屏地区
高雄地区的「绥靖」、「清乡」工作於3月7日下午展开,除清查户口、收缴武器外,另
抛售粮食、救济难胞、调查损失、恢复交通之各项工作。「绥靖」期间并召开多次会议
,谋求善後事宜。高雄市的「清乡」工作完成於4月底,结果共384人被俘获,收缴武器
计各式枪枝五百多支、弹药十二万余发。
屏东县市则於3月8日第21师刘和啸部队进驻後,市区宪警即开始拘捕「人犯」,并收缴
武器、清查户口、恢复秩序、「惩办祸首」、抚恤伤患、调查损失等「清乡」要项。至
4月5日结束「清乡」时,本县共130名「嫌疑犯」遭到逮捕。
6.花东地区
花东地区的「绥靖清乡」工作,系由第21师独立团与第2营分别由凤山、宜兰两地开进
本地区执行,3月18日两队於台东会合,随即於花莲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拟定
「绥靖」计画并划定分区负责,展开武器收缴、情报蒐集、水陆交通检查、通信管制、
港口检查、宣慰抚恤、邮电新闻检查等工作。结果,据「东部绥靖区」统计,共189人
被逮捕,其中台东县55人、花莲县134人;另有「首谋重犯」台东县6人、花莲县7人被
「通缉」。经军法官侦讯结果,「盲从附和准予自新」者64人、「罪轻拟送训导营受训
」者65人、「罪重拟送处徒刑」50人、10人被处死刑。
随着「绥靖」阶段完成,本地区於4月初开始「清乡」工作,首先订定「清乡」办法和
步骤,4月中旬起,各乡镇陆续办理「自新」工作、清查户口、取具连保连坐切结、填
发居民证、收缴武器军用品等。本地区迄该年10月止,「获准办理自新」者,台东县有
574人、花莲县有234人。
7.澎湖地区
澎湖地区在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後,由於当地要塞驻军强力固守,加上地方要员居中协
调,使得地方显得相当平静,仅有一、二件骚动事件。而在台湾本岛进入绥靖行动之後
,本地区则於3月20日被划为马公绥靖区,由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主持,展开「绥靖」
各项工作。在「绥靖」期间,地方军警除防止本岛要犯潜逃至澎湖各岛屿外,亦加强监
控、搜捕「嫌疑分子」,然曾发生警察局长藉机报复,逮捕民众之事。「清乡」工作则
於4月14日开始,由地方军警政三方面共同执行,但仍以军方为主导,此期间除「搜捕
嫌疑犯」并收缴武器,截至5月15日告一段落。
在全台及澎湖地区大规模实施「绥靖与清乡」工作过程中,由於各地抗争武力皆属临时
组成毫无训练,加上反抗势力分散,单薄的武力实不足以对抗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因
此整个「绥靖」计画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暂抵抗之外,其余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绥靖
」、「清乡」期间,各地传出不少地方人士因个人恩怨或派系纠葛,而遭人恐吓勒索、
密函陷害或报复暗杀;也有不少民众在镇压时,被无辜滥杀而沦为枪下亡魂。根据1992
年2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总计全台
和澎湖地区在镇压与整肃前後的死亡人数,以人口学的推计约在1万8千至2万8千人之间
。
四、调查、「宣慰」与长官公署的改制
在「绥靖与清乡」期间,国民政府为舒缓台湾人民因军事镇压所引起的恐慌与不满,以
及长官公署体制的不当,乃积极进行调查、「宣慰」与长官公署体制的改制。3月8日,
福建台湾监察使杨亮功奉派来台查办事变;3月10日,杨亮功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指
出:「中央对於台省此次发生的不幸事件,极为关怀,特电令本人前来查办。现本人刚
到此间,一切情形尚欠明了,希望各方人士尽量供给意见,俾可转达中央。本人以为目
前最迫切之事,莫如发挥同胞爱之精神,不分彼此,迅即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
。中央素以宽大为怀,蒋主席对於台湾地方之重视及对於台胞爱护之恳挚,可从蒋主席
上次莅台时所发表之言论中见之,毋待赘述。本人相信中央对於此次事件必有合法合理
之解决。」杨氏随即分赴行政长官公署、各军警机关及学校,以及各县市视察。
3月17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奉派偕同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
央团部第2处处长蒋经国等一行14人来台「宣慰」。白崇禧抵台後,随即对台民广播,
宣示政府的「宽大」政策及处理原则,希望全台同胞尊重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白
氏在台「宣慰」行程中,除走访全台南北各地视察政府机关单位外,又与地方乡亲父老
座谈,藉此听取各地人士意见,期间并要求军警人员不得挟怨报复,嫌疑人犯皆应秉公
速审,参加「暴动」青年学生免究等原则,因而使台籍伤亡人数得以减少。
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来台,协助杨亮功进行调查。杨亮功、何汉文在
台调查事变期间,曾与国防部长白崇禧交换处理事变之意见,他们的职责不相同,但意
见大致相似。4月2日,白崇禧返回南京,结束约二周的「宣慰」行程。4月11日,杨亮
功等亦搭船转沪返京,除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报告二二八事件详情,并就政治、经济、
