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mart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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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分享] 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母亲节的社会学提问
时间Sun May 12 19:12:09 2013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5/12/wujialing/
吴嘉苓/台大社会系
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嗯,这个问题起码一年值得关注两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
母亲节,所以就让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去问医学百科,可
能会得到这样的回应:「当子宫收缩的时候,下节子宫便逐渐延伸并变薄,子宫颈亦随着
扩张,於是产道逐渐形成,而胎儿也下降经过骨盆…」。
於是你查到的资料,可能也适用於小英与阿仁,村上春树与西蒙波娃。但是这个问题如果
问到社会学家,她们通常会把问题变复杂,把简答题变成申论题,而且还坚持要跟你互动
问答。她们强调,生产并非仅是生理过程,而是个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每个社会如何组织
生产照护的资源,还是个充满权力纠葛的过程。
三姑六婆来助产
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这得看你生在哪个时代。先假设巷仔口社会学部落格的读者包括一
百岁的人瑞,让我们从一百年前的台湾社会谈起。早年大部分的妇女在生产时,往往由家
庭成员来协助在家中进行。很多妇女都是下田到最後一分钟,痛得到无法忍受,才回家生
产。她们可能利用蹲坐跪卧等各种身体姿势的调整,来减缓阵痛,而有经验的年长女性,
也会参与协助产妇的生产。有时村子里会有一名特别睿智而有胆识的妇女,自己生过几个
小孩,之前也见习过其他生产,学得一些技艺,就担任其他妇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台湾,开启了新式产婆的训练,也让台湾首度以称之为现代医学的模式,来
进行助产。日本政府在台推行这项新的政策,当成是「科学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进
新式的医学措施,以这种统治的福利,换得民心。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公卫专家与医师,
在推行新式产婆时,大力批评台湾传统产婆如何愚昧无知,造成母婴的伤害,在许多卫教
宣导上,也会把采用旧式产婆,当成是台湾民间的陋习。
社会学对於这种「新一定比旧好」的说法,总会特别谨慎。这些谴责传统产婆的说法,主
要来自於有书写能力、能够将自己意见广为流传的政府官僚与知识菁英,他们的说法也可
能仅是一家之言,并不能轻易地就当是社会事实。传统产婆、产妇、乡里村民这些当事人
的经验与看法,由於较少以书写的形式来正式记录,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义特
别会注意这类边缘化、甚至被丑化的女性经验与观点。社会学家刘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
婆,原来是九种女性的工作,现在却被扭曲成妇女说长道短的负面说法。三姑是尼姑、道
姑、卦姑,六婆为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而稳婆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接
生婆。这些三头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邻里所仰赖,却可能因为知道很多身体的知识,社
会关系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压。於是近年来一些研究,就特别强调要突破菁英书写的史料
,透过传统产婆与妇女的口述历史、民间歌谣如歌仔册等资料,重新看待传统产婆的贡献
。
助产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风貌。首先,日治时期常把新生儿破伤风
归於传统产婆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然而当时医界的实证研究,根本无法轻易判定新生儿死
亡是否来自於破伤风,自然破伤风与接生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轻易成立。再者,口述
