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番头家》的前言。 社会学家们，回来作历史研究吧！ 柯志明 中研院社会所 写完《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一书後，社会学会通讯的编辑吴嘉苓邀 我发表感言。有监於历史社会学在当前欧美学界大放异彩，我自己却似乎是台湾社会学 界唯一自我宣称是搞历史社会学的人，不免羞惭难以见人。[1]然几度思忖，目前的处 境实难脱特立孤行之讥，是以有必要向学界同仁们交心一下，也盼望透过发声与对话， 将来能「德不孤必有邻」。 做起清代台湾史的研究，如果称不上是惊世骇俗的话，多少还是给我的社会学同仁们带 来一些复杂的感受。一位长年的同侪在公开演讲的场合中质问我：「这在什麽意义上叫 做社会学？」在不同的场合里，我被迫澄清相近的疑惑，也曾经跟不少人聊起自己与历 史学接触的体验。藉着这个机会，我把得到的一些领悟与感想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历史学的「租界」 我并不是说自己从前只做当代社会的研究，没有碰过历史。过去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日治 台湾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研究上(Ka 1995)。日治时代的资料相当系统、完整，而且与 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学门）关心的研究议题（农业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 转型等）息息相关。我注意到台湾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最近吹起的一股台湾 史热。这阵热潮虽然多少起於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想要从过去抓取某些线索来自我定位 ，但不可否认的，日治时代资料的性质是吸引社会科学家进入参与「历史研究」的重要 诱因。当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们运用日治时代的数量资料在他们熟稔的数学模型里悠游， 测试自己心仪的一般模型 (general model) 时，自不难了解这个道理。 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并非不请自来。在过去威权统治的时代，日治台湾研究近乎 沦为民族精神教育的反面教材。我们注意到，历史学家自己多少也厌恶於这种把日本人 的一切作为庸俗化为殖民支配的政治化分析。在社会情势与学术界对台湾史研究求新、 求变的压力不断逼迫之下，历史学家不吝的让社会科学家参与日治台湾的研究。或许部 分出於对掌握数量工具的自谦以及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 (general theory) 的不熟悉， 历史学家对於（相当接近现代社会的）日治台湾研究甚至自限於特定的范围，而割出了 「相当大」（如果不是任人予取予求的话）的地界给社会科学家。以至於，当我以政治 经济学之名进入日治台湾研究时，自觉理所当然，一点也不觉得有必要修改过去社会学 的「坏」习惯。 我的日治台湾研究并不避讳使用统计与数量的工具。当然，在前面提及的经济学「玩家 」们的眼中，这不过是些雕虫小技。我自己觉得，我那些作品如果真有吸引历史学家们 注意（或者说「侧目」）的地方，大概是引入了理论的一般模型从事历史研究。我在这 里必须先宣称，如果这种作法「有罪」的话，我不见得比经济学家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家 们更罪孽深重。至少，我并没有把一般模型直接套用在资料上，而是尽量小心的把既存 的两种一般模型──矢内原忠雄 (1929) 的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模型与川野重任 (1942) 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均衡模型──放到资料上去检证与批判。两位学者处理的是他们当 时的重要社会经济课题。当我依社会科学家使用一般模型研究当代社会的习惯，与他们 对话时，觉得相当自然，并没有在做「历史」研究的感觉。 虽然充分敬佩他们两位先进理论结构的完整性，但鸡蛋里挑骨头的我还是找出了经验资 料与他们所提供的一般模型有所抵触的地方，从而开始建构我自己的模型。事实上，我 的作法相当简单。当两位成名的学者，依东方传统礼仪相敬如宾互相称许时，我刻意强 迫他们两位在经验资料与理论上做针锋相对的对话。具体的说，我意识到两个一般模型 基本上是对立的（试想一个马克斯主义学者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者碰在一起的情形）， 遂强迫矢内原忠雄跨出他垄断资本主义模型下的糖业部门，川野重任跨出他市场均衡模 型下的米作部门，把理论应用到对方研究的部门试试看。结果非常有趣。