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需要在意识型态上泛绿的可能范围 才能从各种社会结构与历史事实中 提出demographical(呃 这个中文叫什麽去了?)的解释 过去曾经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所谓的党外是所有非国民党势力的结合 但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瞻前顾後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毕竟当初费希平或陈映真甚至李敖等人 与党外-泛绿基於共同目标而与国民党的对抗有没有群众基础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基於意识型态与现实政治的落差 倒着看也能看到一些东西 从党外-泛绿支持者还有其分布长远来看 其实与一个区域都会化的时间正相关 在日治时期由於糖业和早期加工业及交通的发展 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出现一串聚落 包括嘉义市或麻豆镇或台南市等地区 我们姑且可以称做"旧都市带" 这种发展到日治中後期的高潮就是高雄市 相较之下在台湾中北部地区 农业和早期工业的资本集中除了今天的台北县市和基隆市以外 相对较低 无论南北这些日治时期就成熟的都市成为了党外-泛绿的基本票源 相反地在农村 特别在中北部工商业较落後的农村 则成为国府迁台以後各种工业成长的基地 这样的对抗最明显的就是新竹市旧城区和关东桥附近科学园区的政治对峙 不过讨论到此就必须讨论到省籍这项变因 从各种田野调查我们就可以归纳出 外省籍选民的政治选择与地区无关 而与经社条件有关 与军方渊源越深者越偏蓝 但无论何种其波动在统计学上意义都不是很大 因此像台北市这种老都市 纵然提供了泛绿基本盘的经社基础 也事实上提供了大量的选票 但在选举结果上 显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不过仅就25%的老台北人分析 其偏绿程度应高於南部) 嘉义市的省籍对抗不若北市严重 又做为老都市的一员 泛绿支持者较多是很正常的 比较值得探讨的是已经近到不该在历史类版讨论的嘉义县 用一句话交代的话 就是随着都市化程度提高与交通便捷 乡村地区受都市更多影响 派系只是顺势而为 当然也有都市没落被邻近乡村影响的反例 例如基隆(特别在1970年代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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