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oo.gl/YHy3u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摘要【壹】 何明修 翻译、整理 2001/09/27 【本文是由台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何明修所整理成的摘要】 Sassoon，Donald（1996）：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21 Century，（New York：The New Press） ◎作者简介：Donald Sassoon任职於伦敦大学，主攻比较欧洲史。其博士论文是关於义大 利共产党的发展（1997），由Eric Hobsboawn所指导。Sassoon一直是英国工党的党员， 长期参与政策提案的讨论。1999年底曾代表工党，来台参与民进党主办的政党转型研讨会 。 ◎本书简介与说明：《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连同附录、注释将近一千页，算是晚近以来 对於20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之发展最完整的整理与评析。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 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 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 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最後，70年代末期以来，新的危机浮现，其基本 理念日益受到质疑。 回首过去，是为了放眼未来。作者将一半的篇幅放在第三阶段，分析各国左派政党所面临 困境，并且试图为下一个世纪的进步政治寻找新出路。 我想，这一点也是本书想要传达的最重要讯息：资本主义体制的确比其挑战者所想像更具 有韧性，当八小时工时、成年人普选、劳动权保障、社会安全制度等要求逐一实现，到底 左派要能够提出什麽新的愿景、新的诉求，即是末来能否延续的关键。无疑地，社会主义 的思潮是处於守势，但是这不代表其失败；相反地，只要看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 差异，就可以了解左派势力在这百年来所做的努力。然而，挑战仍是存在的，如何寻找新 的介入点，并且赋与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一项重大的考验，否则面对未来的全球化纪元 ，社会主义将与过去的资本主义一样被历史所埋葬。 Sassoon的大作出版後立即被译为义大利文、瑞典文、希腊文，不过需要坦承的，我不敢 保证这本书是此方面文献中最好的代表作。然而，至少作者的叙述条理分明，一些历史评 断尚称公允，就这一点而言，对於台湾的知识界或运动界是十分需要的。 ◎本书目录： 第一卷 扩张时期 第一篇 往权力的艰困道路 第一章 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的建立 第二章 战间期（1914～1940） 第三章 受挫的可能性 第四章 战争、反抗军、其及後果：西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39～1948） 第二卷 巩固时期 第二篇 建构福利社会主义（1945～1950） 第五章 1945年之後的社会主义者 第六章 建立社会资本主义（1945～1050） 第七章 外部限制：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 第三篇 朝向修正主义（1950～1960） 第八章 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第九章 界於中立政策与北约之间 第十章 修正主义的基础 第四篇 令人困惑的60年代：浮动不安 第十一章 左派重现 第十二章 外交政策共识之建立 第五篇 大抗争 第十三章 工人阶级抗争的复苏（1960～1973） 第十四章 意识形态与学生抗争的复苏 第十五章 女性主义的复苏 第三卷 危机时期 第六篇 资本主义荣景的结束（1973～1989） 第十六章 危机与左派：总论 第十七章 小国的社会民主：奥地利、瑞典、荷兰、比利时 第十八章 德国与英国：执政的社民党与工党 第十九章 法国的实验 第二十章 义共的失败 第二十一章 西欧威权政体的终结：葡萄牙、西班牙、希腊 第七篇 社会主义的巨大危机 第二十二章 工人、妇女、绿党 第二十三章 1980年代：回光返照的左派 第二十四章 新修正主义 结语 　　　　　　　　第一章 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的建立 ◎摘要内容 [理念] 简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1914年以前欧洲左派的教条，其三大命题分别是：剥削的 经济理理论、历史唯物论、工人是未来的革命主体。因此，形成一种十分简单的三段论证 ：“目前的社会秩序是不公平的，未来的社会有可能被改变，所以我们要采取行动”。这 种说法胜过当时所有的政治思潮，原因在於明确地指出工人作为行动主体，也构成早期社 会主义诉求的力量来源。 [组织] 德国：1875年社会民主工人党组成，整个80年代受到Bismark的迫害。到了1891年，改组 为社会民主党（SPD），采取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学说，提出Erfurt党纲，主张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危机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社民党不断扩大其组织，很快地成为全德国得票数最 多的政党，也是全欧左翼势力的组织模范。