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旅程 阳明大学卫福所 王增勇 社会工作是个外来引进的专业，早期透过西方基督教会的教育体系在大陆萌芽，但随着国 民政府的撤退而宣告中断。在台湾，突破传统慈善救济观念，而以制度性的社会互助机制 处理社会问题的作法，始於日本政府，但这些措施在光复後因为被视为日本政府「皇民化 」台湾人的机制而被罢黜。在国家权威至上、缺乏公民社会制衡的两蒋时代，社会福利沦 为国家巩固政权的政治酬庸工具，形成台湾至今无法脱离的「独厚军公教」「不符公平正 义原则」的福利体系的阴影。在缺乏本土文滋养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工作专业一直无法扎 根在台湾本土社会，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相对的，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高度依附在政 府行政体系（例如小康计画时期推动的社工员试办计画）、医疗为主的医院体系、或是西 方教会支持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家扶中心的前身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 解严之前，台湾社会福利附属於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社会福利的优先顺序总是在「妨碍 经济发展」的阴影下被置於公共政策的边缘。中央行政层级仅及二级单位，不具对外单独 行文、协商的权力。社工专业在主要工作职场中也都扮演相对应的次要角色。政府部门中 社会行政人员被定位为行政人员而非专业人员，应考资格不限社工科系。社工员在实验计 画下以临时约聘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基层工作长达二十年後，才透过组成团体对国家施压的 方式，争取有条件的被正式纳编与国家考试的社工师证照制度（杨玫莹，2000）。在以医 疗为主的医院中，社工员时时面对自己「无角色」（roleless）的专业尴尬，必须从其他 医疗专业人员不愿从事的工作中寻找、争取、定义自己的地位与角色，从过去的路倒病人 安置者、贫困病人申请急难救助的协助者、到新近的医疗纠纷处理者，医务社会工作的专 业化在医疗场域中似乎依循着Popple (1985)所言「捡拾别人所丢弃的肮脏工作」的途径 进行。 解严带来的政治秩序重组，也带来社会工作的转变。说来汗颜，矢志投身社会改革的社会 工作专业没有参与解严前台湾民主化的运动，解严前的社会运动中也没有社会工作者的身 影，但是解严後的民主政治却改变了社工专业与社会福利的形貌。民主政治松动着所有既 存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给予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改变的契机，也形成新的危机与瓶颈。 解严後，民间团体参与社会福利政策的程度逐渐增加，社会福利运动的兴起（萧新煌、孙 志慧，2000）以及民间团体对政策的游说与倡导，促使陈旧的社会福利法规大幅翻新与创 立，解严後的九０年代是社会福利法案推陈出新的「黄金十年」，间接的促成民间参与决 策的发言权与管道大幅增加（王增勇，2000），法案中所推出的各项福利措施大多走在台 湾社会之前，社会工作专业更是其中的要角。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职场的扩张是透过立法 从上而下的取得合法性。 专业化或建制化？ 了解了社会工作专业在体制的边缘地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会朝建 制化 的方向进行。在长期处於体制边缘位置的被压迫情境下，解严後所开放的民主空间 提供社工专业发出集体专业化要求声音的机会，来自於以实验计画名义约聘长达二十余年 却毫无工作保障的县市政府基层社工员，他们要求纳编成为正式公务人员。这种发出集体 声音与政府对话的期待，落在民78年3月成立的社工专协身上。透过组织的正式化，社会 工作者在民主选举政治中展现了集体力量的集结。这条从要求正式纳编、举办社会行政考 试、转而提出社工师的立法通过，九六年所通过的社工师法则被视为社工专业发展的里程 碑，对於提昇社工专业地位有显着的贡献。但也有人质疑社工界所谓的「专业化」未必代 表着社工专业自主性的提升与社工专业能力的增长；相反的，社工师法的通过代表者社会 工作专业进入国家体制的建制化过程，因而逐渐受到统治阶级权力运作的影响，渐渐丧失 专业进行体制外改革的专业自主性。透过与国家交换职业的垄断，社工也同时交出自身专 业的自主性，交在国家机器的手中（陶蕃瀛，1991；1999）。也有学者忧心社工师法造成 社工专业的阶级化，形成有证照者与无证照者的二元对立与分化（林万亿，2001），而忽 略了对社会环境变迁的回应与反思能力。