个别的理论在 自己挑选的部门里相当自得圆满，但到对方的部门里却显得捉襟见肘而且自以为是。直 觉上，米糖这两种台湾主要的作物间当然会有重要关连（最少在生态上都明显可以看得 到），双方的一般模型却仅将这个关连当成残余的现象处理。这个空隙，正是我可以得 心应手进入的地方。您可曾注意到，西方战後这几十年来发展理论 (development study) 领域里最大的争辩就是发生在「新」马克斯主义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间， 而我接受的研究所训练刚好承接了这个传统。 不过，坦白说，我的日治时代研究并不是纯然在抽象层次大理论上操作。当我把台湾拿 来与世界其他热带殖民地的蔗作农业作比较时，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什麽台湾不 像其他的殖民地采雇工式的大规模栽植，而是由日资糖厂向土着个别的小家庭农场收购 甘蔗原料呢？显然一般模型层次的资本逻辑 (logic of capital) 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非常历史的：先存的土着社会经济体系与资本的互动造成这个结果。这是 历史学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受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 我的社会学同侪们却不见得会喜欢受到这个历史学「常识」的约束。从事历史研究的社 会学家（正如前述的经济学家们）习於拿先存的理论到历史里测试。社会科学家往往不 经意间选择性的取用史料来检证运作化了的理论假设，以呈显一般法则的力量，并增益 及丰富大理论 (grand theory) 的内涵。前面提及矢内原忠雄的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模型 在糖业部门里充分展现它掌握现象的理论力量与逻辑的完美。川野重任的市场均衡模型 在米作部门里亦然。虽然如此，这种作法却不免受限於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过，为求 深化他们所服膺的大理论，这似乎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同样的，社会科学家们一向习 於从当前的经验去概括化历史现象，再压缩到普同性的一般模型里。在从事历史研究时 ，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往往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我们讨论社会变迁的「模式」却拙 於处理变迁的「过程」（或者，以极端的案例来说，仅以统计相关呈现社会变迁过程， 而剥尽其叙事 [narrative]──说故事 [story-telling]──的一面）。我们认定社会 变迁是结构性的，但却似乎没有同等的在意结构也会变迁。 台湾史研究者的自谦与划地自限或许说明了我与其他使用一般模型的社会科学家们进入 日治时代历史研究的合法性。但这当然并不表示历史学家对这种异类的、「非历史的 (ahistorical)」历史研究的欣然接受。历史学割让出来让社会科学家进入的领域，我 戏称之为「租界」。眼看外人在「租界」上嚣张的自行其是，显然不是一件令历史学家 们愉快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自以为可以跟历史学家们相安无事，直到不小心跨入清代 台湾史研究。这时候的我才真正经历到所谓的「文化冲击」：认识到历史学是一个不一 样的传统，在方法、研究取向、乃至心态上都截然不同於我过去所习惯的社会科学。 鸡同鸭讲 走出「租界」之外，进入没有治外法权保护的历史学本土，第一个冲击来自历史学家对 待「理论」的态度。进入清代台湾史「真正」与历史学初步接触时的我，是天真的。让 我在这里不知羞耻的把当初的妄想说出来娱乐大家。我当初真的以为，就历史学家提供 的、等待处理的「生料」，我只要像厨师一样，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工具予以煎煮炒炸， 就成了。我当初的设想是，使用历史学家整理的二手资料，再从社会学的理论仓库里拿 出一些可以随手取用的概念与法则，大胆使用理念型 (ideal-type) 的方法套用其上。 请不要马上责备我的狂妄。您一样可以在不少社会科学知名学者的方法学里找出相同的 看法。[2]虽然与强行将质性史料转变为电脑可以处理的数量资料这种作法比较起来， 自觉还算温和，但就套用理论的作风而言，我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不可讳言，我的历史研究肇始於将历史理论化 (theorizing history) 的意图。从这种 立场出发研究历史的社会学家，不可避免的会碰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似乎已经分了家的 事实。我们社会学的创始者们显然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不只做历史研究，很多时候，你 还真的很难分辨出他们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Burke 1992: 4-11)。