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politics 看板] 作者: lostt (事不过三！) 看板: politics 标题: [评论] 进步的本土主义-陈芳明 时间: Thu May 31 00:54:04 2007 [陈芳明] 进步的本土主义 引言 社会内部的族群对峙与分裂，在我的前半生投下巨大的阴影。这种持久的紧张关系，不仅 在我精神上构成无止尽的凌迟，也对我的知识产生与思维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我总以为 这个问题会随着社会朝向开放、政治朝向民主而次第获得合理解决。民进党在2000年完成 其初步的历史任务，取得执政地位。这个依赖民间力量，诉诸民主改革的政党，诚然受到 高度期待。 这样的期待在绿色执政六年以後，显然宣告落空。在我精神上进行鞭笞刑求的族群议题， 继续带给我无限的苦闷与苦恼，而且问题似乎变得更为严重。在国民党时期，「中国」的 符号，以及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支配着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价 值观念，本土固有的历史记忆及其延伸出来的知识系统都受到严重的压制与贬抑。民进党 执政後，本土意识崛起，逐渐取代中华民族主义的位置。国民党时期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 与历史记忆，也开始受到边缘化。 台湾历史的不幸，就在政权更迭之际，往往牵涉到族群的历史记忆。绿色执政高举本土意 识的主张时，并未把外省族群视为本土意识的形塑者的一环。因此，主张本土之余，无可 避免伤害外省族群的情感与记忆，「本土」一词的定义与解释，似乎已被民进党垄断。如 果继续把本土意识等同於本省人的历史意识，族群的对峙与分裂就注定要不止不懈地凌迟 台湾住民的精神。 本土精神的最初意义 本土精神的锻铸，在台湾历史上曾有过漫长的演变过程。不过，自二十世纪初期以降，本 土精神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随着反帝反殖民运动开展而逐渐累积形成。所谓本土精神 ，其实只是在建构台湾文化的主体而已。文化主体的建立，从来就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 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而产生全新的意义。自一八九五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社会之後，固 有的文化主体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侵蚀。 在殖民地社会时期，本土精神的最初意义，就在於对抗帝国体制挟带而来的霸权论述。日 本殖民者为了迅速展开对台湾社会的剥削掠夺，在最短期间内介绍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观念 来到岛内。表面上，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运动彷佛是为了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在 科学、理性、文明的假面下，日本人终於建立了一个有效统治的殖民政府。这个政府一方 面教育岛上住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也让这些知识分子相信，日本的文化是比较优 越而进步的。为达此目的，殖民政府强迫台湾人民必须学习日本语文，并且也灌输一种偏 见给台湾知识分子，使他们认为台湾固有文化是落後而腐败的。 台湾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二○年左右宣告诞生时，立即在文化认同上发生了危机。有许 多作家以为，日本文化确实是属於先进的文明，遂有部分知识分子以会说日本话为荣；甚 至希望改造自己的人格，以便昇华成日本人。在这种强势文化的席卷之下，较具自觉性、 自主性的知识分子终於警觉到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一九二○年发轫的台湾新近代政治运动 的领导者，包括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叶荣钟、陈逢源、赖和，透过思想启蒙的方式 ，揭露日本统治者的现代化假面。在政治运动的文学中，第一世代知识分子批判日本文化 并不等同於现代化，并且也揭露日本文化的堕落与倒退。当时的作家大量把汉语与台语写 入文学作品中，证明台湾的语言与固有的风俗文化也具有进步与善良的一面。因此，这段 时期的台湾文学本土精神完全是针对殖民论述的粗暴傲慢，以护卫并巩固台湾人的自尊心 与自信心。 一九三五年台湾总督府在台北举行「台湾博览会」，主要在於宣扬日本人如何使台湾社会 接受现代化改造而成功的事实。透过博览会，日本人向国际社会夸耀殖民政府的文明进步 ，也向台湾人展示统治者的现代化德政。然而，台湾作家包括杨达、吕赫若、王诗琅等， 则以小说形式揭穿现代化的虚相。从小说的内容可以发现，台湾的农民、工人并没有因现 代化的到来而获得生活水准的提升。恰恰相反，日本人所夸耀的现代化事实，使许多无助 的人民陷於经济窘境，甚至濒临死亡。文学的批判力量，遂在此彰显出来。小说可能是静 态的，却足以拆穿官方历史记忆的蒙蔽与欺罔。即使在六、七年後的今天重新回顾，还可 以生动地感受到殖民地文学中的本土精神是何等雄辩地存在着。 战後本土精神的挫折与复苏 日本殖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瓦解之後，国民政府来台接收。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台湾社会 在日据时期所建构起来的本土精神，并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恰当尊重。台湾知识分子秉持 的抗日精神及其传统，在强势文化政策的扭曲之下，完全遭到排斥与漠视。