教育、善後处理四方面撰拟报告书,建议今後改革意见;随即晋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面陈事变经过。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亦着手进行长官公署体制的改制计画。从3月8日开始,国府主席兼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即嘱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与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进行拟定
「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其内容大致包括改制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制、省主席
不兼警备司令、省府委员各厅处长尽量起用台人、县市长提前民选、政府机关中之台人
外省人待遇应一律平等、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减小、现行政经政策与中央法令抵触
者应修正或废止等八项改革。3月10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与陈立夫、李翼中等人将所拟
定之「处理台湾事件办法」签报给国府主席蒋介石。
3月17日,蒋介石即将此处理办法对台湾民众广播,呼吁台湾同胞确保守法精神、恢复
社会秩序、为建设台湾、建设「祖国」而努力。4月22日,行政院院会决议撤销台湾省
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并撤换陈仪,改派曾任驻美大使、素有开明之誉的
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政府委员、
厅长、处长人选,在全部22名之中,台籍人士占12名,刚好过半数。5月16日,台湾省
政府正式成立。
二二八事件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与安抚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对台湾的伤害却至深且钜,影
响深远,不但打击台人心理,导致长期对政治的恐惧与冷漠;造成精英断层,影响地方
政治生态;而且有利国民党一党专政,阻碍民主政治发展;加深族群隔阂,不利台湾文
化发展。
本节拟以下述四小项分别论述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伤害如下:
战後初期的台湾,由於甫脱离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一般人对於新的时代充满殷切的期待
,特别是地方上的士绅阶层或知识分子更是兴起一股参政的热潮,以贡献己力、与闻政
治为荣。例如以1946年4月选举省参议员之事来看,当时应选名额仅30名,然而全台登
记参选省参议员的候选名额,竟高达1,180人之多。从参选的踊跃情况,可以想见当时
人们对政治的高度兴趣与期待。
台人对政治恐惧与冷漠
然而,这样的期盼却在陈仪来台接收集团的各种贪污、舞弊等事件不断发生下,逐渐失
望与灰心;再加上行政长官公署对於台人不平等的待遇与歧视下,更让台湾民众不满,
因而引爆二二八事件。在此事件前後,政府采取粗暴的武装镇压,以公开或私下枪决的
手段报复台人抗争行为,尤其是军警在街上无情扫射开枪,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在
「绥靖」与「清乡」行动中,更是大肆逮捕民众,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肃异
己、诬陷织罪等方式,导致人人自危,惧谈政治,形成台湾社会长期弥漫着白色恐怖气
氛。
经此事件,民众原本对政治充满热忱,却遭政府压抑摧残,严重打击台湾人民心理,产
生对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惧与冷漠,使许多经历浩劫的人们绝口不提二二八事件
,甚至劝诫其子弟远离政治是非圈。例如受难者《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其女儿
阮美姝於1991年接受口述采访时说:「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之阴影下,他们不敢也不能站
出来替自己的父兄辩白,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为了子女的前途,不敢告诉他们是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後代。」而对政治的恐惧与冷漠感,也直接表现在政治的参与上。
对照事件前的省参议员选举热烈情形,在事件後於1951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临时省议员
选举,应选名额55名,但候选人仅有140人参选,两相比较之下,可明显了解台人对政
治已不再有所期待,即使当选省议员者亦低调行事。1947年6月,时当事件结束之後,
当时省参议员韩石泉回忆道:「6月20日-30日开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参议员出席者
不上20名仅及全体3分之2,大都意志消沉,噤不作声,与第一次大会比较,恍如隔世。
」
除此之外,由於屡受当局的压迫与打击,长期下来导致台人存有被迫害意识并造成省籍
情结,甚者更有人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在海外从事台独运动,即使在1987年解除
