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技官僚运动和科技研究的发迹＊ 从二次大战前法西斯国家的建立，战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 兴起与苏联集团的官僚化，二十世纪中期各工业先进国家的社会形构 似乎有一个「技术官僚化」的共同现象。在政治上，各党各派、各阶 级、各团体真刀真枪的斗争被专业人员的计画评量取代。在经济上， 市场的竞争被垄断集团管理专业人员的计画协调取代。在意识型态上 ，科技进步取代一切道德伦理成为合理化的基础。科技决定论也取代 了过去的「天赋使命」之类的形上学成为主流论述的基石。 在西方国家里首先对毫无反省的科技权威的挑战，并非来自什麽 偏激份子，而是科学工作者的阵容之中。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大批原 来在罗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参与曼哈顿计画的基层科学家组织起 来，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研发，他们组织的「美国科学家 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不久即在白色恐怖下 沈寂下来，但是他们的刊物「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直到今日还是一份重要的反核、反战、反科技权 威的政论杂志。 五、六十年代里，对科技社会的批判逐渐在思想界生根，参与者 包括德国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右翼的海德格和门生阿连特(Hannah Arendt)、法国天主教思想家沙克爱吕(Jacque Ellul)，甚至还包括 三十年代参与「新政」、倡议「科技官僚运动」的美国思想家孟福 (Lewis Mumford)。这些门派共通的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是：科技── 对器物、方法、过程的追求──掩盖了政治、伦理等课题，手段变成 一切、目的不见了。这个论点之後变成批判的科技研究的主调，加上 科学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莫顿(Robert Merton)等人的科学社会 学等发展出的研究方法、课题与经验材料，成为科技研究的理论传统 。 真正促成科技研究作为一个跨科际事业出现的，是六十年代的反 战运动。柏克莱学运领袖撒维欧(Mario Savio)「砸碎机器」的口号 、MIT师生1969年的三０四大罢课、环境保护运动的出现，一连串的 事件把科学技术问题抬到政治辩论的前端。备受尊崇的物理学家吴健 雄也在同一时期提出至今女性主义科技批判的经典论题：男性主宰的 科技发展造成了环境灾难与战争。对科技文明的反叛成为整个六、七 十年代西方反对运动的主轴。马库色、哈伯马斯等盛极一时的理论家 无不把对科技社会、科技理性、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等的批判作为 理论的重心。 在学界里，生物学家雷文廷(Richard Lewentin)、科学社会学家 雷斯蒂沃(Sal Restivo)等当时的年轻学者同「原子科学家公报」的 前辈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民科学」运动(Science for the People) ，力促科学家、工程师走出象牙塔，成为积极公民、向人民学习、为 人民服务。这个运动随即拓展到西方各国及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中 国当年「两条腿走路」的新旧土洋结合路线更是各国运动者景仰的典 范。雷斯蒂沃曾跟我提到，积极支持「人民科学」的李约瑟直到过世 前一直把一条绣着中文「为人民服务」的围巾挂在颈上，舍不得拿下 来。今天在科技研究领域里，尤其是以蓝赛勒学派和「科学作为文化 」学刊(Science as Culture，前为「基进科学」Radical Science） 等机构为主的倾向学术与社运结合的派系里头，「人民科学」运动的 经验一直被视为珍贵的政治遗产──虽然每个人对它的这点或那点的 主张都有意见。 在这个历史情境下，索可站在「人民科学」的立场上对STS发动 的攻击，很多行内人并不视为保守派的挑战，而是，像我一位同学开 玩笑地说：「祖师爷显灵来打师父的屁股。」 七十年代末关心科技问题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史学与哲 学家们（其中许多是由理工科转行的）组织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欧洲科技的社 会研究协会」(EASSST)和「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d Science)等学刊，兰赛勒学院并创办了第一个科技研究学系，「科技 研究」正式成为一个具备社会组织与操作典范的学科，也开始它走向 学院化的进程。与STS同期出现的还有「文化研究」、「女性研究」 、、、等等跨科际领域，一致以打破传统科际藩篱为目标，却也在二 十年来纷纷树立了自己的藩篱。但是这些领域里的学者还是在从理论 到政治的各个层次上紧密交流，像傅大为教授的「我不是做文化研究 的人，对目前流行时髦的文化研究，为什麽会囫囵吞枣地吃下索可的 病毒，我就不做进一步评论。」这种谨守藩篱的态度，在STS里是很 少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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