党知识份子Kautsky的着作也被视为马克思主 义最权威的解释，出自於其手笔的党纲也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抄袭的范本。 法国：在早期，马克思学说一直未成为左翼的主流，法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本土社会主义 流派。Jules Guesde在1879年创立了法国工人党（POF），采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 其指导，不过，POF也带有法国风味的革命传统，反组织、要求直接民主、反教士主义。 其他的左派势力集结於国际工人法国支部的名义之下（SFIO），另一派的社会主义是以 Jean Jaures为领导者，後者是以激进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综合而言，自从19世纪未以 来，法国并没有出现值得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各种左翼势力也各自为政，派系倾轧，缺 乏强而有力的统一组织。 义大利：19世纪未义大利出现了一位十分特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Antonio Labriola，以 黑格尔与唯物论者Hebart为出发点，特别关心南方问题。不过，他对於创立於1892年的义 大利社会党（PSI）没有什麽影响，後者的领袖为Fillippo Turati。社会党当时参与资产 阶级Giovanni Giolitti的政治联盟，共同 建立一个以北义都市利益为主的政治势力，因此很快就获得政治承认与成年男子普选权的 改革成果。同时，社会党在若干城市也建立很了强大的据点。 英国：一直到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仍不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在1884年，H．M． Hyndman宣称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社会民主联盟（SDF），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位 反犹份子，支持帝国主义。独自特行的William Morris也曾创建过社会主义者联盟，但是 在他逝世之後（1896）就消失了。最重要的组织莫过於1884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 ），其组成份子是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其取源的知识传统则是英国的激进功利主义，不 喜好马克思学说，在早期也反对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费边社诉诸於渐进式社会改革， 与欧陆的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相异其趣。英国工党是在1918年才成立，算是第一个英国 的社会主义政党。自从一开始，它就采取温和的改革路线，并且宣称与刚诞生的苏维埃政 权划清界线。 　　　　 　　　　　[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 在所有采取马克思主义为价值观的左派政党之中，尤其是德国的社民党，存在一系列的理 论与实践的矛盾，只是一直到大战爆发之前，这些矛盾都被隐藏，从而被忽视。如修正主 义争论、总罢工争论、革命或改革、终极目标与短期工作等。 第二章 战间期（1914～1940） 仅管1914年之前，第二国际所宣称的价值是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反对资本家之间的战争 ，但是一旦大战爆发，大部分的左派政党都支持各自的政府，只有少部分国家（如义、俄 ）或个人是例外。一个共同的原因在於：左翼的领导人并没有成功地说服工人采取反战的 立场，因此，一旦国际敌对态势出现，工人们就被政府的民族号召所吸引，也迫使领导者 不得不迁就基层的观点。 　　　　　　　　　　　[现代共产主义的兴起] 战争暴露了战前社会主义势力的内在矛盾，激进革命的诉求与温和改革的实践之落差无法 再被掩饰。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更加分化了这两种倾向的发展，迫使每一股左派势力表 明支持或反对苏维埃的模式。 1919年苏维埃决定建立第三国际，隔年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21点条件，其中并没有 任何关於意识形态或策略的规定，但是其要求却是很严格的：驱逐改革派与中派、无条件 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命令、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并且以共产党为 名。俄共认为苏维埃的利益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因此常以自身角度来指使各会员的策 略。 在加盟的西方共产党之中，组织最完备的应属1920年代的德国共产党（KPD）与1930年代 的法国共产党（PCF）。其他的共产党不是很早就被极右翼势力消灭（如义共、西共）， 或是更没有发挥过力量（如英国、荷兰、奥地利）。 德共源於社民党的分裂，在威玛共和时期，最高曾掌握16.9％的选票与近50万的党员，其 中大部分的支持者是失业工人。德共的问题在於自始不认同共和体制，并且不断地采取冒 进的武力颠覆策略。在共产国际中央的指示下，将社民党视为社会法西斯份子，拒绝与其 合作，因此，在纳粹推翻了共和体制之後，德共也随之消失。 就如同德共一样，法共在1920年代也是采取极左的“阶级对抗阶级”立场，一直到1932年 之前，其得票率也在10％上下沈浮。