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ruas.sinica.edu.tw/shanjhuku_forum/No_2/2-6.htm 社会学面临的【「本土化」vs「国际化」】的问题 张茂桂 社会学所研究员 （原文刊载於《文化月报》电子期刊，〈三角公园〉版，11期，2002年1月15日网址为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park_11.htm） 在2001年8月6日，台湾社会学期刊在台大社会系举办了一场「创刊」发表会。这份刊物是 由台大社会系和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两单位共同支持出版,但是在编辑作业上却是完 全独立的。而新出刊的意义同时包括承继了过去两个单位各自出版的台大社会学刊以及台 湾社会学研究，所以在新创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以往两份刊物的优点。这样做当然预期会 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或许可以扮演促进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与发表的角色，也希望能藉此建 立起较有公信力的同仁评监的文化惯习。不过真正直接促使这份刊物的诞生的原因，却是 因为过去两单位所办的刊物，被国科会人文处与社科中心所主导的期刊评监，列为有待认 可（或「受奖」？）之「观察」名单。如果短时间之内不能有具体提升的作为，设法成为 可正式「认可」的期刊名单，将来可能会产生稿源不足的问题。合并与新创一份不隶属任 何单位的期刊，或可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国科会学术奖惩系统所发动的「认可」与「评监」的压力脉络中，社会学界同 时面对另外一种评监论述，就是有知识生产必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这里所 谓「国际化」，指的是台湾掌管知识生产的组织或体系，如国科会、中研院、教育部、各 大学的主事人、特别是不在我们这一个学科的，如自然科学与经济学，都不断提出人文社 会科学需要「用英文发表」、「在国外发表」的问题。同时，因为期刊评监的工作，有些 单位同时引进「记点」的分数制度，而国内与国外期刊，如何对照评分，经常被讨论。有 一些主事人进而特别强调在国外出版的「道德」与「必要性」，比如主张「学术是无国界 的」，「竞争必须国际化」，如果不敢尝试，实为让人鄙视的「井底之蛙」。如果说国外 出版相对於国内出版，是更可欲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什麽大家还要费心力 去出版一份在地的新学刊呢？这不是逆势而为吗？我们为什麽不鼓励大家就用英文书写， 到国外投稿就好了呢？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只用中文书写的研究呢？ 另外一个问题属於「本土化」的问题。在台湾社会科学「本土化」其实已经讨论了很 久。不过当初（1970─80年代）说的「本土化」是在「中国vs.西方」以及「中国化」脉 络下的意思，而现在的「本土化」则比较含混，或有些人会和政治场域的「本土化」当成 可借用的词汇。像台湾社会学这份英文叫Taiwanese Sociology的刊物，试想它会是一个 有多强调「本土化」的刊物呢？如果是，那麽它将何处理其他的研究呢？比方越来越多人 投入的中国大陆研究？或者，要不要刊载日本或者东南亚研究呢？或者要如何处理台湾社 会内部的新加入元素呢？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样的刊物是否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内涵 以及相关之研究。 我虽然是创刊编委之一，但根本不能代表这份期刊，也不能替这份期刊做任何政策的 说明。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社会学的看法，提出对於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的 已经在创刊会场上表达过，这里再做一些整理，并非定论，而是俗话说的「引言」、「抛 砖引玉」吧。 社会学的「国际化」vs.「本土化」，是一个假问题 社会学在欧洲，毫无疑问是「启蒙之子」。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是社会学的先行 者，虽然大家把学科(纪律？)（discipline）的成立功劳归给孔德；而近代社会学诞生的 大历史脉络是资本主义发展，在法国则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而在英国则特别是工业革命以 及达尔文主义。 那在中国呢？恐怕是面对帝国主义，被迫进行西化与现代化的一部份吧？最早在中国提倡 社会学的，都是戊戌变法时代有关的新知识份子。如康有为、谭嗣同（仁学），另外包括 翻译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 Herbert Spencer）的严复等，章太炎则在 1903年将由英文译成日文的「社会学」译介到中国；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享有盛名，远超 过当年孔德之於法国，史宾赛之於英国，则是有启蒙思想的国学大儒梁启超。他们不是我 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学者」，而是广泛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理则学 等，去批判传统与思考建构『新文化』时代的知识人。他们大多希望借社会学，还有其他 ，提供视野与伦理原则，给中国带来改革。