戒严後,对於参与选举与政治活动仍可见此种心态,间接影响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诚
如张炎宪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是二次大战後影响台湾最具深远的一次事件。至今台
湾很多政治社会问题,仍然起源於此事件。」
精英断层影响地方政治生态
战後台湾社会精英,主要承袭日治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声望与地方影响力,他们多是地方
士绅或知识分子,其职业包括律师、教师、医师、新闻记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
之成员。由於这些精英在地方上具有相当影响力,在战後初期也曾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
或相关政治组织,形成一股势力,因此陈仪抵台不久即有意加以削弱,期间曾逮捕10余
名日治时期亲日的士绅,另有一百余名则在其预定逮捕名单中,经监察委员丘念台奔走
劝阻下才免於牢狱之灾,但陈仪对台籍精英的翦除阴谋,早已埋下伏笔。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陈仪及其军警人员即开始有计画地逮捕台湾社会精英,许多地
方士绅或知识分子纷纷遭到暗杀或冤死狱中。例如省参议员王添灯,因时常针砭时政和
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当局所忌而被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命卫兵在其身
上淋汽油,点火烧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时任台湾大
学教授的林茂生,因创办《民报》得罪陈仪而被情治人员带走,从此一去不回;台湾本
土金融钜子、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陈炘,亦因得罪当局而在病榻中被刑警带走,不知下
落为何;着名画家、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嘉义
市参议员潘木枝、卢?钦、柯麟等人,因赴嘉义水上机场交涉和平事宜,却遭逮捕於嘉
义火车站前公开枪决;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於事件中劝阻青年人抗争行动,竟遭士兵
逮捕,受到酷刑屠杀;制宪国大代表、花莲县参议长张七郎,以及两个儿子张宗仁、张
果仁,无故被捕,亦惨遭枪杀;其他像省教育处副处长、担任《人民导报》社长的宋斐
如,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台
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及其律师弟弟李瑞峰,医学博士施江南,《台湾新生报》总经
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链,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
、陈屋,以及前新竹地检处检察官王育霖,制宪国大代表兼省参议员林连宗等其他无数
的全省各地精英们,都遭受无情的捕杀,至今下落未明。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是未曾
参与事件经过或自认是善意协助政府者,然而皆遭遇不幸。上述台湾精英受难日期,详
参表三「二二八事件台湾菁英受难一览表」。
此一不幸事件,对台湾社会精英打击甚大,也间接影响地方政治生态。例如台北市参议
会的26位参议员中,有19位被当局列为事件的「主动及附从者」,而其中有4位被谋杀
、7位遭监禁;当时代表台湾最高民意机关的省参议会,总计30个参议员中,有6位参议
员惨遭杀害、5位则分别被通缉与监禁。另外,由於许多地方人士在历经事件中的恐怖
屠杀与逮捕之後,对於政治开始采取疏离与冷漠态度,根据吴乃德、陈明通的研究显示
,基层的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後不再参与体制内的选举,成为全台的普遍现象。在县
市参议员层级上,全台将近七成的参议员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坛,只有三成的参
议员愿意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而愿意继续参与体制内政治活动的本土精英,成功连任的
参议员只有总数的二成。其结果是,在事件之後,全台各县市参议员这个层级的本土精
英历经剧烈变动,八成的地方精英从政治领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断层。
然而,填补这些空缺的,却是一批依附当局的政治新贵。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过去毫
无政治经验和政治地位,却在当局的庇佑下,经由地方选举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作
家吴浊流的小说《狡猿》中,对这些政治新贵曾有生动的描述:「现在的人,白丁可以
做代表,不识字可以当议员,公学士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局长。」但这些人的出现,
不仅取代了传统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也垄断地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改变地方原有