他们显然 无法想像，今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彼此间竟然分得一清二楚，乃至不能沟通，以致 Fernand Braudel 一度悲切的以「聋子间的交谈」 (the dialogue of the deaf)── 就是台湾俗语说的「鸡同鸭讲」──来形容之 (Burke 1992: 3; Braudel 1980: 64-82)。我理论化历史的意图所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来自於此。 对社会学家而言，历史学家似乎以还原先人的活动为理想，排斥因果结构式的思考，乃 至概念的使用。有些历史学的作品表面上有因果的陈述，但就社会科学的标准深究，其 实不过是事件发生的先後次序而已。反过来，社会科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却往往被历 史学家指责为不够细腻，乃至削足适屦的使用史料。其理论架构被历史学家视为僵硬的 、不自然的，若不是有违当时的具体社会事实，也是不当的简化。 理论真的是与历史截然对立的吗？首先必须辨明，历史学家在实作上并不见得排斥理论 。不管理论的使用者是否自觉到，材料既然不再以其原始、混乱的面貌呈现，概念可能 早已进驻了。 [3]我们事实上也不难发现，这里的历史学家常常不经意的以「实用主义 」的方式使用社会科学理论（例如「现代化」概念）[4]。 历史与理论对立的说法似嫌 太过极端。精确一些，我们顶多可以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理论的「态度」有所不同 。相对於社会科学「普同化」的理论取向，历史学家在性向上比较倾向於以「特殊化」 的方式处理史料。特殊化倾向的极端形式可以用地方特殊主义 (parochialism) 作为例 子。地方特殊主义强调研究对象的特异性，相信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真的」不一样，而 不是，像我们社会学家倾向於相信的，与其他的现象间其实共享着一些基本要素，只不 过在组合上有所不同而已。地方特殊主义的作品对社会学家而言是生的、没有处理过的 ，无法比较或适用到其他案例的，易言之，是失败的社会学研究。我的第一个冲击，具 体而言，是来自特殊化与普同化这两种态度彼此间的角力。 聚宝盆的梦魇 博物馆最大的梦魇来自古物的收藏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失控，以至於不知如何处理堆积 日多又无法报废的收藏品，不断为找寻更大的馆藏空间疲於奔命。用聚宝盆的童话做譬 喻，聚宝盆可以变出所要的东西，但不幸的，有一天忽然就忘了怎麽叫它停下来的咒语 ，於是…。我的历史研究碰到的第二个冲击来自於此。 历史研究得重建历史。但重建历史就是要还原「所有」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在有 限的时间与资源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现实的考量而言，你必定得停在 某处。且让我们诚实些，即使在历史学里面，我相信，这个边界线绝对不是用时间与精 力的极限来界定的（虽然我并不否认还是有人可能以悲剧英雄的姿态做如是的宣称）。 理论的重要性就在这个点上进来了。历史学家确实必须依赖理论的导引，即便是「广义 的」理论（有些历史学家或许会比较喜欢用「旨趣」来代替「理论」这个字眼），否则 将陷入漫无边际的收集史料而疲於奔命。这或许是需要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理由，一个知 所欲为与不为的实用理由。 理论存在的理由当然不仅止於节省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历史研究的目标若是钜细靡 遗的还原过去，研究者面临的不仅是永无止境的史料收集工作，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假设你可以完全恢复历史事实，这是不是就达成了求知解惑的心愿呢？相较於历史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多是当代社会，研究者关心的自然不只是还原社会事实而已，更在 解释之。我们必须假设，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代的人──并不一定自动就会充分了解 自己所处的社会。否则社会科学家们老早就失业了。同理，当时的人或许因为当局者迷 ，或许因为仅只拥有局部的经验，对自己社会的了解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研究者）深入 完整。让死者复生（把古代变成当代）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的还原历史事实也不 见得能帮助研究者解决这个问题。