到了1934年之後，法共开始高举民主与反法西斯主义 的旗帜，诉求保卫共和国，防止法西斯份子上台，组织也开始成长。在这段期时间，法共 与其他中间偏左势力共组人民阵线联盟，支持Leon Blum所领导的左翼政府（但是没有入 阁）。 为了因应路线的调整，法共的名称从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France）改为“ 法国人的”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cais），其领导者Maurice Thorez强调忠於 法国18世纪以来的激进革命传统，而不只是听命於一个外国主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前，法共是共产国际在西方唯一仅存的强大支柱，其他的共产党不是被禁、被消除， 就是无足轻重。 　　　　　　　　　 [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势力] 战间期产生了西方社会主义势力的分裂，不过几乎在所有地区，非共产势力（社民党、社 会党）都在选举表现上胜过共产势力，取得了左派的政治领导权。不过，在这个时期，社 会主义政党的力量仍不足，在许多地区都不得不与进步的资产阶级或农民等其他势力合作 。 战间期之中表现最突出的莫过於瑞典的社会民主劳工党（SAP）。早在30年代之前，瑞典 的社民党就有多次执政的经验，包括单独执政或与自由党联盟。虽然名义上仍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学说，并且奉行国有化优先的政策，但是在履次执政失败的教训中，社民党学到了 谨慎与弹性因应的重要性。 1932年社民党首度取得了绝对多数的席次，面对1929年以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社民党被 迫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此时，社民党不采取原先的国有化教条，在其 鼓励下，工会联盟（LO）与雇主联盟（SAF）在1938年签定了历史性的劳资协定（ Saltsjobaden Agreement），其中工人承认雇主的经营权，而雇主也愿意尊重工会的代表 性，这项劳资协调架构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同时在社民党的执政期间，利用斯德哥尔摩学派（Ernst Wigforss，WEicksell）所创新 的低度消费理论，大量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创造就业计划、住宅计划、老年津贴、育儿补 助、休假津贴等政策。瑞典模式开创了末来的福利国家基础，社会主义也首次将社会福利 的目标取代原有的阶级斗争。 瑞典的社会主义之路具有其特殊性：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薄弱，农民成为工人的政治联盟者 ，同时工会与社民党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另一方面，瑞典早期以铁矿、木材为主要出口， 较少受到国际经济风暴的影响。 社会主义在瑞典的成功也影响北欧的丹麦、挪威、芬兰等国；但是在南欧的义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组织的左翼势力都被军事独裁所连根拔起。至 於德、法、英等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在战间期都获得了首度的执政机会，但是他们却不知所 措，“彷佛社会主义政府的时机未到，他们不应该掌握权力。他们似乎认为造化弄人，太 早被赋与权力，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做些什麽”（47）。 德国社民党创立威玛共和有功，但是随着共和体制的灭亡，他们也跟着覆亡。在1918年之 後，社民党终於实现了Erfurt纲领中的政治要求，普选权、全民教育、基本政治自由，在 劳动权方面，八小时工时、失业津贴、劳资仲裁与工资管制度获得实行。但是随着1923～ 1924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社会主义的改革戛然而止。1928年之後，社民党再度获得联 盟执政的机会，但是这次面对全球经济大恐慌之挑战，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执政阵营不 敢采取扩大公共支出的解决方式，以防止通货膨胀历史重演。随着纳粹势力的高涨，社民 党的生存倍受威胁，到了晚期社民党的目标只有保卫共和国。 法国的社会党（SFIO）并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支持者包括南方的小农阶级。在意 识形态上，它也与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具有相当高的重叠性。Leon Blum是社会党的右翼的 领袖，在他的领导之下，1953年起，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共同组成人民阵线政府，以 对抗国内外猖獗的极右势力。人民阵线政府在位的近两年期间，并没有积极的改革决心， 面对恶化的经济状况，Blum并没有采取突破性的作法。对於邻近的西班牙内战，他也选择 了低调的不介入立场。 需要强调的，在人民阵线期间，法国工人虽然获得了每周40工时、休假津贴、劳资仲裁等 保障。但是这些收获是来自於基层工会的动员，在一连串的工潮之下，迫使资产阶级於 1936．06作出重大的让步，而不是执政当局的主动作为。Blum本人曾宣称要作为“资本主 义忠实的经营者”，但是日益恶化的经济迫使他将领导权交给激进党，战前法国唯一的左 派执政也随之结束。 1929年英国工党首度获得超过保守党的席次，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取得了单独的执政机会 。