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 近些年，红学界似乎流行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说是霸气亦无不可， 一旦有人对曹雪芹的着作权提出质疑，便似乎侵犯了谁家专利、掘了谁家的祖坟， 在几个红坛大老的主持下，全坛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但说来也怪， 总有那麽几个红学叛逆不时跳出来，屡败屡战，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其下场也很可悲——热闹了一阵子，便偃旗息鼓了。 之所以说这些红学叛逆其志可嘉，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一笔糊涂帐， 胡适及其追随者们不论如何苦心孤诣，就是解不开曹雪芹身上的一系列死结， 难怪总是有人另辟蹊径，把搜寻作者的目光从曹雪芹身上移开。 这些红学叛逆的下场之所以可悲，是因为他们虽然怀疑曹雪芹的着作权， 但又总是跳不出“曹家店”，一会儿推测是曹雪芹的什麽云苫雾罩的叔叔， 一会儿考证是曹雪芹的什麽莫名其妙的弟弟， 一会儿又索隐是曹雪芹的什麽子虚乌有的续弦夫人， 把“曹家店”翻腾得乌烟瘴气，结果总是不得要领，不了了之。 笔者是否定曹雪芹着作权的“铁杆分子”， 对《红楼梦》虽未敢“增删五次”，但“披阅”的时间却远远超过曹雪芹的“十载”， 日积月累，杂学旁搜，融会贯通，遂有此文。 如果说此文亦属“大胆假设”之类，其“大胆”之处就在于两个跳出︰ 一是跳出“曹家店”，二是跳出乾隆朝。 经过笔者“小心求证”︰ 《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应是曹雪芹爷爷曹寅的好朋友， 康熙朝的大文学家，鼎鼎有名的《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 谓予不信，待在下娓娓道来︰ 一.《红楼梦》应是康熙年间的作品 从胡适开始，红学界一直认为曹雪芹为了避开文字狱而“故弄狡狯”， 故意不写自己是作者而是“披阅增删”者。 这是毫无来由也毫无根据的臆断。在没有根据或根据不充实的前提下， 做学问而不是哗众取宠的人，应该首先相信曹雪芹说的是实话， 是真话。其实，在文字狱大兴的年代，不论是作者还是“披阅增删”者， 都有掉脑袋或发配充军的危险， 曹雪芹既然敢于在《红楼梦》的“开卷第一回”就煌煌然写上自己的名字， 说明他根本没有“故弄狡狯”，也就没有必要搞什麽“故弄狡狯”。 另外，曹雪芹既然把自己“披阅增删”的地方称为“悼红轩”， 说明在他“披阅增删”之前，就有《红楼梦》一书；“红”者， 《红楼梦》也，先有《红楼梦》，後有“悼红轩”，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否则，动笔之前，书名还没定，“悼”什麽“红”？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明明写着“造凡历劫”自述生平的“石兄”， 为“石兄”自述“抄录问世”的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 为该书题名为《风月宝鉴》和《红楼梦》的“东鲁孔梅溪”和“吴玉峰”， 然後才明明白白地写道︰“後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出目录， 分出章回，另题一名曰《金陵十二钗》”。 请注意这个“後”字，如果曹雪芹和“石兄”是同时的人， 便无须用这个“後”字，把曹雪芹同“空空道人”、“孔梅溪”、“吴玉峰”并列就是了 ； 既然用了“後”字，说明曹雪芹同上述一干人不是同时代人， 不是一起创作《红楼梦》原作的人，而只是一个“披阅增删”者。 事实上，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也确实考证不出来上述一干人，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之间最起码有相当的时间距离。 这个“後”字究竟後了多长时间呢？让我们先找一找旁证︰ 第一、《何必西厢》一书，又名《梅花梦弹词》，题“春谷先生校定”， 系据明人黄周星《补张灵崔莺合传》本事以弹词体敷衍而成。 该书第３６回云︰“叙家常琐事，及禺禺儿女语，更得近情入妙， 比演义传奇，更难着笔，若非有十分本领的才子，莫想道得只字。 世间传阅，能有几部？所以在下极力模仿一段，岂敢妄比韩杜诸大家诗文， 无体不备，不过觉得这难着笔的，还做得来。 到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 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 此书有雍正甲寅（１７３４）桐峰外史序。红学界多判定此序出于伪托， 根据是《红楼梦》是乾隆年间作品，雍正年间作序的书， 不可能提及《红楼梦》。问题是如果《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的年代， 你又如何断定该序是伪托呢？如无可靠证据证明该序作伪， 足可证明《红楼梦》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流传，成书时间当更早一些。 第二、《儿女英雄传》一书，提及《红楼梦》之处甚多。 该书有雍正甲寅（１７３４）观鉴我斋的序，红学界亦断定该序系伪托之作， 其理由除根据《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定论”逆推以外， 还有作者文康系道光年间之人的“反证”。文康是道光年间人不错， 但《儿女英雄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雍正甲寅观鉴我斋作序时， 书名尚为《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文康之前，该书已经多次修改增补， 应是不争的事实。