仅只强调资料的数量，而不图透过理论去提供适切的 切入视角，并不见得有助於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过去。我的困扰来自，历史学家们对资料 蒐集的兴趣通常远超过於逻辑的说服。如果说，历史学家常有的焦虑来自於是否掌握到 新出现的或别人没有的资料，社会学家的焦虑则来自於如何找出适切的理论以避免迷失 在错综复杂的史料里不克自拔。後者是我永无止息的焦虑，也构成我与历史学接触的第 二个冲击。 历史研究既然不只是还原历史事实而是在重建历史事实，这里面一定会牵涉到材料的策 略性选择。史料无穷无尽，历史的研究者只能带出其中一小部分来。他带出来研究的那 一部分与他的问题和理论假定直接关连。当然，他没有带出来的那一部分也与他的理论 关连，里面可能有他的盲点，也可能有他错失的机会，一些发展新理论的契机。 研究者受理论兴趣的启发与理论命题的导引而收集史料，并非单纯的累积材料。在理论 导引下，研究者首先对史料作初步的筛选与进一步的消化。这不只是对材料本身作系统 化的整理（清理资料的工作），而且事实上是在准备理论命题操演的情境（我跟随 Robert K. Merton [1987: 2-6] 称此步骤为「确立现象」[establishing the phenomenon]）。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可以选择性的取材，或任意的剪裁，以迎合以偏概 全的目的。在「确立现象」的过程里，研究者要以批判性的精神来面对资料，特别是注 意到与理论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有可能带来理论的调整与细致化，甚至 可能挑战到理论的基本命题，带出替代性的 (alternative) 理论。 [5] 收集资料确立现象与单纯的累积资料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完成论证所 需的资料是否收集得完整周延来衡量的。这绝不代表所需资料的量会比较少，或者下的 功夫会比较少。因为，要的是去芜存菁的资料。往好的方面想，历史学研究提供社会科 学很多的原始材料以供利用。往坏的方面想，他们提供的多是些不相干或不好用的材料 ，最後我们还是得亲自下海收集一手资料。 说了这麽多，您还是可以质疑我以上讲的不过是一些推托之词，充其量不过是从起先幼 稚的将历史学当成生料提供者的看法，转变到抱怨他们提供的是多麽不适当的生料。如 此一来，我才可以自我解嘲说，没有好的材料厨师怎麽做得出好菜来？我想，我的问题 其实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要严重得多。我凭什麽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厨师」呢 ？底下要交代的就是我在追寻理论工具时如何陷入进退失据（或者说「里外不是人」） 的窘境。 找不到工具的工具箱 我并没有说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就是把理论拿到历史里去用，但我确实甚为体谅 Charles Tilly 拿先存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的坚持。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的工具箱 ，他这麽说： 在历史研究工作上，社会科学有相当重要的潜在地位。再怎麽说，社会科学像 个巨大的仓库，提供了因果理论与包含因果类比的概念，就等着我们想办法检 取堪用之物组合成销得出去的商品。(Tilly 1981: 12) 如果您相信「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无法记取历史的教训」这句雅俗共赏又充满智慧 的谚语，这表示等待被解释的历史问题应该会在历史里不断的重现。用简单一点的话来 说﹐您是否相信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呢？如果是的话，在试图就不断重现的历史问题找 出其常则 (regularity) 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个不好的理论，也会有它正面的作用。它 必须界定出问题、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困难、乃至确立解决问题的判准，最後提供答 案；还有，如果不幸弄错了的话，留下处理以及犯错的纪录。如果有人帮你先界定了问 题，不管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提供了处理过程的使用手册，我相信，您也会跟我一样 ，愿意先拿来试试看。即使它是个不好的理论，最少它提供了进一步改善的跳板。「一 件不好用的工具在手总比没有工具好」，Tilly 这麽说 (1981: 12)。 从理论概念到史料，再从史料回到理论概念，是个不断循环修正的过程。纯粹的概念落 到具体的历史例证里常常碰上窒碍难行的情况，而就发生的偏离一再被迫修正。调整虽 是理论架构面对历史情境时常会发生的状况，如果一再的调整最终导致理论结构上的一 致性无法再维持下去，理论就告瓦解。