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恕删… 刚好我的硕论其中一部分有提到育幼机构离院个案的生活经验(以下简称离院个案)，在此 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简单来说，只要没有继续升学，或者满18岁或20岁便需要结束安置(年龄部分看各育 幼机构的规定，通常不会超过二十岁)，离院个案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住哪里？！ 能够回原生家庭或亲属家的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但是绝大部分的离院个案是没有回去的， 尤其是中长期安置的离院个案，都十几年没住在家里和与家人相处，这样突然回去也会不 大适应，所以需要在外面租屋。 此刻便会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户籍迁移」，如同原po所言，通常对於已经安置 结束的离院个案，机构都会希望他们把户籍迁离育幼院，然而在外租屋要把户籍迁到租屋 处是蛮困难的，因为房东不一定会同意，如果是租单人套房的话，那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绕了一大圈户籍也只能够迁回原生家庭或亲属家，社会救助的申请被驳回之机率 也相对较高，倘若机构强迫户籍迁移且又无处可以寄放，那麽离院个案真的会变成幽灵人 口，但有时候也像原po的情况，育幼机构愿意继续让离院个案放在这里。 再来谈到离院个案求学或就业的问题，如果安置结束立刻投入劳动市场，以年龄推算 的话，可能只有国中毕业而已，因为可雇用性低的因素，应该很难找到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通常都是从事蓝领阶级的职业。想要继续升学的个案，势必面临求学与打工蜡烛两头烧 的情况，假设今天完全没有家庭作为後盾，也很不幸地没有申请到低收入户，更倒楣一点 ，读了一间私立大学，一位20或21岁的青年需要负担所有的生活费用跟学杂费，前述所有 情形加总起来应该会是笔不小的费用，学杂费或许可以用贷款，但日常生活开销呢？！如 果跟着一起贷款，等到大学念完之後，负债数目应该十分可观，站在贫穷理论的观点，此 种行为也限制离院个案未来发展的机会。 如果生活费没有贷款的话，预设一个月的基本开销需要一万块，以打工薪资来说， 100元算很高了，那麽一个月也需工读100个小时，平均一个礼拜约25小时，如果找不到时 薪那麽高的兼职，必须要花更多时间打工，相对而言，同时剥夺温习功课和与同学相处的 时间。很多离院个案需要维持三至四年如此吃紧的生活，甚至连机车或电脑这种看似必需 品的东西都买不起，是故，考量经济压力，离院个案可能想在大学毕业後就赶快进入劳动 市场，不再继续念研究所。或许有人会说很多家境清寒的学生也都是过着类似的大学生活 ，没错！这的确不是离院个案的特别处境，但存在这种普遍的情况真的是件好事吗？！对 於离院青年而言，很多事情是环环相扣的，学业成就表现不佳与经济压力→升学选择受限 和无法继续教育投资→可雇用性低而从事蓝领阶级工作，我们似乎可预期以贫穷世代循环 的发生，教育训练虽然无法保证获得薪水优渥的工作，但却是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 人力资本论者所强调的论点。 如果离院个案真的那麽弱势，他们有哪些福利服务可使用呢？！以现况来说，正式的 社会资源有低收入户、弱势家庭儿童及少年紧急生活扶助，以及儿童局独立生活的补助， 而NPO的话，目前有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CCSA)和圣道基金会可申请补助(生活费用和租 屋补助)，这两个单位在八、九年前尚未成立，所以原po当时的处境应该更为辛苦。 低收入户和弱势家庭儿童及少年紧急生活扶助属於社会救助，审查程度之严谨可以说 是众所皆知，儿童局的部分，需要附属在社福团体所承接的方案下，无法自行申请。社会 救助一直隐含两大原则，即「亲属责任」和「工作伦理」，所以离院个案经常莫名其妙地 被退回社会救助的申请，甚至自己也不清楚是什麽原因，比较例外的情况则是主责(或个 管)社工协助处理专签低收，不过如果社工不愿意申请，离院个案也无可奈何。其中，很 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依法行政」，让我联想到「行政中心 vs. 案主中心」的两难问题 ，一项制度设计本应为民服务，解决社会大众的需求，但现在为了遵守依法行政的原则， 忽略很多弱势群体的需求，持续下去的话，是否我们将迈向社会学家Max Weber所预言的 「铁的牢笼」。此外，台湾贫穷线的界定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确实较为严苛，虽然所呈现 的贫穷率较低，政府看起来会比较开心，好像贫穷人口比较少，但现实状况却将许多穷人 挡在门外，至於贫穷线的划定则是另一复杂议题，在此不便多谈。 回归至离院个案可使用的福利服务之探讨，其实离院个案多半都已经年满18岁，已不 再适用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在社会大众眼中，他们也仅是一般青年，所以也只能使用社会 救助法，但台湾针对弱势青年并没有制定特定的福利服务，故申请资格也没有比较宽松。 在我看来，台湾对於社会福利的态度如同美国般，担心福利依赖的情况更甚於社会福利体 系的建制，所以这群看似具有工作能力的离院个案，也较容易被排除於社会福利之外。综 观目前的机构安置制度(在此指育幼机构)，安置期间给予完善的生活照顾，但安置上限时 间一到便得走人，任由离院个案自生自灭(或许这形容有些言重，但我认为很贴切)，可谓 福利服务的不连续性，也产生「安置结束形同福利资格的消失，但弱势身份却未因此脱离 」之问题。 其实学术领域和实务工作也开始关注离院个案的生活情形，儿童局补助县市政府和社 福团体办理「自立生活适应协助方案」，育幼机构也着手进行离院准备的规划，而台北市 和高雄市对於离院个案的独立生活亦有些许补助，还有上述所说的社福团体所推行之福利 服务可使用，关於离院个案的福利资源已经逐渐在扩充。目前关於离院个案的生活经验之 研究，有下列两位(才两个人而已，可见这领域真的很少人关注)，有兴趣者可以多了解其 真实情况，而师大社工所彭淑华教授这两年的国科会计画与儿童局的委托研究也持续关注 此议题，分别是《儿童及少年安置教养机构离院个案评估及追踪辅导研究 》、《离院儿 童少年之社会支持模式与成效评量─台湾与英国之比较研究 》、《儿童及少年安置及教 养机构离院个案生活现况研究 》，然而目前还在进行阶段，期待彭老师後续的研究结果。 杜慈容(1999)。《童年受虐少年「独立生活」经验探讨─以台北市少年独立生活方案为例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毕国莲(2005)。《历经长期机构安置的儿少保护个案结案後的生活经验初探》。台北：国 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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