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teyao (河间献王翟中虚)》之铭言： : 推teyao:郭嘉出仕在建安元年没有问题。〈郭嘉传〉裴注引《傅子》明言 08/28 07:14 : →teyao:郭嘉二十七岁辟於司徒(张温)府，至三十八岁建安十二年卒，推 08/28 07:15 : →teyao:回去就是建安元年。又，建安三年曹操始置军师祭酒，所以那并 08/28 07:17 : →teyao:不是郭嘉第一个职务。 08/28 07:17 : 郭嘉入仕是在建安元年无误(见裴注引《傅子》)，但他被荀彧推荐应该是在建安 : 三年(或者由「从征伐十一年」前推在建安二年)。《资治通监‧建安元年》写到郭嘉 : 的故事，并不代表司马光认为这件事发生在该年 (最明显的司空军师祭酒初置在建安 : 三年，明显这段是未来故事) ，而该视为《通监》的惯用写法。下文引自张须《通监 : 学‧通监之书法》： : 其三，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 此种书法，与第二条 (长篇叙事多先溯由来， : 次及本事) 似异而实同。特彼为竖的连络，而此为横的连络耳。寻其义例，亦 : 脱胎於《左传》。《左氏》昭公三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於晋，婴与叔向晤言， : 兼及齐事，如晏子辞宅、景公省刑之类。此等诚不可谓为大事，而立竿见影， : 诸侯内部之政象足见一斑。既不可以单叙，苟有机会，自当连及。史家搜求史 : 料，监别史事，舍学与识不为功；而如何驾驭，如何诠配，使可存之事不至遗 : 弃既存之後有若自然，此则非具精锐敏疾之手眼不可，所谓才也。《通监》於 : 〈汉纪‧建宁二年〉书党狱之再兴，本事而外，连叙李膺、范滂、郭泰、张俭、 : 夏馥诸人，或慷慨就逮，或亡命他所，或连染多人，或怨祸不及，其事固已缤 : 纷满纸矣，而又旁及汝南袁氏之结客养士，与袁闳之潜身土室；又不足，则更 : 举申屠蟠之议论态度，以件当时与李膺、范滂一流超然易趣者，亦复大有其人。 : 连叙之篇，此为大观。〈宋纪‧元嘉十六年〉，《通监》书魏主自凉州还，沮 : 渠氏虽灭，而待牧犍如故，此段之正文止此矣。而其下便叙凉州之多士，有为 : 牧犍所器任者，有怒其无礼而先仕魏者，有世寓凉州不受礼命者，魏主皆分别 : 擢用，遂极称索敞、常爽教士之效，以为魏之儒风自此而振。似此可以止矣， : 而又接叙陈留江强寓居凉州，献书於魏，魏主以崔浩、高允之精於历法，曾论 : 汉史之疏谬，又载允与游雅论灾异之语，最後乃以对魏主为政何先之问终焉。 : 此段虽不若党锢一篇之长，而一线相牵，随方叙入，亦可谓极连类而极之能事 : 矣。 : 简单说，编年史不是年表，并不是记录在哪年就代表这件事必然在那个时间点发生。 : 以郭嘉的故事而言，要把他和荀彧荐荀攸、满宠任许令合观，凸显曹操定都许都之时 : 能得人才。《通监》在这种时候(如甲国初立、甲国灭乙国)往往不会吝惜笔墨，或写 : 人、或写事、或写制度，总之就是要让读者感到气象一新。以三国而言，最明显的例 : 子就是刘备定蜀那段，充分凸显刘备广得人才、基宇已成之象。回头来谈郭嘉，说真 : 的，除了这个时间点没有其他更适合的地方写郭嘉的出场，毕竟以《通监》这麽长的 : 时段看来，郭嘉一点儿都不重要。 : -- : →teyao:补述：从〈郭嘉传〉裴注引《魏书》载郭嘉劝曹操不杀刘备一事 08/28 14:15 : →teyao:看来，在建安元年(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郭嘉就已经在曹操的幕 08/28 14:16 : →teyao:僚群中了。《通监》系此事亦在元年。我现在稍微修正上文意见 08/28 14:17 : →teyao:，那就是司马光认定郭嘉见曹操确实是在建安元年，任军师祭酒 08/28 14:18 : →teyao:是叙後事，史书常见此体。至於从征伐十一年，应该是郭嘉建安 08/28 14:19 : →teyao:二年以後才随军出征，而非始见曹操在二年。 08/28 14:20 　一样来说说我的想法吧。 　先就《资治通监》这部分来说说， 　关於《通监》里某事件放在某年或某年某月， 　对於司马光与其他编纂《通监》者来说，其意涵为何。 　《通监》所载汉献帝建安元年郭嘉事， 　是先把《三国志‧郭嘉传》所记载曹操与郭嘉对谈的部分引述一番， 　之後说： 　　「（曹）操表（郭）嘉为司空祭酒。」 　《通监》这里记载曹操给郭嘉的官职名称为「司空祭酒」， 　此处胡三省的注文评论说： 　　「陈寿《三国志》作『司空军祭酒』，此逸『军』字。」 　胡三省认为《通监》在这里漏了个「军」字， 　才会把郭嘉的「司空军祭酒」写成「司空祭酒」； 　然而，这实际上有可能是《通监》编撰者的刻意模糊处理。 　因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 　明文记载曹操是在建安三年初置「军师祭酒」， 　若《通监》只写郭嘉是「司空祭酒」，就可以回避掉与《三国志》相互矛盾的可能。 　从而可将史书未明言发生於何时的郭嘉见曹操之事，放置在建安元年。 　而由《通监》没有把郭嘉的头衔记作「司空军祭酒」， 　也没有把郭嘉事放在建安三年的任何一处，又可看出《通监》的编撰者， 　其实对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谓『建安三年曹操初置军师祭酒』的记载， 　是存有疑虑的！ 　