历史资料提出,传统产婆以苎仔丝绑紧脐带、断脐後在肚脐涂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
果[1]。更重要的是,在妇女的口中,这些协助妇女生产的年长女性,能干、热心、有胆
识、经验丰富,是大家敬重的长者。在日治时期後期,其实台湾各地都设有新式产婆,仍
只有一半的妇女采用,又让政府官员与医界大叹台湾妇女愚昧无知,殊不知这可能是传统
产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间信赖。
助产士的全盛与凋零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後,初期国家政策也设定以助产士作为主要的接生人,助产士逐渐成
为协助妈妈们生产的主力。从日治时期以来,这些妇女进入现代产婆学校,获取正式训练
,之後常开设助产所,四处奔波为人接生,堪称新时代的职业妇女。当初固然是因为男女
授受不亲的传统性别规范,才以女性来协助女性生产,而助产士往往要独立作业、冷静判
断、处理产家各种状况,却也开拓了女性气质的光谱。
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级中段班,那还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产士接生,也许
你妈妈开始阵痛时,会请她们来家里协助,或是自己前去助产所。当时仅有两成由医师接
生,其他则为所谓的「不合格接生人员」接生。然而,对六年级生而言,医师接生的比例
首度超过了助产士,而且从此一路取代。现今的年轻世代,大概都以为助产士是历史名词
,没当成是现在进行式。
如何解释助产士在台湾的式微?常见的说法是,助产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学知识累进、社会
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趋势。1996年,卫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说:「我国因经济快速发展,国民
生活及知识水准相对提升,目前绝大多数之产妇,已习惯於分娩前後,接受妇产科专科医
疗院所提供的整体性专业服务。」 这种过於简化的线性进步史观,或是现代化的观点,
社会学总是会睁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是我们常用的存疑起点。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台湾更加「经济快
速发展,国民生活及知识水准相对提升」,却仍然以助产士作为主要的接生人。英国的产
妇们多由社区的助产士进行产检,七成的英国产妇由助产士接生。荷兰的妈妈们不只由助
产士接生,还有三成在家里生产。藉由这种跨国比较,也容易让我们开始反思,解释台湾
助产士的式微,也许需要其他的解释模型。
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更精致的解释模型,建议我们要观察四个行动者-国家、医师、助产
士、消费者-如何在三个面向采取行动:生产照护的福利体系、专业界线、消费者组织动
员程度。就台湾而言,在医学与护理教育都有硕博士学位之际,国家一直未能提升助产教
育为高等教育;在公保开办初期也排除开业助产士在给付范围、纳入後也给予较为低廉的
费用。这些教育与社福制度设计都贬抑了助产士。医师与助产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
产与异常产上各司其职,却在提倡装置乐普(一种子宫内避孕器)的家庭计画年代,逐渐
发展出上下的从属关系,卫生署甚至违背助产士法,提出「助产士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之下
才能担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规定能够独立作业的助产士,贬为医的助手。
随着「生产很危险」的意识型态加强,民众倾向进入医院生产,而助产士也鲜少进入医院
体系,民众就越来越难以接触到助产士。相较於其他国家陆续发展出民众走上街头,要求
「给我助产士」的社会运动,台湾这方面的诉求仅在1990年代,助产士跌到谷底之际,出
现了一批要求由助产士居家分娩的行动。这批很不寻常的妇女,从现今主流的医疗体系出
走,往往是不满於当代「过度医疗化」的生产,於是另辟蹊径。这样的行动,虽然引发了
一些省思,但还没有撼动主流的生产模式。
你我都是剖腹儿?反思过度医疗化
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如果今日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要问,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透过剖腹
产手术而诞生的。昔日有句「生赢鸡酒香、生输四块板」,意味着生产的风险,而现代医
疗科技,像是剖腹手术,也成为救命的资源,但是如果每三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需要透过这
