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才，新加坡凭什麽？─地缘价值、国家资本，与阶级化的社会结构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5/06/zengbowen/ 曾柏文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中心．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 ( IIAS-ISEAS) 人才流失，是台湾媒体这几年关注焦点。忧心自婊的报导中，总不免提到新加坡作为「国 家成功组」的对照。从去年新国副总理尚达曼的「台湾人才流失论」、日前《联合报》「 抢救人才」系列报导，到最近吴宝春的新闻，媒体对新加坡的呈现，多强调「经济蓬勃、 高薪揽才、政府行动积极、国际人才荟萃」的形象，以凸显对台湾「经济停滞、薪资走低 ，政府颟顸僵化、人才失血」的焦虑。 这些对照，反映出某些事实，也确实凸显出台湾沈苛，如对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环境， 以及台湾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等。然而媒体对新加坡的「借监」，往往聚焦政府作为与优 渥薪资，相对忽视新国得以吸引人才背後的结构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会代价。其带来的 讨论也无法让大家持平思考，所谓「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湾能够（或是愿意）复制 的。 本文将从新加坡的地缘位置、资本结构，社会阶级三个面相，讨论新加坡「凭什麽」吸引 人才，并带出对人才的定义、效益，与竞逐代价的反省。 後冷战的地缘价值：台/新经济的洗牌 新加坡政府常强调，自身是个「毫无资源」的小岛。这种论述，一可激励国民危机意识， 二能凸显政府之有为，但却忽视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位置。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岛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Melaka Strait）。是西方的印度欧洲、远 东的中国日本，与南半球的纽澳，最具效益的转口港。1819年东印度公司的Stamford Raffles 登陆後，曾兴奋称此是「马来群国的肚脐」（navel of Malay countries），预 见其优异的地理条件，将取代邻近诸港（如十六世纪崛起的马六甲，十八世纪晚期开发的 槟城）在国际贸易的位置。未久，新加坡港也确实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的「亚洲十字路 口」，川流着人流、物流与金流。 二次大战後，新加坡的地理价值一度受限。冷战封锁影响到新加坡的转口经济，马共与越 战也接连造成区域的不稳定。1965年独立後的新加坡，努力追随日本台韩发展制造业，挤 身亚洲四小龙。当时新加坡因人口腹地小，长年敬陪末座，但至少仍交出傲於东南亚邻国 的成绩。 冷战体系瓦解後，重新擦亮新加坡的地理价值。一方面，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洲际贸易 的增加，大幅提昇新加坡转口港的地位。二方面，东南亚经济体量的崛起，也让在相对西 化/ 现代化的新加坡，重新扮演起区域商业节点的角色。例如，许多邻国浮现的新富不信 任本国金融机构，选择将资产放在新加坡。而对志在东南亚市场的跨国企业，也将交通方 便、法治安定、通行英语的新加坡，视为最方便的据点。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後的经济提昇 ，除媒体吹捧的政府政策，亦应归於後冷战经济地理结构的改变。 反观台湾，冷战结束带来相反的经济效果。台湾战後经济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是处於冷 战前线的战略价值。战後初期的美援，与後来台美的策略贸易，多少都反映美国巩固战略 堡垒的意图。冷战结束後，这种战略意义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业已弱化。相对而言，逐步 开放的中国夹其廉价劳力与庞大市场，对台湾产业形成巨大的磁吸效应，逐步掏空产业。 九十年代台湾也曾编织「亚太营运中心」理想，企图扮演起西方企业经略中国的基地。但 美梦终究不敌两岸对峙下，产生的种种（两岸间，与台湾政党间）的不信任。连作为基本 条件的通航，都迟至2008年才实现，早错过历史窗口。 简言之，冷战结束重新凸显新加坡的地理价值，巩固其在洲际贸易与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 。却造成台湾在国际制造分工上的边缘化。经济地理结构造成两地经济活力的差异，也造 就对某些人才流动的结构诱因。 国家资本主义：薪资结构背後的手 新台两地另一个关键差异，在於经济体系背後的资本结构。台湾产业经济高度仰赖私人资 本，商业媒体总在追逐几大财阀家族、企业间的合纵连横。