的政治生态。
三、有利国民党一党专政,阻碍民主政治发展
随着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派陈仪来台主持接收事宜,国民党各派系也纷纷跨海来台发展
。但由於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期间,国民党甚少来台了解联系或发展组织活动,因
此战後初期与台湾地方社会存有明显隔阂。起初,国民党除了借重日治时期前往中国发
展的台湾籍人士担任要职,作为居中协调的角色外,也以三民主义青年团或各种政治组
织深入地方社会,以谋求对台湾更完整而全面的统治。然而,由於日治时期台湾地方士
绅或知识分子,在日人统治下也逐渐发展自己在地方上势力范围,如再加上国民党各派
系情形,可说在战後初期,国民党在台湾发展仍处於不稳定且分散、各方制衡竞争的局
面。
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时,当局除大力削弱本土势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断层外,也进行国民
党团内的派系斗争。例如陈仪将屡屡为文批评他的CC派要角、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
、上海申报驻台特派员曾今可拘捕下狱;省党部调查处长苏泰楷、宣传处长林紫贵、组
训处长徐白光也被列入逮捕对象。此外,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始终认为事件一开
始即是CC派藉扩大事件来打击代表政学系的陈仪政府。但经此事件後,国民党势力却逐
渐崛起,以高雄市为例,据时任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徐鄂云指出,台湾高层党政不和
,陈仪不容党务活动,所以各县市国民党一年多来,充满怨气。故二二八事件发生後,
高雄市民响应,党部曾利用机会集合筹划。而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失势後,国民党则趁机
出面,参与了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调查委员会,与高雄知名人士负责审查被捕人犯是否
真为「暴徒」。若不是,则予以释放,并配合进行高雄市的善後工作;国民党经此事件
,开始水涨船高,在日後高雄政坛上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尤其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
撤退来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检讨中国大陆沦陷原因与派系有相当关系,因此进行党内
重大改造,透过种方法拔除中央及台湾旧有的派系势力,重新确立个人的集权地位;并
以两岸对立冲突局面,中国随时进犯台湾的威胁,实行戒严统治,箝制新闻、言论、集
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优势,监控逮捕异议人士,使得台湾社会长期处於白色恐怖
的威权统治。
国民党在有效地掌控台湾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下,进而奠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
。然而,由於长期一党专政甚久,在内部保守且逐渐腐败下,也造成若干弊端,阻碍台
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首先,为维持威权统治局面,因而长期压制民主运动,造成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迟缓。民
主政治之意义即在於具有多元、不同声音的存在,但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是绝不容
许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否则将严重威胁其权威基础。因此在解严之前,台湾的民主运动
长期遭受国民党的打压与箝制,如限制言论自由、查禁没收进步刊物如《文星》、《美
丽岛》等党外杂志;又打击自由主义者或异议人士,如1960年9月自由主义者雷震在筹
组「中国民主党」时,被国民党以涉嫌「匪谍案」被捕;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
授彭明敏及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等人在台北草拟宣言,鼓吹「台湾自救运动」,结果
被情治人员逮捕,以叛乱罪起诉。此外,1977年11月9日1万多名群众包围中坜警察分局
抗议处理选务不公而爆发的「中坜事件」,以及1979年12月10日党外人士与群众在高雄
市街举办国际人权日大会,却与警察爆发严重流血冲突的「美丽岛事件」等,皆为国民
党压制群众民主运动的例证,使得民主政治一再受阻而停滞不前。
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系列完 族群裂痕加剧重创台湾文化发展◎摘要∮黄秀政
2006/3/1
由於国民党有其外来政权及省籍分歧的因素限制,战後初期虽曾压制本土势力,但为统
治正当性,仍需要地方人士的支持,乃给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与笼络手
段。具体而言,有如下四种方式:第一是政府特许下的区域性独占经济活动,这包括银