在「国语政策 」的驱使之下，受到现代化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被指控是「接受奴化教育」，也被贬抑 为「接受日本思想毒素」。这是本土精神在战後所受到的最大挫折，也是台湾知识分子的 抵抗精神与批判精神所遭逢的最大误解。 进入五○年代以後，台湾社会完全笼罩在戒严体制之下。所谓戒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与 日本殖民体制有许多相通之处。它完全无视台湾的历史经验，也全然忽视台湾的文化传统 ，甚至相当有系统、有计画地抽离台湾社会的文化主体。自五○年代以降，台湾社会终於 患有严重的历史失忆症与文化失语症，可以说都是由於偏颇的官方文化政策所导致。战後 出生的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历史、文学、语言产生了陌生化与疏离感，并且更为严重的 是，对自己的母语与风俗习惯也产生高度的嫌恶与自卑。本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与 动摇，从而也使知识分子不敢以台湾为荣为傲。 在所有正常社会的教育体制，都是在使学生获得启蒙与启智。但是，在戒严文化下的教育 制度，却是使台湾知识分子受到蒙蔽与异化。如果没有战後文学运动的展开，本土精神或 许被清除殆尽也未可知。所谓本土精神并非止於静态的文化传统而已，政治上的改革运动 ，社会上的解放运动，都是建立本土意识的重要历史根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提出 的三十二条政治要求，基本上就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所追求改良主义与自治主义。这 种温和的、合法的政治改革要求，虽然在事件中受到污蔑与湮灭，却为战後的民主运动开 启无穷的想像。战後民主运动的发展史，无疑是本土意志不断挣扎、不断开拓的历史。在 运动过程中，无可否认的，有许多参与者把外省族群把国民党政权等同起来，从而对国民 党体制的反抗也无形中转化成为对外省族群的敌意与抗衡。 如果回到本土最初的历史意义，就可理解这种对峙与分裂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国民 党政权的终结，在文化上的原因之一，便是它并未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族群问题。由於 语言政策与族群政策的失衡，终於促使民间力量汇集起来的草根民主运动瓦解了国民党政 权。绿色执政在族群问题上似乎还未出现改弦更张的迹象。在错误的历史问题上继续制造 历史的错误，对台湾民主精神不仅造成伤害，而且对本土意识也将带来更为严重的扭曲。 进步的本土精神，宽容的多元文化 进入後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迎接了一个空前解放阶段的到来。精神束缚的松绑、思想枷 锁的松动，使得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智慧能量释放出来。动员戡乱体制宣告结束，政党政 治的新时期俨然浮现，整个大环境的活泼生机，使得文学想像变得更为丰富，也变得更具 弹性。 如果说，日据时期的本土精神是为了对抗殖民体制，战後时期的本土精神为了抵抗戒严体 制，那麽解严以後的本土精神又是要抵抗什麽 ? 自一九九六年总统直选的制度确立之後 ，威权时代已正式从历史地平线消失。比政治运动还更为精采丰顿的文学运动，展现了台 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魅力。台湾社会见证了台湾意识文学、女性意识文学、眷村意识文学 同志意识文学，以及原住民意识文学纷纷诞生。百家争鸣的文学思考，盛开了一个罕见的 文化花季。 这些多元化的文学背後，都富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台湾意识文学是为了批判过时的中 原沙文主义，眷村意识文学在於拒斥泛滥的福佬沙文主义，同志意识文学在於抵抗偏颇的 异性恋沙文主义，而原住民意识文学则在於悖离粗暴的汉人沙文主义。所有具备垄断倾向 的思考，都必然招来强烈的挑战。任何威权式的欲望与支配，再也不可能有复辟的机会。 这些事实显示，本土精神不再是某一特定族群、特定阶级、特定性别所能独占。 具体而言，当台湾社会到达一个开放的历史时期，本土精神自然也必须从历史枷锁中释放 出来。伴随着外来霸权论述的式微与削弱，文化工作者有义务重新审视本土精神的真正意 涵。构成本土文学的重要内容，再也不是只有历史悲情而已；在悲情之外，在特定族群之 外，还有更为丰富的想像，情感，经验。在继续维护本土精神中既有的批判性格之外，还 需要注入昇华的、多元的、开放的思考。毕竟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并不能够取代另一族群 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些不同的记忆与经验，为本土精神融入了更为细致而深刻的题材。 如果台湾社会要继续向前进步，向上提升，则本土精神就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静止的历史阶 段。台湾文化主体的建构，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去进行。以族群发展的历史来 看，除了原住民之外，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外来者。台湾毕竟是一个移民社会，它永远是变 动不居的。台湾文化主体也是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而不断填补累积，从而台湾的本土 精神更是相应於客观现实的变化而产生动态的锻铸。 陈芳明 政大台湾文学研究所 http://www.twcivilsociety.org/?p=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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