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facebook.com/rainchamber123/posts/4757527454344546 杂谈：蒋经国遗产跟乌托邦想像 周末要去一个团体演讲，算是上课吧，主题是从社会科学跟文学的角度谈乌托邦。课中会 谈及韩国瑜崛起的现象，我将其视为蒋经国的政治遗产问题，以及台湾人对於乌托邦想像 的贫乏。先声明一下，我不是韩粉，但我家除了我几乎都是。这一篇不会有什麽大家期待 的政治口水，反而会提到一些比较生硬的东西，因为我会分析到蒋经国的共产主义背景。 我始终认为把「韩总」风潮当笑话来处理的话，台湾未来的政治会出蛮大的问题。韩总本 身其实没那麽重要。很多年轻人（不论蓝绿）当时对投不投「韩国瑜」，只是看作是个智 力测验的问题，但说实在，这没有触及台湾社会底层如岩浆般浮动的激流。 我家里社经地位较差，住的地方是菜市场附近，家中长辈跟邻居，真的是会看到韩国瑜时 心里激动到大喊：「韩总！救我！」他们原本也不一定是偏蓝的选民。有些甚至长期是投 民进党的。两年前当然会跟他们吵，但我慢慢发现这不单纯是「智力测验」的问题，而是 许多人对於现今政治菁英很深层的不信任。 什麽？你说韩总也没有在谈解决办法？底层社会一堆人都知道以他的能力是没办法处理任 何事情，但韩当时抛出的「苦民所苦 .」是真的有打中很多人。 台湾底层世界有相当多的痛苦，这些选民没办法说出来（也说不清楚），而传统政治菁英 ，不是在应付台积电、谈经济成长、应付高教育程度的选民（像双语政策），这些东西对 底层选民来说，实在不觉得被代表，而韩总就填入了这个真空。不论蓝绿。 台湾战後第一个刻意去「体察」这种痛苦的人，其实就是蒋经国。上述的这种现象，可以 看成是某种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无论是十大建设看起来大有为的影片（政府为你做事），或是蒋经国那个很有名的「拿买 酱油的钱」的演讲，打「贪官、狗官」，或是「物价平稳小组」、「冻涨」，其实很多都 是蒋经国刻意端出来的政策或宣传。 这些操作当时或是被李国鼎批评「好大喜功」，或是被批评「有害经济发展」，但是蒋经 国依然用上大量的政治资本去推动，有些遗产今天仍看的到，比方说「物价平稳小组」前 阵子又出现了。（很少人注意到，其实在1970年代以前，蒋经国的名声不怎麽好，战後来 台他主要管的是特务。） 那下一个问题是，蒋经国是不是本来就知道要往这方向操作？我想是的。 因为「从社会正在经历什麽深层痛苦」以便去争取民众支持，的确是当年共产主义的厉害 之处。在苏联，蒋经国是接受非常正统的共产主义训练，蒋经国的老师是拉狄克（Karl Radek)，他也亲身目睹了史达林的大清洗。 拉狄克至少有三方面的传统在，一个是跟着列宁起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一个是後来 托派的世界革命传统，第三个则比较特别，则是拉狄克以前待过德国社民党，而且跟考茨 基（Karl Kautsky）打过不少笔战。 如果托洛斯基的特色是世界革命跟不断革命，史达林的特色是将「语言跟民族定义」合一 的话（所以对史达林而言，消灭一个民族最直接的方法是禁止该民族说自己的语言，这某 方面蒋经国算有学到带来台湾吧），德国这支传统比较特别，因为还有考茨基他们很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系谱--包含连结回汤玛斯摩尔的《乌托邦》。 事实上，考茨基认为共产主义的晨光，始自汤玛斯摩尔的《乌托邦》。《乌托邦》绝对不 是个现代定义的共产主义作品，但《乌托邦》里谈当时的英国社会问题却有普世性。这些 问题包括了： 『物价高昂、贫者买不起房子、经济发展的果实分配不均、贪官污吏、司法成为了有钱人 的保护伞，但穷人却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被判刑、国家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发动战争而牺牲 了少数人、政治被少数人把持...等等。』 写下《乌托邦》的摩尔当时是英国的宰相，这本书是写给少数人看的，包括了当时的国王 亨利八世。虽然书里描写的「乌托邦」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乌托邦看起来越荒唐，反应得 便是现实社会病得有多深。事实上，《乌托邦》罗列出来的英国社会问题，许多人看到仍 然是觉得很有感吧。 《乌托邦》这种分析社会病理的倾向，到了共产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也有 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架构。像在中国1930年代，薛暮桥等人的调查已经指出农村破产、农村 高利贷、农民缺少土地是当时最为痛苦之事。 无怪乎，经历过这种共产主义训练的人，所到之处，几乎都专注取得底层社会的信任。李 光耀是受英国的拉斯基影响的，提出了「住者有其屋」。蒋经国则推出「平稳物价」等等 。李登辉则关心农村等等。蒋经国留下来的那一个红色政治遗产---政治人物要能够「苦 民所苦」，便成为了韩国瑜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换句话来说，在十六世纪的英国，是像摩尔那样位高权重的宰相，在体察社会的痛苦後， 并以荒谬的文笔写下《乌托邦》，而在今天的台湾，却是由未必有什麽觉察的政治人物， 触碰到了社会深处的一些痛苦，然後提出许多不合理的政策，但能够转换出大量的票数。 韩国瑜毕竟没有真的全懂这套，所以最终只能学到蒋经国留下的外壳，而不能像李光耀跟 蒋经国他们那样，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将其转换为政治资产。对我来说，上述的课题，仍然 是未来每个脑子正常的政治人物仍要去思考的。 不过另一方面，这也指出了在台湾的「乌托邦想像」的创作贫乏，提到社会痛苦，许多人 就想到蒋经国的「黄金年代」，然後就想到要冻涨，想到威权美好，等等。我想很多政治 人物现在要打选战，应该也有遇到这难题。明明应该是构思未来的机会，最後却演变成全 岛集体对威权年代的招魂。 也就是说，台湾人现在没办法想像属於台湾人的乌托邦，所以只要一提到社会痛楚，很多 人就想钻回「美好」的1970年代（实际上未必那麽美好）。 「乌托邦想像」这在很多地方是文艺工作者的重大社会任务。最後说说这回事。像马奎斯 的《百年孤寂》到〈拉丁美洲的孤寂〉，马奎斯很明白的说了自己在写作是拉丁美洲的「 现实」与「乌托邦」。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创作常常都是很耸动的，倒也不一定是出於创 作技巧，魔幻写实厉害的不是笔法而是那是真的。马奎斯刺到了社会底下炽热的岩浆。 不过对於还在苦恼怎麽在文学奖榜上有名/领补助的新生代创作者来说，苦恼这种社会出 了什麽问题还是太奢耻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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