在竞选过程中，工党宣称将以住宅更新、道路建设、农地排水等工程来解决严重的失业 问题。但是一旦取得了执政地位，工党却不知道财源如何取得。 当时自由党的知识份子包括Keynes等人主张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这种观点获得工会 与工党部分左翼人士的认同。但是另一个观点来自财政部，坚持保守的财政观点，担心过 度膨胀的危机。最後，财政部的主张取得了优势，执政的工党选择了“什麽都不做”的政 策因应，彷佛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法透过人为力量加以改变，因此失业危机不着处理 第三章 受挫的可能性 30年代仅管是左翼势力失败的年代，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也提出了若干突破性的思考，更加 远离旧的马克思主义窠臼。 [“新社会主义”计划者] 随着20年代以来，德、法、瑞典、美、挪威等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 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 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私人市场失灵的危机。这些构想预设国家作为一个总体经济的计划者 ，不过，一开始时，各国的左派政党并非原创者，或是热心采纳。 1932年，三位德国工会领袖Woytinski、Tarnow、Baade联合提出了所谓的WTB计划，内容 主要是以赤字预算方式推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但是总会工会并没有 支持这项构想，社民党与执政的Bruening政府也担心通货膨胀，所以没有认真考虑。反倒 是一位纳粹领袖Gregor Strasser认为可行。 在英国，Keynes更早就有类似的想法，但是他是政治立场是自由党，因此主要是在自由党 周遭的知识份子界有所讨论。工党内Mosley Strachey曾表示过赞成，但是这两人并没有 真正掌权，後来也离开了工党。主流的工党人士不认为拯救濒临危机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 义者应从事的工作，因此，他们并没有认真思任何突破性政策的可能性。至於Keynes等人 ，他们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的任务只是要避免自由市场的危机为害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若干工党人士从政治制度层面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发现单纯的议会民主 是不足够的，国家需要被赋与更强大的权力，以便从事未来的集体计划。G．D．H．Cole 曾提议废上议院，赋与政府紧急处份权，他认为在迈向国有化的过渡过程中，议会的工作 将只是一般原则性的讨论，真正重要的工作在於政府委派的委员会。类似的构思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夫妇也提出过。他们共同的参考模型是俄国的苏维埃模式。 一群法国社会党的智识份子，如Jules Moch，Marcel Deat，Andre Philip从国家管制的 角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新路线。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个重要趋势 ，因此问题不再於是否要坚持国有化，而是在於如何透过国家权力达到经济计划的目标。 这一群“新社会主义者”并非当时的左翼的主流，在30年代脱离社会党，到了40年代更转 而支持统治法国的纳粹势力。 计划经济预设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左右两派、反资本主义份子 与技术官僚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无怪乎，当时苏维埃模式被认为是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危机 的一帖良药；同时，若干左派份子的主张一旦不能在原有阵营获得认同，便倒向极右翼的 纳粹势力。比利时的社会党的领导者Hendrik de Man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 “奥国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与义大利共产党”这两股潮流亦是西方社会主义在战间期 的主要突破，不过随着极右翼势力的上台，其实践的可能性丧失了（Sassoon对此的整理 过於粗糙，因此略过）。 第四章 大战、反抗军其及後果：西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39～1948） [战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化了原有的西方左派，一是亲俄的共产党势力，另一则是承继第二国际 的社会民主势力。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在义大利与法国，共产党取得了左派的领导 权，在大部分的国家，社会民主党俨然成为左派的主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势力席 卷半个欧洲时，只有共产党份子从事地下反抗活动，社会民主党份子不是流亡海外，就是 成为纳粹的共谋者。就如同上一次大战一样，国际战争的问题迫使不同路线的左派更为分 裂。 大战前夕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08）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俄共为自身防卫的需要 ，选择与世仇纳粹言和，并且共同划分东欧。