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ccyares 信箱] 　　[1 开场]　各位希望我谈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1) 这个题目。我们国民经济学 者，通常有个学究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缘条件讲起，我也预备从俗。因此，首先我要提 出一个问题：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基本言之，这个问题在 今天实际问的是：一个决心取在学院里从事学术工作(Wissenschaft)为职业的研究生，居 於怎样的处境？为了解德国情况的特殊性，透过比较方式，知道一些外国的情形，将是有 助益的。在这方面，美国与德国恰成最鲜明的对比。就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美国方面。 (1) 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就志业问题作辅导，而发表的演 　　讲。─德注 　　"Wissenschaft"(science)一字，随脉络不同，译作「学术」、「学问」、「学术工 　　作」、「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等。"Beruf"(vocation, calling)一字， 　　则译作「志业」、「使命」、「职业」、「去从事某事的召唤」等。在德文中，"Be- ruf"是一个很普通的字，一般用来指我们从事的职业，不过因为马丁路德译基督教圣 　　经时，给这个字提供了强烈的基督教背景，强调「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因此它有 　　强烈的道德意含。关於"Beruf"这个概念的宗教背景，参见周伯戡，〈韦伯的「天职 　　」观〉，《食货月刊》，第十三卷11, 12期合刊（台北，民国73年3月）pp.36-58。 　　[2 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外缘条件：德国与美国]　大家都知道，在德国，有志献身 学术研究的年轻人，通常都是从「私讲师」(Privatdozent)(2) 的职位做起。经过与某大 学里的本科专家学者讨论并得到他们同意之後，他提出一本着作，通过教授团所举行的一 场通常属於形式的面试，然後才具备这所大学的正式教书资格。接下来，他可以按照自己 的专长，选开一门课，但是，除了学生的听讲费之外，别无薪水可领。在美国，学术生涯 通常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即先以「助理」(assistant) 身分受聘。这种身分， 类似德国自然科学与医学大型研究机构里的助理，其中只有一部分助理可望获得私讲师的 正式职位，而且这种机会经常来得很迟。这种制度上的不同，实际上表示，一般而言，德 国学者的事业是建立在金权取向(plutokratie) 的前提上。事实上，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 学者，要面对学院生涯的这种现实，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至少几年之内，时间长短不定 ，他必须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同时，他对自己将来是否能够得到一个职位，使生 活过得比较像样，却毫无把握。相反的，在官僚制度已经建立的美国，年轻人一踏进学术 圈，就开始有薪水可领。当然，他的薪水很微薄，几乎比不上一个半熟练劳工的收入。可 是，表面上他已经有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份固定收入。不过，通常他也和德 国的助理一样，有被解聘的危险；如果他的表现不符期望，他得经常有这种心理准备，不 必奢望同情。这些期望是什麽呢？很简单，他必须招徕众多学生。类此不幸事件，不会威 胁到德国的私讲师。他的情形是一朝在位，没有人可以请他走路。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但是，基於颇自然的想法，他会期望在工作几年之後，别人会给予他某种考虑 。在他，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权利。同时，他也预期─这点常常是很要紧的─别人在讨论 其他私讲师的进用问题时，会想到他。所有条件符合的年轻学者，原则上均应取得教书资 格，抑或考虑「教学需要」，因而让授课成为私讲师的专利，是一个令人困扰的两难问题 ；这和学院这门行业的双重性格有关，我们稍後即会谈到。多半时候，人们会赞同第二种 选择。但是它也增添了若干危险，也就是相关的专任教授，无论用心多麽嶔崎磊落，都不 免袒好自己的学生。我个人的作法，奉行下面这个原则：我要求经我指导完成论文的学生 ，在另一所大学获得另一位教授的认可，给予他私讲师的位置。这样做的结果，我的一位 学生，而且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没有被别人接受，因为没有人相信我所说的理由是真的 。 　　德国与美国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德国，一般情形是私讲师开的课比他希望的要少 。照规定，他有权开他研究范围之内的任何一门课。但是，此举若付诸实行，将会被认为 是对资深的先生们不恭敬。因此，「重头」课都留给正教授，私讲师则开次要课程。这种 安排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作研究，虽然这不一定出於当事人自愿 。 　　美国的情形，与此有基本上的差异。最初几年，正是助理教授学术生涯中工作负荷超 重的时候，只因为他拿了薪水。例如，在德文系里，正教授只要开门三小时关於歌德的课 就够了。可是对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每周十二节课之中，如果除去德语听讲实习，能够 获准教一些如乌兰德(Ludwig Uhland) 之类的作家，他就很高兴了。学校当局决定课程表 ，而助理教授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向它屈服。 (2) 「私讲师」是德语国家的大学教职中最低的一级；私讲师没有大学所发的薪水，而是 　　直接向听课的学生收费以取得收入。 　　[3 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　最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学术的 许多领域里，德国大学也走上美国大学的发展路线。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本 是「国家资本主义型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庞大经费，这些机构即难以维持。这里，我们 碰到一个一切资本主义滋长之後都会造成的情况：「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工人，即 助理，完全仰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具；如此一来，他之依赖所属机构的负责人，就如同 工厂工人依赖雇主。机构负责人诚心地认为机构是「他的」机构，用他的方式去管理。因 而助理的位置，经常和「准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理的差事一样，缺乏保障。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德国大学和德国人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美国化。我相信，此一 发展终将波及那些研究人员自行拥有工具的学科，这里工具主要是指图书馆。目前，在我 这行里，研究人员多半仍是这种状况，如同过去工匠曾经有过的情形。不过，资本主义化 的发展，现在已成为全面的趋势。 　　[4　学术生涯中的机运问题]　不可否认，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型态企业一样 ，这一切的确有它技术层面的优点。但是，这种新「精神」，却与德国大学传统的气氛不 同。无论就外观与本质而言，这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型态大学的主持者，与一般旧式的教 授之间，都有一道鸿沟，心态方面也呈现同样的对比。关於後面这个问题，我不拟在此深 究。