国有企业曾在某些领域有一定 影响，却因效率不彰，在九十年代社会对国家的普遍不信任中，搭着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逐 步私有化。 相对而言，新加坡私人资本的影响小许多，其产业经济主要由「外资」跟「国家资本」主 导。外资的重要性不复赘言；新加坡从开港本身，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 至今对於新加坡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而言，跨国企业仍具关键地位。至於国家资本， 更是形塑国家经济的主力。例如，有八成以上国民居住在政府建屋发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兴建销售的组屋，土地开发利益多数收归国有。而由政府全 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掌握了涵盖新加坡的等各关键领域最主要的 企业，例如： 交通：新加坡地铁公司 (SMRT)、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 航运：港务集团 (PSA International)、Neptune、Keppel 航运公司 通讯：新加坡电信 (SingTel) 能源：新加坡电力公司 (Singapore Power) 金融：星展银行 (DBS) 媒体：新传媒 (MediaCorp) 科技：新加坡科技 (Singapore Technologies) 这些「政联企业」（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在法律上是私人企业，但新国政 府仍能透过资本供给、董事会人事与特殊法令等工具，影响公司营运。某种意义上，新加 坡实现了，孙文主张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相对於台湾近年臣服於私人资 本逻辑，容许财团窃国，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保障政府（作 为公法人）对各种经济产业的掌握，不致全然沦於私人逐利之器。从台湾角度观察，一定 会质疑这些企业运作透明度，实际上图利了谁。确实，淡马锡的财务不够透明，正是其广 受批评的重点之一。新加坡民间多少有「政府把大家的钱输掉了」的疑虑，或「富了政府 、穷了百姓」之讥。但无论如何，法律上这些企业的资本利得，还是属於全民的集体资源 。 对於吸引人才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有什麽意涵？ 一，由於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当政策上认定需要特定人才，新加坡政府（既其关系机构 ）有丰沛资源创造诱因。相对而言，台湾政府预算紧缺，挥洒空间受限。而台湾民间企业 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有社会责任，也不会将「为国觅才」列为首要。 二，由於新加坡政府掌握各领域中最主要的企业体，使其有相当能力规划不同职位的薪资 级距，而非被动由市场决定。意识型态上，新加坡又强调「有能力者得高薪」的信念，采 用陡峭的薪资级距，压低多数中低阶级的薪资，将资源集中於吸引高阶人才。 阶级化的社会结构：菁英的尊荣 台湾媒体报导常给人「去新加坡工作＝高薪」的印象。以过去数月见闻，这种偏见害惨了 某些懵懂来新加坡创荡，却只能在社会底层打滚的人。现实一如前述，新国有很陡峭的薪 资级距。其吉尼指数 为0.481（WB, 2011），不仅高於国际上通用的警戒线0.4，更远高 於台湾的0.342（主计处2010）。新国政府锁定的「人才」，确实有令人艳羡的待遇。但 中低劳动者薪资不见得比台湾高。若考虑新国物价与房租水准，生活品质甚至不及。 新加坡人力部出版的《2011年新加坡薪资报告》，列出各职务的所得中位数，提供一个综 观新国所得结构的窗口。报告中可发现，新加坡固然有些职务能有10-16.7 K 新币的高所 得（台币24-40万），如公司主管、金融交易员与大学老师；但另一方面，也有只赚 0.7-1K（台币1.7-2.4万）的职位，如清洁员、收银员、侍者，建筑工与制造业某些操作 员。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只是「中位数」，不管在高端或底层，实际分布都更广。例 如某国际着名学者，据闻月薪达三万六SGD（台币86万）。而在底层，我也认识一些家庭 帮佣，月领350新币。 「怎麽活呀？」一些在新多年的台湾朋友，听闻底层薪资都感不可思议。毕竟新加坡基本 生活开销约是台湾两倍，住宿成本更高。目前政府组屋雅房价格大约600 SGD起跳，地段 稍好者上看800-1000，私人公寓更高。以我碰过的人而言，月薪一千五以下的通常跟人「 搭房」，或许两到四人一间。收入不及一千者，通常吝於外食，尽量自煮。月薪八百以下 者则多住宿舍，五百以下者，则为包吃住的家庭帮佣。 新国有惊人的所得差距，却尚无大规模动荡。除政治管制外，我以为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达129万，占整体就业人数 38%，其中95万属於低薪的「工作准 证」持有者（相对而言台湾外劳约45万，占整体就业人数4%）。