他们不敢肯定「军师祭酒」与「军祭酒」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儿， 　所以才在曹操表郭嘉为司空军祭酒的地方花费心思。 　（关於军师祭酒与军祭酒两者的关系，另外再讨论） 　这麽一来，可以看到的是《通监》在编纂撰写之时， 　对於时间编序方面是相当重视。 　事实上，如果翻看《通监》的〈唐纪〉部分，也就是记载唐代时期史事的部分， 　便可知司马光等人是非常在意事件发生的时点的。 　在其《通监考异》当中，不断反覆考辨论证各种参考史料， 　只为了确认事情究竟是在何时发生； 　若要说司马光它们会因叙事上的事类相从等需要， 　（或者说是「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的需要） 　而刻意将後出之事挪至於前，就我自己读《通监》所见，似乎没见到有这种现象， 　恐怕仅有的个别事例，均是系年考证上的疏漏或错误。 　很常见到的则是倒叙先前已发生之事， 　来作为「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的叙述方法。 　（当然啦，我个人见闻有限，必有疏漏，行文匆忙， 　　若有例子作为反证，还请板友们不吝提出） 　《通监》中记载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的时间系年，正是一个系年错误的例子。 　据《後汉书‧董卓传》： 　　「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 　　　，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闲。 　　　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 　由此可知刘备斩杨奉之事发生在建安二年。 　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即刘备的传）说： 　　「先主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 　依照时序叙事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把刘备杀杨奉之事，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记载之前； 　如此，则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必为建安二年之後的事情。 　然而，《通监》里却将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放在建安元年。 　（刘备杀杨奉，韩暹败死，《通监》则是将此事放在建安二年） 　 　可以看到《通监》在这里重新组织史料， 　将「先主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之事， 　以及曹操表用郭嘉之事，都放在建安元年末， 　（这是《通监》判断某事发生在某年，但欠缺明显时点记载者的通常处理方法） 　但是却因失察了《後汉书》既有的建安二年刘备杀杨奉之记载而产生矛盾。 　引文中张须书里所举《通监》记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之事的书例， 　也是置於《通监》中该年的最後部分，一并将相关但时点不清楚的事情叙说； 　即使是如此，《通监》於此却也没有刻意要将後出之事挪前叙述之迹， 　这些事本来就是早先已发生之事（即倒叙前事）， 　或是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之事。 　虽说《通监》以「资治」之目的为题， 　但司马光必然也意识到此作的浓厚史学色彩，尤其史学本身也是他的志趣之一。 　选择编年体例，一则效《春秋》书法、叙事而寓褒贬， 　再则此乃千年无人做过、跨朝历代以年系事的钜大手笔， 　除了「资治」的目的以外，藉此传世极可能也是司马光内心深处所欲达成的心愿， 　若思及他处於逢君治世之志受挫之际，需寻求另外的自我实现、以托寄来者的途径， 　则《通监》本身虽有其功能性，但其史学性格仍是极为重要而突出的。 　编年体例的根本前提，就是编年序时； 　以司马光其人严谨作风，不可能会忽视这一点而落人口实、授人以柄； 　尤其此书同时也有间接沾化影响皇帝、进而改变皇帝政治思想的政治目的在， 　其政敌或反对者必然虎视眈眈、欲揪此书毛病而以言废人，反过头来再以人废言； 　若是为了某种目的蓄意歪曲史事的先後时序， 　这不只是撰史的技术问题或道德问题而已，甚至可能是政治自杀之举！ 　司马光等人所身处之激烈党争的北宋政情与氛围，也是评读《通监》时须留意处。 　後世论评司马光与《通监》者，多少有其正反立场； 　论者释之以书法、文体，有时候可帮助读者味其深意， 　有时候也或有流於回护之说。 　我在遇到自己很难判断的时候，通常会觉得不如对评者们的解说意见且持保留， 　先回到其所依据的文献里去找线索，就史籍文献本身的内容来尝试找寻可能的史实， 　或许可说是回到起点再出发吧。 　（但也常失败就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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