但就一个真正好的理论架构，我们应该不难见证 到，抽象层次的概念在历史的情境里不断的活化与充实它自己的内容。 理想如是，但是，我还是必须坦承，除了可能使用坏工具，或是在扣接抽象概念与具体 历史事实时处理不当以外，我所面临的问题还不仅於此。在一次以平埔族岸里社为案例 的演讲中，我被问到：「这在什麽意义上叫做社会学」。当时我竟然只能用，「我研究 的议题──国家、族群与社会生产关系等──应该是社会学理论一向感兴趣的」，这样 的说法来正当化自己，可是却回答不出一个「社会学理论」来。我这才真正认知到，社 会学理论的工具箱里储放的原来多是处理「当代」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 ─的工具。要从社会学理论的工具箱里找出与我研究的清代台湾有所关连的理论，竟然 相当困难。虽然有工具箱，里面有 Tilly 所保证的大量仓储，不幸的我，在工具箱里 却找不到研究清代台湾的工具。於是，「这是不是还叫做社会学」，走到这儿，我身受 第三大冲击，发现自己腹背受敌、进退两难。 这还叫做社会学吗？ 这还叫做社会学吗？从「社会学的工具箱里有没有」、「是不是从社会学的工具箱里拿 出来的」这样的立场，而不是像 Tilly 用的，其实也可以称作「实用主义」的「坏工 具总比没有工具好」的立场，来作判定的话，这显然不像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 决裂，就这个标准而言，显然不仅止於理论与历史的分家而已，而是更严重的，是「所 谓的社会学理论」与历史的分家：如果您在找理论工具，请务必使用盖上社会学正字标 记的理论工具。 幸好我并没有那麽孤独。Arthur L. Stinchcombe 在他影响深远的方法学大作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里，开宗明义说：「若不是因为我觉得如 何运用社会学理论到史料上这个惯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如此的荒谬，我就不会去写这本书 或其他与历史方法相关的着作」 (1978: 1)。他要我们「使用历史去发展出理论」，不 要像一般社会学家那般倒过来做 (1978: 1)。他的意思是说，要自己发明工具，不要到 社会科学的工具箱里去找。他也写了这一本书教你怎麽用比较历史现象同异的方法，找 出因果显着的类比 (causally significant analogies)，建构历史的理论：自己发明 工具。[6] 社会事实间如果有接近的原因与接近的结果，它们彼此间是可以找到类比的。 Stinchcombe 说，他要理出的类比是通贯於「那些是人们想要的，以及他们认为该怎麽 做才拿得到」的共通性 (1978: 120)。且让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类比法 。劳资之间的关系与冲突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但你还是可以理出他们双方被锁在特 定的互动关系里，或者用我比较喜欢的，座落在冲突的特定策略位置上，彼此依照与自 己所处的策略位置切身相关的利益，选择行动，例如争议收入（工资ｖｓ利润）、工时 与劳动过程的安排。清代台湾在清廷、汉人移民、原住民间应该也可以透过类比法找出 其特定的安排。Stinchcombe 所心仪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停留在单一、特定的历史事实本 身的分析，而是对已经透过类比法理出的多件历史事实，做进一步处理，就这些历史事 实间的时序，建构出因果的过程。请特别注意，他的兴趣不在於让你相信这个时序在很 多的情境下不断的重复出现。他真正在意的是，建构出「一个历史事实构成为下一个历 史事实成立的条件」的因果过程。 我们不要以为 Stinchcombe 对历史学的批评会比较温和些。就他上面的标准而言，没 有经过「深度的」类比法 (deep analogies) 重建历史事实，而直接就历史事件说明因 果时序的作法，仅只能抓取皮毛而已。对 Stinchcombe 而言，很多叙事历史 (narrative history) 的分析，追根究底，不过是在呈现事件间发生先後的时序而已 ；而且，细究之下，不是过度诠释重要政治人物的意图与影响力，就是偷渡进来一种带 有命定论意味的大理论，视历史事件的时序为某种主导性力量或法则的自我开展。 Stinchcombe 特别讨厌的还是社会学拿大模型强套在历史的作法。他对社会学自豪的社 会变迁理论指名道姓、毫不留情的说：「就因为社会变迁理论是由如此空洞的一般观念 (general notion) 所构成，所以它比单纯的社会变迁研究无趣太多了」，他说：「这 些空洞的观念只在写前言和结论时有用」 (1978: 116-117)。 Stinchcombe 理论建构法的特色，与社会学套用大模型的作法比较起来，用他自己举的 「木匠与建筑师」的类比，最为贴切：「建构理论一如木匠做工，边做边调尺规墨斗， 而不是如建筑师，先设计好再按图施工」 (1978: 122)。 