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人、廖佩杏／什麽时候台湾才够民主？从郑南榕一段笔战谈起 https://reurl.cc/anQVvQ 台湾名义上解严至今已有35年，历经三次政党轮替，在选举程序、政治参与方式上都已 经相当民主，2022年在《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也高居全球第8，属 於「完全民主」，排名甚至超过美加英法这类老牌民主国家。 但台湾人的政治心态真正民主了吗？一个民主的社会除了严守民主程序以外，还需要哪些 民主意识？民主的心态如何产生，与威权心态有何不同？郑南榕基金会最近陆续整理郑南 榕的手稿，我们发现，郑南榕1983年在两篇文章中所批判的威权心态，似乎一路跨越了40 年，甚至到了今日的台湾依然相当普遍，而且可以解释这三、四年来台湾在面对威胁时， 为何会陷入挣扎。 郑南榕在创立《自由时代》周刊之前，常为党外杂志撰写文章。1983年3月1日《民主人》 杂志刊出了〈与国民党立委林钰祥辩论党外问题〉，郑南榕先是在这篇文章尖锐的指出， 台湾为什麽应该开放党外参与政治跟建立新党，之後又在同月26日的《生根》杂志上撰文 〈党外民主吗？〉，批判部分党外人士对民主的想法有严重的威权思想。从先後刊出的这 两篇文章，可以明显看出郑南榕的核心关怀。 他认为当时的台湾已经足以开始走向民主化，建立政党是走向民主的必经之路。国民党以 各种话术说台湾当时时机不对、资格不够，以此阻止党外组党，其实毫无道理。 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以台湾人民及党外对民主社会的想像，如果真的组了另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内部能不能民主也需要自我警惕。因为如果党外真的组成了新的政党，但讨论方 式却跟国民党一样，最多也只是在夺取政权而已，对於民主的贡献相当有限。 对於郑南榕而言，意见讨论和投票选举的过程有没有民主化、是不是由下而上，远比党外 得到几个席次、国民党与党外如何协商都重要太多。如果讨论方法是不民主的，所谓的协 商只是党外跟国民党在「分赃」。 「民主不要躁进！国家会灭亡！」 1983年，戒严仍垄罩着台湾，美丽岛事件已过去三年多。在〈辩论党外问题〉一文中，国 民党立委林钰祥指称这个事件走的是群众运动路线，对社会秩序有害，因而得不到执政党 以及社会大众的信任，更不用说让党外组成一个新政党了，因为国民党认为，当时的党外 并没有能力提出当下立即可用的政策，不够有建设性、也不够积极稳健，「党外要先尽反 对党的义务，才能要求组织党的权利」。 国民党一直以社会条件不够、民主文化有问题为由不准党外组党，但郑南榕在〈辩论党外 问题〉一文中驳斥，台湾经济跟教育条件都已满足，国民党禁止组党，只是害怕对面的共 产党而已。结果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被人举报，郑南榕从此被党国体制盯上。 当时的国民党认为政治是从上而下的，整个国家应该听从中央的决策，并选出有效率跟有 能力的人去执行。好的政策是必须当下就能执行，而且看得到效果。这种思维极为排斥异 议，对讨论极为没有耐心，看到任何批评都怀疑是要颠覆政权。而且无论是刻意为之还是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时实质上施行威权统治，却又同时对国内外宣称自己是「民主中国 」的国民党，经常把「民主政权」等同於「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於是所有反对国民党统 治的思想跟行为，就全都变成了在危及民主。这种打着民主的旗号伤害民主的话术，史丹 利在《修辞的陷阱》称之为颠覆型惑众妖言。 这时如果有人以民主理论或其他国家的民主实务，要求开放言论或参政，国民党就会搬出 各种话术，说台湾民主还没成熟、人民还没满足条件，甚至说操之过急的民主会成为对岸 中国入侵的後门，例如「他们（共匪和台独份子）只是假藉民主之美名，来埋葬我们明天 的民主，他们要你今天拼命扩大自由，而明天让你丧失所有自由的阴谋，我们不得不堤防 。」这种「民主过快会摧毁民主」的说法，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赫绪曼《反动的修辞》里面 的危害论。 这种思维甚至弥漫到当时的党外，郑南榕在〈党外民主吗〉就指出，当时就连争取民主的 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民主不能躁进，推举候选人时应该服从党外中央的决定、党外只要 比国民党更民主一点点就可以。 但郑南榕认为民主运动不是这样。追求民主的人不应该放弃主动，不应该把民主的困境归 罪於他人。因为中共永远不会变得民主，如果台湾的民主程度要取决於中共有多民主，那 麽追求民主的人就会被不民主的国民党同化，民主永远无法往前迈进。 他在文中多次强调，党外必须要建立主动自发的民主心态，「有什麽样的『民主心态』， 就会建立什麽样的『民主程序』」。 「一旦不能够自动自发，民主自然就大打折扣，水 准也就往下降。」 「亡国感」背後的威权遗绪 有趣的是，以上的脉络都发生在40多年前，但类似的说法近几年却依然可见。 例如2018年之後，台派与进步派就经常挣扎是否要继续「网内互打」。