纳粹确定东线无战事的前提下，立即将侵略 的矛头指向西欧。这项决定并没有事先告知西方的共产党，这使得他们立即陷入里外不是 人的两难处境。 在30年代中期，西方共产党宣称国际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母国，同时也站在反法西斯主 义斗争的第一线，扞卫祖国。但是随着纳粹与俄共的大和解，这两个目标立即产生矛盾。 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逐渐公布之後，英、法等国共产党仍是坚持立持苏联的路线，也受 得很大的伤害。法共在1939年被查禁解散，领导者被捕。 1941年06月，德军入侵俄国，英、俄成为反纳粹的同盟。西方共产党的处境又一次大翻转 。反法西斯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再度合一。在纳粹统治的法、义、希腊、捷克、南 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反抗军活动，这段期间是共产党最值得骄 傲的时刻，他们可以将保卫民族、反法西斯、国际主义等三大目标合而为一。虽然只有阿 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是由反抗军所解放的，但是共产党的成果也在於声望的提高，因为他 们在从事地下反抗活动时，并不坚持某种战後重建的蓝图，而将维持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 视为首要任务。 西方共产党一向被保守势力描述为不忠於国家民族，只是苏维埃政府的傀儡，因此，参与 反纳粹统治的斗争也可以借以洗刷这项污名。就以义共为例，在大战期间，Togliatti主 张将民族解放的目标置於第一，暂时搁置政治立场的不同。为了取得更广大的反法西斯联 盟，义共接受了故有的民族主义符号，如义大利三色旗、Garibaldi、复兴运动（ Risorgimento）等论述，就如同20年代的德国社民党，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义共成为了“ 民族的政党”。 相对於共产党的全力反抗，社民党的表现则不一致。在纳粹的威胁下，瑞典、丹麦的社民 党政府被迫与纳粹合作，在贸易、军事、外交等方面都迎合德国政府的考量。但是两国政 府最後都拒绝配合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要求。荷兰、挪威的纳粹共谋者并不受欢迎，在野的 社民党也不支持。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义大利的社会党也从事地下反抗活动，不过相 对於义共的严密组织与领导统一，社会党存在严重的内斗，再加上美国政府蓄意的分化， 使得其实际作用略逊一筹。 在1940年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群（以Paul Faure为首）决定支持Petain政府，与纳粹言 和，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和平主义与反共。实际上，社会党的决定反映了当时法国主流的 民意，即然被德军打败了，就只好接受纳粹开出的和平条件。由Leon Blum领导社会党另 一派拒绝与纳粹共谋，试图重组社会党，积极反抗，他的成效不大。不过倒是有不少基层 党员，不顾领导者的决定，在各地加入反抗军的行列。 [战後] 参与反纳粹抗争的经验，使得战後共产党的声望显着地提昇，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在战後 第一次选举取得历史上最高点。在法、义两国，共产党的势力甚至超越社会党。事实上， 1945～1946年期间是欧洲共产势力的最高潮，1947年之後，随着冷战到临与欧洲分裂，共 产党才开始走下坡。除了捷克、希腊等特殊的例子以外，战後的共产党彻底放弃了20年代 的武力颠覆路线，真正全心走上选举之路。 在这段期间，义共与法共是共产党在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据点。他们共同采取了“人民民主 ”的策略，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维持左翼势力的 团结；在经济上，采取国有化政策；在外交上，则是倾向亲苏联。人民民主的路线意味着 各国都有不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苏联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人民民主的策略还 包括了下列的内容： １、法共的Thorez与义共的Togliatti都曾提议，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试图壮大左翼阵 营的势力，孤立少数的垄断性资本。 ２、避免工人激进主义，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党要求工会不要轻易发动罢工，任意 要求提高工资。Thorez曾有场着名的演讲，他对Wazier地区的矿工说，生产更多的煤矿是 他们的阶级责任，“懒骨头绝对不是好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好的革命份子”。这些领导者 试图以工人纪律与提高生产，向中产阶级证明共产党也是有能力执政。 人民民主策略并没有成功，义共与法共都曾参与战後的制宪工作，这是战前未曾有过的可 能性。不过，随着冷战到来，左翼阵营被迫选择美式的资本主义或俄国的苏维埃模式，大 部分的社会党选择了前者，共产党再度被孤立。 第五章 1945年之後的社会党 　　　　　　　　　　　 [战争与左翼选票的成长] 在西欧国家中，1945年之後的社会党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几乎在所有地区，他们的得票 率都超过三分之一。