盖上「正字标记」的社会学才叫社会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老实说，我真的不会在意 被称作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如果社会学者还被允许──或有资格（一如开山祖师马 克斯、韦伯等）──研究「历史」的话，要我去区辨历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门到底有什 麽实质的差异，还真的有困难。如果硬要区别的话，或许只能委诸个别学术社群积渐成 习的心态吧！ 劝和不劝分 Alexis de Tocqueville 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修理社会学所自豪的大理论： 对我而言，那种绝对的理论体系令人憎恶，它让历史事件只能依附於命运锁链 所连结起来的伟大首要原因，而成功的将人从人类的历史里逐出。……不要理 那些发明灿烂辉煌的理论来掩饰自己的空泛与取巧的作者，我相信许多重要的 历史事件只能用意外的情况来说明，还有很多根本就无从解释。(Tocqueville 1987: 62) 不过，他随後还是承认： 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话，机会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先前发生的事件、制度 的性质、心态的转向以及道德情境提供了材料，让机会施展其惊奇又震撼的即 兴演出。(Tocqueville 1987: 62) 机会仍要在整个情境都充分准备好的时候，才会以它「惊奇又震撼」的方式「即兴」演 出。如果说历史研究里有什麽空隙可以让社会学挤进来的话，大概就在这里了：我们透 过理论搭建那伟大演出的舞台。这麽做，或许减低了机会上演时的意外「惊奇」，但是 却丝毫不减其「震撼」的部分。在深刻的历史制度内涵了然於心的情况下，人的意志、 道德的勇气、乃至绝望的挣扎，以它更震慑人心的方式展现出来，特别在这场有我们祖 先、亲人参与的历史剧里。 当社会学与历史学分家，[7]逐渐分殊化成为使用一般理论研究当代社会的学科时，不 少当代的社会学家却因为对时间、空间面向的重视，重新燃起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当有 人认知到事情要怎麽变化与它到底在那一个时间点上发生，有莫大关连时，历史对我们 社会学家而言，就不再是那麽无关紧要。与我一样无意间陷入历史研究里不克自拔或不 欲自拔的社会学者，虽然经历了不少文化冲击、焦虑与挫折，但心里总还抱持着一份乐 观的期待，才得以继续坚持下去。我不相信，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在单方划界 割地却仍然彼此自行其是的状况下，会有所改善。但我愿意相信，两者间的关系真的会 有建设性的发展。这个改变可能不在於奇蹟式的把社会学与历史学两者水乳交融合成一 体，而在於能不能把过去那阵子彼此渐行渐远的趋势扭转过来。社会学家们，回来作历 史研究吧！ [1]前两天刚刚接获一位素不相识的东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来信，就台湾的历史社会学提 出了底下几个问题：主要有哪几个学派与哪几位学者？相关的主要着作为何？是台 湾人写的还是西方人（日本人写的他知道）？就台湾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与性质， 主要的争论为何？分别代表不同立场的有哪些人？诸位先进、同仁不妨试着回答以 上的问题看看。 [2]详细讨论请参考Philip Abrams (1972) 与 Charles Tilly (1981)。 [3]後现代思潮不正就潜伏於史学着作下的「旨趣」大作文章？ [4]就历史学运用社会科学概念工具之事，也有历史学家持非常保留的看法，并刻意提 醒同仁觉查社会科学反客为主「鲸吞蚕食的野心」（黄进兴 1997：278-279）。所 谓的「鲸吞蚕食」，细究之下，有些充其量不过是历史学者在社会科学量贩仓库货 架上随手取用现成商品（其中还不乏一些陈仓旧货）的现象而已。身为社会科学的 一员，我们还担心一些历史学者以此随用随丢的态度使用工具，要能物尽其用，不 亦难乎。甚者，倘若不幸使用工具不当、引喻失义，社会科学岂不成为历史学不成 功之理论企图的替罪羔羊？ [5]让我在这儿小心提醒大家，当挑战的是一个孔恩 (Thomas S. Kuhn) 所称的理论典 范 (paradigm) 时，所需要的警觉可不仅止於此。常态化了的 (normalized) 理论 典范不仅支配我们在确立现象时所能看到的，同时也系统的让我们视而不见，甚至 一开始就界定了我们所关切的议题以及设下规则决定了如何回答才称得上是「合理 的」。就此而言，经验观察是无法独立於理论之外的。逻辑实证论仰赖经验证据来 证实或否证理论的理想，因此无法套用在典范的邅替上。经验证据本身是不足以推 翻典范的，还需要另一个典范才能击败典范。 [6]就比较同异以建构理论的方法，简要的说明请参照 Theoda Skocpol (1984: 378-379) 对 Stuart Mill 的「求同的方法」 (method of agreement) 与「求异的方法」 (method of difference) 的解说。 [7]分家发生於十九世纪，其简要的原委可参考 Wallerstein (1991) 与 Wallerstein et al. (1996)。