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农渔会及汽车客运公司;第二是省营行库的特权货款
;第三是省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公部门采购,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包揽;第四是以地方
政府公权力所换取的经济利益,例如表面上合法的利用都市计画或公共建设规划来进行
土地投机炒作,或是以公权力来掩护非法性的经济活动如经营地下舞厅及赌场。透过这
些经济特权,地方派系即可在选举中为国民党动员群众、汇集选票(包括买票贿选和利
用血缘、地缘关系),稳定国民党一党专政局面。
四、加深族群隔阂,不利台湾文化发展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除陈仪政府的贪污腐败所引起的民怨有关外,族群之间的冲突也有
关联。然而往前来看,在日本战败投降後,台湾人重回到「祖国」的怀抱,半世纪以来
的辛酸心情驱使他们欢欣鼓舞,从张灯结彩、列队欢迎祖国军队的热闹场面,到人人争
相学习北京话、参加各种政治团体等学习活动,无不说明当时台湾人满心欢喜迎接祖国
人士的到来。不过,因彼此生活习惯、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份来台军警的恶劣行为
,让台湾人对「祖国」人士的幻想与好感破灭。诚如事件受难者、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
所创办之《民报》在社论〈记取去年今日〉一文所指出:「鸟兔匆匆,倏忽已过一周年
,回忆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犹历历存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拿一年前此日的社会状态
和台胞的心理作用,与今日的实况互相作〔比〕较,大有今昔之感。现在百物腾贵,民
生困苦,盗贼增加,治安未上轨道。贪污日盛,政治尚缺修明,人民不满发而为之怨言
,期待失望,兴奋与热情俱归冰冷,与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
然而彼此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所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却不因事件的结束而平复,反而让族
群之间的隔阂更加深化与持续,影响台湾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尤其是事件後,台湾社
会精英遭到当局迫害与打击而日渐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响的力量,也造成台湾文化传
承的断层。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来台,为营造政权的正统性,乃强力灌输中国文化,使
得整个社会充斥着大中国的影子,台弯本土文化遭到漠视而被边陲化。例如当局强制性
地推行国语,藉此压抑本土语言并贬抑其价值,使得「台湾的小孩在学校不准使用台语
交谈,如果稍有疏忽,无意讲了两句,便要受到处罚」,影响日後有些台北市台籍的学
生,尤其是中学女生,不愿意讲台语,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她们认为讲台语「没有气质
」、「低水准一点」。很多日治时期台湾本土作家或创作者在国民党来台後即封笔或消
声匿迹了,例如作家张文环於1933年自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毕业,同年发表处女作《落
雷》。此後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说、散文或剧本发表於岛内各种文艺杂志或报章。但自二
二八事件後至1957年,台湾正处於所谓「白色恐怖时代」,他不但未发表任何作品,也
誓死不学习中文与北京语。取而代之的是,一批从中国而来的人物与作品,例如徐速的
《星星月亮太阳》、王蓝的《蓝与黑》等描述中国抗战时期的小说。此外,学校教育尽
是中国悠久历史与广大地理的教学,却少有台湾历史与地理的认识,因而学生只知中国
对日八年抗战,却不晓得什麽是「二二八事件」;只知道中国东北长白山,却无法说出
台湾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种种,皆肇因於国民党统治心态的偏差与狭隘,以致当局无
法廓然大公地认同台湾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国正统意识,压抑台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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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书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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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推 allenmu:恩,这感觉不像老师写的XD 03/03 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