2018年的公投与县 市长选举在结果上严重失利，许多人认为原因在於台派与进步派的内部意见分裂，所以面 对国民党复辟跟中共的国安威胁，首要之务应该是团结抗敌，巩固民进党的长期完全执政 ，稳固了政权之後再来逐步实现进步改革。在那之後，许多争取环保、人权的团体就经常 被「抹红」、「抹蓝」，甚至一度被称为「中共同路人」。 这种「亡国感」焦虑背後对於民主的潜在不信任，其实跟郑南榕在1983年两篇文章批评的 对象异曲同工。他们都认为自由的意见沟通可以轻易被专制集团入侵、认为进步改革要「 看时机」、要在政权「够稳固」的时候推动改革，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但专制集团入侵民主之後，到底可以做出哪些颠覆？怎样的时机才「够好」？什麽时候政 权的稳固程度才「足以」实现改革理想？他们很少给出明确的答案。 当然，许多证据都证实，中共确实以各种代理人影响台湾民意；许多国家的选举经验也提 醒我们，舆论与选举操弄的确可以让人民在错误的资讯环境下，投出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 。 但有效防范这些恶果的方式究竟是什麽？究竟是尽可能开放讨论，藉此尽早找出所有可 能的危险事项然後直接禁止，让这些事情无论是谁提出都无法得逞；还是因为民众很容易 被渗透，就阻止民众批评政府、阻止各种「过於激进」的进步改革？ 防止威权复辟也是一样。如果民主已经是台湾大多数民众的共识，要成功长期防止威权政 党胜选，到底是要开放民意沟通，提早找出施政可以改进的地方开始解决，还是把隐忧压 下不表，直到问题爆开之後变成威权政党在选战中的操弄良机？ 此外，这种焦虑很可能过於重视一两次的选举结果，忽视了民主社会的长期韧性。民主的 社会本来就不适合威权政府统治，一个拥有自由报导，习惯自由讨论、要求政策都要有充 分理由、会去查核事实、检查政府资讯、重视私有财产权、容纳异议、接受多元的社会， 对於威权政府来说非常难治理。 去过中国留学经商的人一定知道，台湾的行政体系、市场交易系统、金融系统、司法系统 以及人民遵循法规的方式，都跟威权国家差很多。当台湾的体制越来越民主，中国要治理 台湾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即使哪一天拿下台湾，也必须额外引进大量的警察和官员来替 换整个政府体系，甚至可能比治理中国还要昂贵。专制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统治，如果 台湾的民主深化到某个程度，中共甚至可能会放弃统一1。 同样地，当台湾的民主实践越来越深化，威权政党想要利用一时的执政效率不彰或者社会 动荡来胜选，也会越来越难。 不开始练习民主，永远都不够民主 另一种当时常见，至今可能也还相当普遍的心态，就是认为民主讨论跟民主治理不需要练 习，就能自然而然形成。 当然，郑南榕所批评的对象并没有直接这麽说，但光从他们认为民主不要「躁进」、要看 时机、要有「建设性」（发言的时空背景相差太远难以确知原意，但根据善意理解原则， 意思应该是要提出当下立即可用的建议2），就可以推论出一件事：他们认为参与民主有 某条分界线，满足资格以後政治意见的品质就会跟目前的统治阶层一样优秀，而且在参与 之前不需要练习，只要从旁观摩即可。 这是一种非常威权的心态。这就很像许多长辈会认为年轻人年纪小，感情观还不成熟，上 大学之前都不应该交男女朋友，大学时期也要尽量以学业为重，然後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开始问，你什麽时候要结婚、什麽时候生小孩？ 可惜民主跟谈恋爱有共通性，是一种不亲身练习就不知道该怎麽做的事情。民主并不是人 类天性，要拥有民主，就得一边移除威权，一边自己打造。人类不喜欢被管，但却不是一 出生就知道怎麽样为自己负责；人类在乎平等、公平，但却不太了解如何实行；人类不是 天生就在乎彼此尊重；喜欢巩固既得利益，而且通常只在乎自己人的利益；人类并不了解 ，也并不擅长把自己的倾向跟自己的想法好好想清楚；人类很懒惰，如果有人可以帮自己 打理得好，就尽量不会去思考复杂的问题（例如国家怎麽治理）；只要有人帮忙打造出方 便的工具，自己就不会想动手。 无论是民主还是谈恋爱，这些事情无论看多少理论、看多少别人的故事，只要没有亲身参 与过都无法知道该怎麽做。人民如果民主程度不够，主要就是因为欠缺练习，如果以此为 由阻止人民参与政治，或者担心「食紧挵破碗」，反而会让人民的民主素养迟迟无法推进 ，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郑南榕在〈党外民主吗〉的结尾感叹，当时的党外民主确实还有很多毛病，但「别忘了， 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来医治。」民主必须要「主动自发」。只要不开始练习，就 永远没有民主。这些呼告至今依然相当受用，因为追求民主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没有什麽 「太民主」这回事，永远只有「还不够民主」，或是後人忘记了民主的原则。民主没有终 点，没有预定的方向，只有不断运动的过程，只要停下来，民主就会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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