不要忘了，年监学派运动的诞生就是为了反制历史 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家。就此，Immanual Wallerstein 所着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一书内 “Beyond Annales?” 一节 (1991: 218-226) 有相当精简的回顾 与反省。对於这种已被制度化了的学门分科，除了来自历史学内部（以年监学派为 主的）的批判，社会科学这边亦有相应的回响。比如，Wallerstein 曾带头结合一 批跨学科（跨越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线）的知名学者，大力批判并试图矫正将知 识划分为互斥的两种认识论──特殊性的 (idiographic) 与法则的 (nomothetic) ──再据以分类学门（前者如比较接近人文学 [the humanities] 的历史学，後者 则以在自然科学光环下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代表）的历史错误 。详请参见前引书 (Wallerstein 1991) 与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Wallterstein et al. 1996) 一书。 参考书目 矢内原忠雄 1985[1929] 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周宪文译。台北市：帕米尔书局。 川野重任 1969[1942] 台湾米谷经济论。林英彦译。台北市：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黄进兴 1997 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 研究学报 6：263-284。 Abrams, Philip 1972 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55: 18-32. Braudel, Fernand 1980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his On History, pp.64-8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ke, Peter 1992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a, Chih-ming 1995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Merton, Robert. K. 1987 Three Fragments from a Sociologist's Notebook: Eestablishing the Phenomenon, Specified Ignorance, andStrategic Research Material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1-28. Skocpol, Theo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da Skocpol ed., pp.356-3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nchcombe, Arthur L. 1978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illy, Charles 1981 Sociology, Meet History, in his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pp.1-5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87 [1850] Recollectio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Translation of Sourvenirs), J.P. Mayer and A.P. Kerr eds, translated by George Lawren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Wallerstein, Immanual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dge: Pol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al et al.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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