之後五四运动时期的精神领袖蔡元培，也是民 族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但真正将具有服务社会底层涵义的社会调查、乡村研究 、都市研究等介绍到中国的，则是各教会学校的传教士、英美国籍的教授或归国留学生， 好比领导燕京大学（基督教创办）社会学系十多年的哥伦比亚博士吴文藻[2]，以及至今 仍被称为典范之作的清华大学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有一项统计说， 从1927到1935年之间，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实地调查有9千多件[3]，而根据1947年12月的一 项调查，全中国有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其中有10名美国人和134名中国教师 ，而其中又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4] 现任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李培林为当时社会学的诞生，下了一个注解：「社会学在中国 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中国的学者们这是才幡然醒悟，原 来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又说，「这种研究的方法并非中国从来就有 的，也并非从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长出来的，它像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和邮政 、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一样，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 程中观念断裂的标志」。[5] 不过，李景汉所没有提到的，则是另外一些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介 绍马克思学说到中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国共合办）社会系担任系主任、第一个讲授 唯物辩证史学（後被国民党枪毙）的瞿秋白，以及着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 启发毛泽东，後被推举成为中共第一任宣传部主任的李达。而官式马列主义在1957年「反 右倾」之後，才终止了「资本主义」式社会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战後台湾各大学成立社会系，和早期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显 着的不同是，必须放弃社会改造的企图，和威权国家政策配合，特别是政策需要，如与农 村工作、社会工作、家庭/人口研究放在一起，另一方面相同的，则是必须藉助西方（反 马克斯）的社会势力。比如联合国的人口（家庭计画）研究、社区发展计画。是以，东海 大学依赖美国基督教差会与传教士的力量，台湾大学则藉助美国（国会拨款）的「亚洲基 金会」的捐赠，分别成立社会系，而台大农推系也在美援会基金的赞助下成立，这都不是 单纯的历史巧合而已，而是配合当时的冷战体系下，美国所刻意培养出亲美的知识内容与 知识权力。的至於第一代美国籍传教人背景的教授练马可、郝继隆，大陆来台的杨懋春、 龙冠海，受业於日本社会学家新明正道、接受联合国补助到普林斯顿学习人口研究的汐止 人陈绍馨等等等诸先辈，也都无庸置疑是西方训练的人物。至於社会工作教学与专业，则 更是一面倒地移植欧美知识与实践，进而拥护国父遗教之「民生主义」。 虽然学者之间，有很多歧异，但所依赖的基本思维方式、研究语汇，本来就很难说是「本 土生产的」，而是不同的西方思潮、研究方式，与个人的在地经验在「此时此刻」所激荡 的产物。所以，一九七０年代台湾社会学开始提问，如何将社会学知识与研究方法「本土 化」的问题，当时提出的解答，就是「社区研究」、「中国人的性格」、「社会学研究法 本土化」这一类的普遍问题。因为，社会学一旦开始朝向社会大众，走向生活介入，则不 但必须反省所借用的知识的可用性，也必须思考如何引伸、假借、占用这些知识。这也可 以说是战後台湾社会学界开始具备反省思考能力，逐渐形成一个「本土学术社群」的一个 开端，也是对於单方面的知识移植、不加思索借用外来知识体系、附庸美国，进行检讨的 阶段。当时不只是社会学如此，以人类学为主、张光直所领导的「浊大调查」，以及之後 由杨国枢领衔的「本土心理学」也可谓是此脉络下的开风气的作为。 但是这样强调本土文化特殊性的知识活动，或者这样的提问，有其局限性：因为社会 学在台湾的「本土化」，其实是和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一起进行的。而「 现代化」与「工业化」，本来就是卷入现代「世界」（国际？）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如何 可能本土化，而不和世界发展、当代的西方影响，发生关连性呢？社会学面对一个正处於 现代化过程中的、流动的、不断自我改造的社会，要如何界定自己的「本土性格」呢？非 常吊诡的是，如果没有一个「西方的」、「欧美的」社会学摆在眼前，谈论「本土化」社 会学，根本没有意义。 眼前台湾社会学的国际化的提问，主要来自和其他学科的比较，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 经济学。这个问题会在20世纪末期出现，一定有它的理由，想必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 而将国际化等同於在国际（用英文？）、在欧美发表这样的狭窄标的，更是值得探究的学 术与社会、学术社群官僚化的问题。 让我重组一下我的说法：20世纪上半的中国，下半的台湾，虽然各有各的历史轨迹， 但社会学的重要问题，从来就是取法外来思潮与研究法，不是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国际 」与「本土」合不合的问题，或者说，是否能自西方借经，来进一步认识自我、启蒙自我 、改造自我的知识生产问题。（这里的自我，是一个关於大社会的集体称谓）。而所谓本 土，其实已经是一个学术实践的事实，不需要强调。拿《台湾社会学》这份新期刊为例， 在第一期的论文，一方面普遍显示社会学的「外来」性格，甚至连所谓最「本土」的文章 也都一样，不论作者所引用书目以及书写语言、陈述方式，几乎都不能脱离英语（欧语） 社会学、最新或最近的研究，进而包括欧美哲学的影响，不论是启蒙或者解构主义与後现 代主义，都不言自喻。所以，真正的「本土」社会学，其实是难定义的，而一个能面向特 定时空意义社会的社会学，才是真正值得关怀的重点。 1998年蒙特娄国际社会学会的世界大会召开之前，ISA曾经对於影响本世纪的社会学 书籍做了一次意见调查。Max Weber的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和Pierre Bourdieu的 Distinction: the Social Critique of Taste and Judgment都名列前十名。但这两本书 都有强烈的区域（本土？）特色吧？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把他们当成「社会理论」而不是「 社会研究」来教导我们的学生。