这样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沈浸在社工师光环的 喜悦并未持续太久，社工实务界马上经验到随着社工师法指定的国家考试，体验到自身专 业的监定权力透过国家机器转移到鲜少参与实务工作的学术界手中。实务工作者再一次经 验到自己成为另一个权威规训的客体。社工实务界强烈质疑社工师考试的效度，甚至集体 以拒收实习生作为抗议（你们学术界既然认为我们不够专业，就不要送实习生来学习）， 医务社工专协甚至自行发证照以为制衡，但在缺乏制度的认可下，自行认证抗衡社工施证 照的作法效果有限。 专业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专业人士对专业领域的自主程度与自主范畴，而专业之建制化恰恰 相反是压缩专业人士自主空间的。社工专业错将专业的建制化认为是专业化，忽略了「要 建立真正的自主的专业，在经济上、助人策略方法上也都需要自主。而不是汲汲营营的追 求体制的认可。」（陶蕃瀛，1999）因为建制化基本上是企请国家体制给予肯定、背书或 国家法律之保障，而不是反求诸己的发展专业组织与专业知能、辨明专业价值基础、强化 专业之社会功能以奠定专业之社区基础，并经常警觉反省专业是否随着社会变迁调整功能 。 有趣化作为专业化的另类思考 错将建制化当作专业化的思考盲点在於，社工专业以为自身的力量必须求助於外在权威的 赋予，而没有看清楚社工专业所处的社会矛盾，从中经由批判与自省产生对环境新的觉醒 与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对於体制有迷思与幻想，社工专业依附在体制中工作，却常常看 不见体制经常是助人过程中的限制，依附体制会限制助人工作的实践。助人者必须自主行 动，将体制规章的限制降至最低。一个经济自主、助人策略方法自主、并且持续自我增强 权能的助人专业，能够真正陪同弱势者生活成长。这样的结构性批判是身处个案需求与体 制挤压下的社工员遥不可及的跳脱，甚或是沦为少数处於优势地位的学术菁英的思想游戏 。就像一次研讨会中，一位社工实务工作者在听完社会学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处境精辟的理 论思辩後的反应：「我感觉我们好像家里的黄脸婆，在忙完每天繁琐的家务事之後，还被 要求要与先生进行一趟绞尽脑力的知性之旅。」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趣化」提供一个比较可以贴近社工员的论述空间，理由有二。首先 ，「有趣化」直指我们自身投入助人工作每日生活的主体性，提问「我们如何活的精彩？ 」，而摒除外界对专业的种种想像，也排除依据权力关系进入的种种对社工专业进行的集 体规训权力。从事社工专业的初衷，每个人有他的感动与个人故事，但这样的感动在专业 的社会化过程中往往被专业化所要求的团体自律所取代，生命的热情与召唤也逐渐被体制 的需要所冷却。有趣化重新回归社工员本身的自我生命期许，其实这应该才是专业伦理的 起点。伦理的动力不是因为外在的要求，而是源於我们对自我生命「活的精彩」的要求。 第二，有趣化的提问方式比起马克斯的政治经济提问要贴近社工员的生活，摒除学术语言 所带来的权力关系，这样的论述更贴近俗民生活，也带来更大的对话空间与基础。 参考书目： 王增勇（2000） 谁代表老人发言?--台湾老人福利运动的回顾与展望”，於萧新煌、林国 明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 林万亿（2001）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学刊，7：I-XV。 陶蕃瀛（1991）论专业之社会条件：兼谈台湾社会工作之专业化，当代社会工作学刊创刊 号，1-16。 陶蕃瀛(1999)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分析与展望，社区发展季刊，88。 杨玫莹（2000）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社工师法」的立法过程，於萧新煌、林国明编 ，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 萧新煌、孙志慧（2000） 一九八０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福利运动的发展：演变与传承，於 萧新煌、林国明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 Popple, P.R. (1985).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 reconceptualization. Social Service By 心理师法观察行动小组 on June 10, 2004 5:25 PM http://psy.hi-all.com/archives/2004/06/post_2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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