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变 本加厉之势的，乃是机运(Hasard)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一个私讲 师，乃至於一名助理，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成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 靠运气。当然，在这场赌博中，机运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却占有非常高的比重。我几 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种行业，机运在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尤其有资格说这种话 ，因为当我相当年轻的时候，纯粹靠着一些意外的机运，我便被聘为正教授，而在这个学 科中，一些与我年龄相若的同行的成就，无疑早超过我。我猜想，因为有这段个人亲身经 验，我特别有锐利的目光，看出许多人尽管才气纵横，但因时运不济，而不能在这套选拔 制度里，取得他们应得的职位。 　　机运，而非真才实学，之所以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不能完全归咎於人性，甚至我们 不能说人性是主要因素。学术界的选拔过程，和其他选拔过程一样，必然会牵涉到人性因 素。但是，如果把众多才智平庸之士在大学里扮演重大角色这个事实，归罪於学校教授或 教育主管个人程度低劣，却是不公平的。造成凡才当道的原因，要到人类协作的法则中去 找，尤其是好几组人的协作的法则。在这里，这是指负责推荐的教授与教育官员之间的协 调合作。几个世纪以来选举教宗的情形，与此相彷佛。教宗选举的性质与学界选拔人才相 同，是同类选拔中最重要的可以控制的例子。「众望看好」的枢机主教，很少有机会脱颖 而出，获胜的反而往往是那排名第二或第三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是一样；如果最杰出的一 流人才得到党代表大会提名，那是例外，多数情况下，都是名列第二、经常是第三的候选 人获得提名，参加最後的大选。美国人早已发明了一套技术性的社会学名词，来替候选人 分门别类。以这些例子探讨集体意志进行选拔的法则，将会十分有趣，不过这不是我们今 天的课题。这些法则同样适用於德国大学里的合议制。我们不应对经常出现的错误感到吃 惊，而应对所择得人的次数诧异。尽管在种种困难之下，这种情形仍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唯有当国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德国到目前为止）─二者结果相同─或取得权力的 革命者（如德国当前），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我们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 辈、及一心上爬的人会垄断贤路。 　　没有一位大学教授喜欢回忆任命案中所进行的讨论，因为这种事很少令人感到愉快。 但是，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许多例子，用心一片都是尽量依据纯粹客观的理由来作决定 ，没有一个例外。 　　[5　学者与教师的难以得兼]　除此之外，我们要明白，学术命运的决定主要凭「机 运」，并非仅只是因为藉集体决定拔擢人才的方式有所不足。每位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 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具有双重面貌。他不仅需要具备 学者的资格，同时也必须能够作一位好老师；而这两种条件并不一定全然脗合。一个人可 能是十分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位糟糕透顶的老师。说到这里，我想到韩姆霍兹 (Hermann von Helmholtz) 与兰克这些人上课的情形，而他们绝非罕见的例外。不过，目 前的情况已演变成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小的大学，竞相招徕学生，这真是极其可笑。大学 城里的房东，在学生人数突破一千大关时，要举行庆祝会，到超过两千时，他们必然兴奋 地要办一次火炬游行。学费收入会因为相近学科聘请到了有办法「吸引大批学生」的教授 ，受到可观的影响，这点我们必须公开承认。除此之外，学生人数的多寡，乃是一种可以 用数字来表示的通过考验的标志，而学者的素质，却不可测量，碰到勇於创新之士时，更 大有争议余地；这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几乎每个人，都为学生众多及因此而带来的好处 而眩惑。说某某教授是个糟糕的老师，通常无异於宣布他学术生命的死刑，即使他是举世 数一数二的学者。可是他是好老师还是不好的老师，却要看学生老爷们上他课的人数多寡 而定。事实上，学生是否涌向某位老师，多半─比一般人认为可能的程度要大─取决於一 些纯粹外缘的因素，诸如性情、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根据我个人算得上相当丰富的经验 ，加上平静的思考，我对那些能够吸引众多学生的课程，有很深的怀疑，虽然这类现象也 许是不可避免。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於学术训练（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 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对这点，我们无需讳言。确实，以适当方式呈现学术问 题，而使一个未曾学而能学的心灵，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并且─这在我们看来是唯一重 要的─对这些问题作独立的思考，或许是教育使命里最艰钜的一项工作。但是，这项使命 有无达成，并非取决於学生人数之多寡。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教学这项艺术，涉及个人 的天赋，并且绝非与学者研究学问的能力相脗合。与法国相对比，德国在学术上并没有一 群「不死之士」(3) 的制度。依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肩负研究与教学两种责任。至 於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备这两种能力，完全得靠运气。 (3) 「不死之士」(die Unsterblichen)指法国学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四十名院 　　士。所谓「不死」，是指院士死亡之後，随即递补新院士，永远保持四十人在位。院 　　士所从事的唯一工作，便是有保障的终身研究工作。─日注 　　[6　学术生涯外缘条件的总结]　因此，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当年轻学者 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作些建议时，我几乎没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 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4) 。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於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 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 ，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 『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 是一种伤害。 　　关於学者这行的外在条件，所必须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4)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章；在《神曲》中，进入地狱的门上写着这句话：「进 　　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参见本书〈韦伯的政治关怀〉注14。 　　（六之一完） ◆ From: 58.114.212.67 ※ 编辑: ccyares 来自: 58.114.212.67 (04/21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