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wretch.cc/blog/dancing0618/11953972 难以承受之重：一位儿保督导的观点 洪娟娟　北县家防中心总督导 曹小妹妹上报的第一天，我正为县内其他儿少保案件的外部压力忙得焦头烂额，无力认真 了解这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不太敢看这些新闻，怕接触之後把心里头仅剩的能量耗尽， 那，眼下这麽多的事该怎麽办。 但，还是很快知道这一切，很快地媒体效应也反应在通报量上，网络成员人人自危、所有 案件都被列为高度优先（但社工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接着，一如预期般，果然中央迅 速公布控制机制，再次加重社工员的责任，又是中央买单、地方付费…………….. 在一片抱怨指责的氛围中，很难得看到「社工工会筹备小组0423抗议内政部卸责新闻稿」 中深入描述了保护型社会工作的六大困境，包括「非自愿性案家，与社工关系张大力」、 「案家刻意回避、社工成功访视不易」、「社工管辖区域大，权、责不相对等」、「人力 不足、案量过多，人力耗损严重」、「无人身安全与职灾保护措施，增加离职率」、「契 约工雇用型态，阻碍人才长期留用」，并提出「全面检讨从事高风险、儿少保等保护型社 工的政策思维与价值，反省服务模式，从而检讨政府部门所赋予社工的角色与责任」、「 召开实务工作检讨会议，邀请前线保护型社工参与讨论，反对由上而上的精英式检讨机制 」的论述。身为基层的儿保督导，也很想呼应新闻稿内容，分享心得与惨痛学习。 10年多前，在开始担任儿少保一线督导前，我跟同事们有机会读了一本1997年的书「 Combatting child abu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rends」(N. Gilbert, 1997)，书里头比较了9个国家的儿少保系统，并将其分为「儿保取向」、「家庭服务取向 ：强制通报」、「家庭服务取向：非强制通报」三大类，书中提及因着各国福利体制的不 同、对儿少保问题采取不同立场观点，因而产生不同的介入处遇模式。在这本书里，我发 现原来有些国家（包括非英语系的欧陆、北欧国家）将儿保议题视为是家庭冲突或失功能 问题，是社会或心理问题，源自於服务或公共福利不足所引发的心理社会困难，因此这些 国家的解决问题方案是回应家庭需求，而非采取偏差控制、拯救孩子的处遇模式。书中把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三国列为「儿童保护取向」，此一取向视「虐待」为个人、道德议 题，因此采取调查、拯救、强制安置等处遇模式。这本书让我知道，显然我们的儿童福利 法是复制美国的儿保取向，所以强调通报、重惩处，视不当对待为家长个人议题，但，其 实可以有不同视也立场与工作取向的。 开始担任第一线儿保督导後，我愈来愈能体会，强调通报只是简化问题本质，让政府看起 来似乎有在做事，但规避了社会结构与资源问题。所有第一线的社工员都知道，并非「通 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社会资源、结构、心理卫生体系没有改变，那只是让社工员 个人承担这些案家的困难与问题罢了。然而，这麽多年来，「一通电话、救个家庭」的迷 思充斥着这个社会，当政者未能从根本做起，让地方的福利卫生服务更加密集、及早提供 困难家庭所需的各项服务，只是不断用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策略将问题个人化，而被通 报家庭因着隐私被侵扰，对政府出现更负面观感。不断宣导通报的同时，社工员疲於找寻 孩子、而民众对社工员访视抱怨陈情不断增加，社工员因而身陷拯救孩子的社会期待、与 案家的抱怨之间，动弹不得。美国的儿保经验已经发现，当社工员将的心力耗费在即时调 查时，不仅让社工员疲於奔命，同时也使得社工员无法花力气协助那些进入儿保体系、真 正需要协助的家庭，因而部份美国学者认为应重新检视强制通报法、与儿虐定义（N. Gilbert, 1997）。当“通报”如火如荼地在台湾社会漫延开来，我们更应该停下来省思 美国的前车之监，重新检视儿保体系真正希望解决什麽议题、并思考儿保工作的范畴与界 线，而非不断加重儿保社工员的负荷与责任，假「保护被害人」之名，行「剥削社工员」 之实。 91年下半年本县家内性侵害媒体案，是我在儿保工作的另一个惨痛学习。当时因着外界的 抨击引发个人、组织间极大的艰熬与负担。我有机会在这段痛苦阶段读了另一本书，因而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这本书集结了1992年在美国所举行的研讨会报告内容，书名 为「The backlash: Child protection under fire」(J. Myers, 1994)，书中共有八章 ，由不同的专家学者探究社会对儿童性虐待的反扑现象。