前书明确是关於日耳曼地区的宗教与经济研究，用德文书 写的，後者则是关於当代的法国的社会阶级与流动的研究，用法文书写的。这说明，区域 性的实证研究，可以生产出重大的社会学（理论）价值，绝对可能超出了单一国家、单一 时空的局限。以台湾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必然没有杰出的可能；但是要得到世界的认 可，不只是语言、文化背景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困难的。比如这次调查中所 提到的前100名的书中，除了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之外，其余都是西欧与美国的学者，所做关於现代性、世界性、理论性 的研究，里面没有任何一本是专门关於亚洲、非洲国家，也没有亚洲与非洲的研究者，连 日本学者、日本社会研究，都不曾被提起过。为什麽呢？除了所谓「核心vs边陲」的解释 之外，其实很值得我们更深入探讨。 社会学知识生产应该只有「脉络性」的问题。而不是「本土」/「外来」，或者「本土」/ 「国际」对立的问题。去脉络的社会学，只是漂浮的玄学。 所谓脉络化、特定时空意义，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关於结构的、历史的「脉络性」议题（ issues），以及它们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个人的困扰(troubles)的交织问题，这里我们不 能比Mills的社会学想像说得更清楚。[6] 在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上，我觉得社会学者一方 面必须有意识地去发掘知识形成的叠床纵时性的系谱（genealogy），而不是对(西方？) 社会学做零碎地、「去脉络化」地假借、引用、跟随，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对「西方 」的教条主义批判。（这里说的标的固然是社会学，但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研 究何尝不一样？）；另一方面社会学必须强调反身性的重要。比如过去我们往往疏忽与不 自觉，如疏忽「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如关於「东方vs西方」的假说，关於现代化、全 球化的不能避免、或者必要性的假设，或者受限於我族中心偏见、历史文化制度习性，或 者则是关於自我（阶级、种族、性别）利益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知识生产的背景，有时 候会被我们有意识的拿出来检讨，但大多数时候会被遗忘。近来有些同仁（如中研院的谢 国雄）提到唯有建立有反省式的社会学与自我评论，或者社会学论述的系谱，如社会学知 识史，讨论社会学发展和社区的、区域的、国家社会的、以及世界的种种介面，以及社会 学者如何生产、复制、practice这份本行，展现出隐藏的自我利益，我们才可能真的触碰 到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涵义，才有让社会学「生根」的可能，对於这一点，我由衷地同意。 [7] 去脉络化的问题，其实不是台湾社会学的特有问题，而是社会学的普遍问题，甚至也 包括在Karl Marx对於必然的历史演进的看法所呈现的问题。所以，这当然也不是本土或 者非本土，国际或非国际的问题，比如ASR,AJS这两份可以得「高分」的「美国」期刊， 他们所出版的文章，经常也有这样的去脉络化的问题。社会学的生产，需要被时时提出检 视，不论用哪一种语言书写，在哪一个国度或者期刊出版，这都是不能逃避的问题。现在 的学官（管）把知识生产用「篇数」、「点数」、「国内」、「国外」来学术成果评量， 原本是组织管理的观点，是关於资源分配得以正当进行的手段，但如不加以点明，将无意 间成为学术生产价值的最终判准（或者方便「说闲话」的标准），主导社会学的生产过程 。真正的重点，是知识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可去脉络化换成点数、factor的产品，知识的 生产过程也一样，必须反省知识如何形成，是否「有意义性」，而不是在某某期刊发表， 是否能得到奖助单位承认的问题。 [1] 英文有Talcott Parson写介绍文的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61版。严复版则在两岸都印刷 了好几次。 [2] 提到社会学的中国化，吴文藻在燕京时就已经提出，试图将“将民族学、人类学、社 会学中国化”当做最大目标。燕京後来培养出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优秀的人才。 [3]见王颖〈 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李培林、孙立 平、王铭铭等着，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页223,2001。 [4] 参考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後面附录的社会学者名录。（台北里仁复本， 1982） [5]关於上述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参见李培林〈现代化的求索：启蒙、进化与改良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着，山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上述引文，出自页46─47。 [6] 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226.(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7] 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教授孙本文在1947年时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算是一个先例， 可供书写台湾社会学发展史的参考，但该书却没有本文所主张的研究者必须的反身思考， 以及社会学研究脉络化的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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