样的手术而诞生,显然不是妇女都不会生产、或是胎儿都变得更加异常,那到底是为什麽
?
台湾社会在1990年代中期,统计数字开始揭露台湾的高剖腹产率名列前茅之後,大家也纷
纷提出原因与对策。其中,谴责妇女又成为最常听到的说法,包括妇女迷信选时辰、妇女
怕痛等等,既然错在妇女,因此该做的就变成教育妇女。然而,一些本地的研究发现,健
康产妇为了选时辰、怕痛而自行要求剖腹产仅是少数案例,大多是事先由医师表示有状况
,需要剖腹产,妇女才选个好时间。怕痛的担忧也显示台湾产科对於非药物减痛的资源太
稀少,搞得产妇十分无助,只得想到求助於剖腹产。真正该探讨的,可能在於医界对於要
施行剖腹产的临床理由太过宽松,以及生产过度医疗化的现象。
社会学界所指称的「医疗化」,指的是一些状况与行为定义为医疗问题、且需要医疗手段
来解决的过程。社会学很关注,一些原先被视为是人生命的自然现象,如生产、性、月经
、老化、死亡等等,也逐渐成为医疗事件,往往由医疗模式来做处置。想想一下我们并不
陌生的生产画面:即使是健康的产妇,到了医院,也一样换穿病人服,待在病房里,躺在
病房里,不时吊着点滴,被当为病人处理….。曾有一度,医院生产又多只重视生产生理
上的结果,忽略产妇所需心理上的支持。生产过程中也逐渐以胎儿健康为重心,医护人员
为主导,没有充分注意到产妇的各种需求。如果像这样仍将生产定义为一病理现象,且仍
以接生人员,而非产妇为生产的主导者,各种医疗介入就容易频繁地被使用。剖腹手术以
及一些医疗措施,有时的确是救命的必要措施,但是非必要性的医疗介入,却可能带来不
必要的健康危险。
开发多元友善的生产资源
助产士几已消失、剖腹产居高不下,这样极端的现象,在过去十五年来,促发了台湾社会
各种改革倡议,像是人性化生产、温柔生产、友善生产等等新型态的生产模式。说法看似
不同,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提出生产改革的愿景,建立一个以产妇为中心的生产照护环境,
适当地使用助产资源与科技,支持产妇的需求,让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达到良好的
生产效果。目前这些措施,有些已经得到医界的认可,有些仅限於少数医师在施行,有些
在政府缺乏相关政策下,仍窒碍难行。
换一个角度来看,缺乏多元的生产模式,仍是台湾目前的生产困境。也就是说,如果要问
近年来的新世代要问,「我妈是怎麽生下我的」,从接生人、生产空间、到生产措施,答
案可能相当单一。
目前的接生人力主要以妇产科医师为主,并在偏远地区有人力不足的问题,医院医师与护
理界也都有过劳的现象。学理上,如果生产过程中可以提供连续性支持,那麽可以达到比
较好的生产品质,而如果须要高品质的陪产与助产措施,那就需要优质的助产人力。在英
国,国家即规划一比一的人力配置,力求达到一对一的照护人力比,台湾的产科人力配置
远低於此。而台湾目前已经有五百多人取得「助产师」(助产士的进阶版)资格,以此身
份执业的却仅有四人,明显浪费优质的助产人力。
【从三姑六婆的消失,反思我们需要那类的生产体系】
目前台湾有七成的生产在医院进行,三成在诊所,仅少数在助产所、或由助产师进行居家
分娩。传统在医疗院所生产,必须与其他病患出入同一空间,而大多数的产妇都是健康的
人,并无病痛。待产与生产时,往往要与诸多陌生人共用空间,并无留予亲友陪产的空间
,很难让待产与生产成为一家人共享的时光,也有碍产妇透过走动、按摩、使用产球、淋
浴等方式来减缓阵痛、舒展身体。更可能因为医院科层组织层层分工的方式,产妇往往一
路要从从检查室,到待产室、经推床转到生产室、再经推床转到恢复室,最後到产後病房
,一共要换五个房间,可能换八次床,增加产妇的不便。
经过多年的倡议与讨论,过去有些不合宜的例行性措施,例如对於低风险的健康产妇在待
产期执行常规性灌肠、剃毛、禁食、点滴给予、人工破水等等,已逐渐被医界所检讨。然
而,还有许多温柔生产与友善生产的措施,台湾还没有普遍施行。例如,在许多文献上提
出各种处理待产妇阵痛的措施,包括有人持续的陪伴鼓励、按摩腰背部和脚部、淋浴、身
体的放松和视觉想像、调整呼吸节率、下床走动和改变姿势(侧躺、步行、蹲踞、坐姿等
)、下床坐生产球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增进舒适,促进有效的子宫收缩,有助於产程进展
。
在今年的母亲节前夕,台湾妇运的龙头妇女新知基金会,以及立法院几位女性立委,要求
政府提供更多「多元友善的生产资源」的诉求。生产是女性成为母亲的重要历程,也是检
验一个社会是否尊重母亲的重要指标。她们提出,政府在助产人力、生产空间、生产措施
的改革上,责无旁贷。在医院人力配置上,要求增设助产师,并在国家所属的医疗院所带
头推行优质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措施,并透过奖励措施给予少数具前瞻性的医师与助产师资
源,并在孕产妇手册以及其他生产推广的资源上,提出这些国际上行之已久的友善生产理
念。这些团体呼吁,与其浮夸地歌颂母亲,不如从制度面给予这些妇女友善的生产环境、
多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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