除了制造业、建筑与家庭 看护外，新国外劳广泛分布在各种低阶服务业，担任从店员、厨师、清洁工、房务员、巴 士司机，甚至和尚等工作。这些外劳基於寄人篱下的现实，往往更安於接受许多新加坡人 难忍的劳动条件，也大幅降低许多产业服务的运作成本。 二、阶级化的社会空间：新加坡八成居民住在政府组屋，搭公车地铁，在附近低价的「咖 啡厅」与熟食中心觅食，在组屋商业区或地铁沿线购物商场消费。相对而言，新国致力吸 引的「人才」则住在有门禁管理的私人公寓，许多开车，能负担更奢华隐密的饮食消费选 择。这种从居住、交通、饮食、消费、社交等「阶级化的社会空间」，许多国家都有。但 在新加坡「规划理性」的高度穿透下，显得特别清楚严实，减少了菁英人才在享受物质资 源时，面对中低收入者「相对剥夺感」的尴尬。 其实，「运用外来劳动者」与「切割社会空间」，均承袭自英国殖民的治理艺术。而当今 新国提供给菁英人才的──不管是低廉的服务成本（如佣人），或清楚界定的阶级空间， 均只是重现当年殖民统治者享受过的，在故乡难以寻见的，尊荣。 代结论：人才定义、效益，与竞逐代价 新加坡得以吸引人才，除了政府拥抱全球化的国策，与相关行政的弹性，本文也疏理了三 个结构因素：一、後冷战时期新加坡地缘位置的价值；二、国家资本主义下政府对薪资的 开价能力，与三、阶级化的社会空间，以及菁英阶级享有的尊荣感。回看台湾地理条件， 政府财政、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都不大可能复制新加坡的「成功」。不过本文目的，绝非 打击台湾信心，而是要从前述三点，各自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吸引人才，还是人才造就经济？」──这是社会学典型「结构vs行动者」的辩 证。我第一段的论述，着重历史结构如何牵动经济地理，引领人才流动。我虽非极端「结 构决定论」者，但希望这样的讨论，足以指出尚达曼（以及许多台媒）对「人才流动导致 经济表现差异」的单向论述，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果为因。 该段落也隐喻了「人才与环境契合度」的思考。当代新加坡扮演区域商贸节点，最能大展 长才者，多是国际商贸与高端商业服务业（如金融、法律、广告）的人才。相对而言，当 新加坡致力打造成为教育研究的据点，也在国际评比排名前茅，我却碰过某些学者或抱怨 新加坡产业基础不够（工程领域），知识社群规模有限，学生欠缺创意，或研究新加坡本 地处处受阻的问题。倘若再考虑到人文、思想、艺术创作，甚至是公民运动、社会实践等 人才，我则很难想像：他们会有多少比例认为，新加坡是有吸引力的沃土？ 「环境适切性」的思考，最终也将带出对「人才定义」的质疑。新加坡争取的，无疑是某 种定义下的（是有望带来经济产出，值得以高薪挖角）的人才。考量台湾当前的情境，我 们应该死守相似定义不断自我质疑，还是深入认识到台湾这片土地许多深刻耕耘者，「无 法用金额界定」的价值？ 二、新加坡政府抢人才的能力，已无疑问。还存在悬念的，则是「抢到人才」的效果为何 ？例如，新国也曾重金挖角不少电子业人才，但媒体很少讨论，何以新加坡面对台湾，在 电子业仍是一片惨败。此外，过去十年新国重金投入生技产业，群聚了一群好手发论文。 但论其技术转移带来的经济效应，某位学界长辈坦承，「仍是一场不知输赢的豪赌」。台 湾媒体总只强调新国开出多少薪水，抢到哪些人，但罕见能进一步厘清有多少效益。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新加坡政府调度国家资本的可责性（accountability）。如果高薪 抢到的人才「不见得」能创造经济价值，新加坡国民就有充分资格质问，政府凭什麽把资 源挥霍在这些「外人」身上，而不是用於改善国民生活待遇？而这个决策过程有多少参与 ，多少透明？ 三，勾勒阶级化社会空间对菁英人才带来的「尊荣」，也正是在提醒质疑，这个「尊荣感 」背後隐含社会的组织原则。政治上，拼凑大量外劳造成的「组合式」人口，无可避免地 松动国民的边界，也造成「政治主体」（公民）与「政治受体」（居民）的轻重失衡，破 坏民主运作的原则。高度密实切割的社会空间，也瓦解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在连带，并 与集中式的专制政治有「亲近性」。 在人文效果上，这样的社会否定了「人皆平等」之信念，巩固了某种「经济地位决定论」 的人观。说到底，把「人」当成需要争夺的「经济资源」，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对人「经济 工具化」的想像。这，是一种对人价值的异化。 -- (有兴趣参与台大工会运作者，请mail至工会信箱或工会脸书私讯) 台大工会信箱 [email protected] 台大工会Blog http://ntu-laborunion.blogspot.com 台大工会脸书 http://www.facebook.com/ntu.laborunion 台大工会日 每周三@二活921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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