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 Pizzini(1994)提到美国儿保强制介入架构背後的价值是冲突且不一致，致使儿保方案目 标模糊且冲突，包括儿保工作被视为有责任预防儿童虐待，但经费与方案却不足以执行此 一目标，既有福利体系无法提供足够预防性协助，却希望儿保工作能协助所有家庭；此外 ，通报法与福利法规冲突，前者希望尽可能将所有需要的儿童纳入此一体系，後者却以严 苛规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社工员持续在这些冲突与模糊不清状态内被要求要与父母、儿 童工作，在某些状况下社工员有可能因安置孩子而被批评是＂反家庭的＂，在另一案件中 则可能因未安置孩子而被抨击未能善尽保护责任。 这本书给了我某些「慰藉」与「答案」，原来，国外儿保体系也不断出现被攻击、被污名 化的状况，原来，不是只有我们会经历这些。此外，看着别人的经验，让我有机会重新看 待并思考媒体的批评与外界缺乏善意的环境，理解这或许是既有体系的困境、及民众需要 更多教育与学习所致。 慢慢地，因着儿虐致死案的发生与检讨，我阅读了儿保儿虐致死的国外文献，特别是英国 的儿保书籍，让我对摇摆不明确的社会态度、以及儿保社工的难为更有体会。1970年代 M. Colwell儿虐致死案件，当时儿保社工员被批评为软弱消极，温和的家庭取向受质疑， 因此要求社工员应更聚焦於儿虐议题、介入方式应该更具强制与侵入性(intrusive)；然 而，1987年Cleveland儿保事件，社工员又被批评过於强制、忽略了家长权利，儿保社工 员转而被要求应重视父母参与、夥伴关系，回复先前家庭支持取向（Corby, 2000, p.34-61)。英国儿保体系就随着重大致死案发生，持续重覆着大规模的调查、修正实务工 作、改变政策与立法等变革。儿保社工员，因而身陷这些摇摆而不一致的社会压力下，不 断被指控为训练不足、敏感度不佳，持续成为体系失败的代罪羔羊！ 身为第一线儿保督导，我清楚知道社会期待社工员要能「正确」判断，也充份理解「过与 不及」的难为，“太过”将导致社工员过当反应、滥用权力，“不及”则让社工员无法发 挥保护功能。只是，社工员也是系统的一份子，很难不受系统压力所影响，一旦外界缺乏 支持、充满了恶意与指责时，这些压力很容易转嫁至社工员与案家的工作，连带让社工员 更难客观且持平看待案家困难。 这些年来的儿保工作虽然让我看到许多悲剧，但也让我清楚多数的家庭是有困难的，真正 意图伤害孩子的恶意父母（所谓的＂坏人＂）的比例真的不高，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 、并回应这些家庭的困难呢？这些家庭也跟社工员身处同样的社会脉络下，当社会采取更 强制并将问题个别化时，家长也会感受到社会氛围与态度；这些「强制」与「污名化」使 得家长易对抗社工员的介入，而家长的拒绝、对立也容易使社工员掉入权力拔河或裹足不 前的状态，「社工员」与「家长」两造因而都陷入调查与强制处遇的社会结构里困境中， 不易动弹。如果我们无法正视这样的结构所带来的工作困境，一味简化为训练与经验不足 ，可预期终将难以找到出路的。 到目前为止，很遗憾当政者似乎没能看到并思考「社工工会筹备小组0423抗议内政部卸责 新闻稿」的内容，无法听懂、并停下来思考结构与问题本质，0425内政部的新闻稿，要求 社工员在时限内见到孩子，要网络成员留住孩子，让社工员可依循行政执行法规定破门而 入。这些将只是强化既有体系困境，且无助於解决问题，可预期的是，接下来所有的网络 成员会更加紧张焦虑，而这些压力将转嫁至社工员身上、一味要求社工员安置孩子，而社 工员则更疲於奔命於调查案件、一再承担无法负荷的重责。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强制力将 传达出这些家庭是罪恶的、且更标签化这些困难家庭，连带也导致社工员後续与案家的工 作更加不易。就像宣导通报後，接着指责社工员受理通报後未善尽职责；当社工员表面上 被赋予愈来愈多“权力”的同时，持续的抨击与指责恐将永无止尽。 社会工作仰赖＂人＂来执行助人工作，换言之，社工员是执行保护性工作中最重要的资产 。十年来，我深刻体会了培育一个儿少保社工员有多麽不容易，社工员得要应对冲突对立 、学习自在行使权力、同理并贴近家长的困难，在模糊不确定情境下得要勇於承担、并保 有希望，此外，还得在错综复杂案家情境中找出可工作的空间、协助改变，同时也得面对 网络成员挤压与转嫁………。但，不良决策却极可能轻易让保护性工作环境更加恶化，且 连带导致保护性社工人力的耗损终结！ 美国的儿保的通报体系不断受到批评，出现「窄化」的呼吁（J. Waldfogel, 1998）。英 国儿保体系逐步发展出更多的控制机制，但这似乎并未让英国的儿保更好，反倒引发更多 检讨；甚至有学者提到英国的儿保实务工作深受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充斥了高度焦虑 、担心犯错遭咎责等氛围，并形成所谓「清单文化(checklist culture)」，藉以保护社 工员、应对担心犯错所引发的内在恐惧（A. Cooper, R. Hetherington, K. Baistow, J. Pitts & A. Spriggs, 1995, p. 112）。在此当下，英、美国家的前车之监均值得借 镜、深思，也希望当政者能藉此避免重蹈覆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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