除了在芬兰、法国、义大利，社会党不到三分之一，不过其原因在於 共产党拿下了超过两成的选票。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时，许多社会党也是处於执政联盟 之中，虽然真正握有主导权的只有英国、瑞典、挪威。 比利时从1945～1949年虽然经历了七个联盟政府，但是每次都是由社会党领导；荷兰的劳 动党（PVDA）从1945～1958年一直是在联盟政府之内。 在奥地利，社民党（SPO）选择与中间偏右的人民党（OUP）进行“历史妥协”，从1945～ 1966年都是由两党联合执政，这使得此段时期内，奥地利的反对党不成气候，也避免了人 民党右倾的危险。 丹麦的社会党因为与纳粹共谋，在1945年惨遭选举挫折，但是从1947～1950年则是领导一 个左翼势力组成的联盟政府。 至於挪威与瑞典，社民党在战时就是执政党，这项优势分别维持到60年代中期与70年代中 期。 　　　　　　　　　　　　[德国社民党的重建] 在纳粹统治的13年中，曾是欧洲组织最强的德国社民党完全消声匿迹。其战後领导者 Kurt Schumacher在集中营渡过这段黑暗期间。在战後，Schumacher所重建的社民党虽仍 是德国党员最多的政党，但是不再具有威玛时期间的组织基础。面对当时联军占领的德国 ，Schumacher反对与共产党合作，因此他不和德东地区的领导者Otto Grotewohl合作，後 者则是主张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1946年，德东地区的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成为社会主义 统一党（SED），後来成为东德的执政党，随着冷战到来，社民党在东部的组织势力也完 全丧失。 　　　　　　　　　　　　[英国工党的胜利] 工党在1945年选举的获胜是空前的，在此之前，它未从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 政。战争的爆发带给工党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一方面战时的全民统结诉求、平等而无私 的奉献精神、与苏联的联盟，使得社会主义的诉求较能为大众所接收。其次，工党全力投 入战时的联合政府，共同承担治国大任，也向百姓证明了它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有能力 来统治英国。这些经历比过去1924、1929～1931年失败的教训都好太多了，战争的洗礼给 了工党单独执政的正当性。 对於传统左派而言，和平主义一向是所崇尚的价值，但是也因此，左派常被污名化，被指 责无法保卫民族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工党一个好处，因为入侵者是极右翼的外敌， 工党可以将社会主义诉求与民族认同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相较其他国家，英国的工党很幸运地面对高素质的政府行政人员，他们不像义大利、德国 的例子，长久以来与极右翼势力挂钩，常暗中破坏左派执政的成效。经历了战时的计划经 验，英国的行政官僚十分熟悉如何进行国家的整体规划，因此，许多战後工党政府的政策 便是出自於高阶行政人员之手。 不过也是由於过度认同英国的传统，执政的工党并没有试图改造整个国家机器。工党内部 没有人有想要废除皇室与英国国教的特权，取消一些中古世纪遗留下来的古怪法律。对於 不合事宜的贵族院，工党也只是在1949年提案取消其延迟立法的权力，而不是完全取消。 事实上，就这一点而言，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社会党都是如此，在战後执政 的时期，他们都维持原有的皇室制度，避免大幅度地变更原有的国家组织。 　　　　　　　　　[战败国中左派如何参与宪政重建] 义大利共产党并没有战後的制宪工程中取得主导权，其领导者Togliatti当时有两个目标 ，一是设定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权力核心，二是使得共产党能在宪政体制合法生存。但是他 无法兼顾两者，因此只好接受基民党提议的地域制，并且承认天主教会的优位性。 西德社民党对於战後基本法的制定并不是很热心，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承认德国分裂的事实 ，总是期望统一是不久的事，因此没有必要修定一个暂时的准宪法。 不过，一旦基本法的制定进了关键性的阶段，地方分权的问题成为了讨论的核心，社民党 反对采取联邦制，赋与地方政府过多的权力，因为这将使得保守的巴伐利亚邦获得特权。 经过各党协调的结果，联邦制获得采行，但是在中央层级也给与了总理相当大的权力。 　　　　　　　　[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工程的心态] 事实上，考察当时各国左派的宪政立场，我们可以发现绝大数的意见是支持中央集权、单 一国会、内阁制。这是相当符合法国传统的雅各宾主义（Jacobism），因为只要一旦左派 获得稳固的政治权力，他们将试图以国家权力为利器，大规划地由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 以建构社会主义。 无疑地，这种推动社会主义的方式预设了一种社会工程的心态。1930年左右，瑞典社民党 的Gunnar and Alva Myrdal认为，一般民众的消费习惯要被改善，他们还规定新生儿要如 何穿着，并且迫使精神疾病患者结紮。这些规定後来都成为社民党的政策。在战时，英国 政府也出文宣品，教导人民要如何制作衣物，如何装饰家居生活。在这段时间，社会主义 者常自以为师，试图教导人民一般的食行住行方面的“专业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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