用文康所处的时代否定观鉴我斋序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 如果观鉴我斋序不假，《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亦应言之成理。 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被红学界断定伪托的序，作序时间都是雍正十二年， 如果有意伪托，为什麽不伪托得更古一些，偏偏伪托在本朝且不是很早的年代呢？ 假如说是为了考证《红楼梦》作者而伪托， 不论道光还是嘉庆年间，胡适先生还没有出生， 谁会专门为证明曹雪芹而伪托序言的写作时间呢？ 第三、《歧路灯》一书，作者为李绿园应无歧义。该书纯是从《红楼梦》脱胎而出， 而立意却是相反的，这一点为学术界所公认。 李绿园的生平史料是确凿的，他生于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 卒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歧路灯》一书写作始于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至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方告竣。李绿园出生比曹雪芹早十几年， 《歧路灯》的创作起始时间与红学界通常推测的《红楼梦》创作起始时间几乎是同时， 《歧路灯》如何从《红楼梦》脱胎呢？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 《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比红学界通常估计的要早得多！ 第四、红学界往往爱引用裕瑞的《枣窗闲笔》，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 《枣窗闲笔》一书的真伪这里且不论，仅就裕瑞的记载亦不应采取断章取义的作法。 其实裕瑞记载的全部内容是， 曹雪芹是根据前人留下的《风月宝鉴》书稿改写的《红楼梦》。 红学界对裕瑞记载的其他内容照单全收，偏偏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这不是做学问的科学态度。不仅裕瑞是这样记载，其实好多文献都有类似的记载， 《犬窝谈红》中就明确说《红楼梦》产生于康熙朝。 就连曹雪芹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书的作者，而只是“披阅增删”者。 如果不抱成见去看这些记载，是不应把作者的身份强加给曹雪芹的。 胡适先生考据《红楼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并不是什麽稀见的资料， 清代那些国学大师不是没机会见到，却没有其他人得出相同的结论， 不能不发人深思。 第五、《红楼梦》作者虽隐去了该书所述事件发生的年代， 甚至连汉唐都不肯假借，只说是“失落无考”， 但书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创作年代的蛛丝马迹 ︰ 《红楼梦》第五回中，“宁荣二公”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 红学界皆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王朝建都北京算起， 以为到乾隆甲戌（１７５４）《红楼梦》成书的前十年， 即曹雪芹开始着手创作《红楼梦》之时，恰是百年之数。 清朝的人却不是这样算时间帐的。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所撰杂剧《虎口余生》中说︰ “国朝定鼎以来，海宇奠安，迄有百年”。 《虎口余生》成书于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若从顺治元年算起，仅得半百之数， 若以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算起， 有八十多年时间，勉强称得上“百年”约略之数。 这说明，“国朝定鼎”百年时，曹雪芹尚未出生。 如何去创作《红楼梦》？ 到了红学界推测的曹雪芹着书的乾隆甲戌年， 则有近一百四十年时间，“百年”之说又说不通了。 《红楼梦》书中叙述焦大的功劳时说︰ “因他自小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 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 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吃，他自己喝马溺”。 所叙情节决非清军入关後的事情，而是草莱开辟时的景象。 草莱开辟时期当是万历四十四年即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基称汗时的前後， 下推至洪升逝世的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近九十年时间，也可约称“百年”； 这个“百年”和曹寅说的“百年”，大致相同。 《红楼梦》应是此时成书的。 第六、《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家养戏班子”也透露了着书的年代︰ 康熙朝，江南世族家养戏班子成风，这种戏班子一般规模都不大， “戏子”的来源多是买自苏州的小女孩子， 家养的戏班子一般只演折子戏。 这些都与《红楼梦》中的记载相同。 至雍正朝，朝廷明文禁止士大夫家庭家养戏班子， 此风渐寝。至乾隆朝，此风亦未见重新抬头， 游走江湖演出连台戏的戏班子开始兴盛，其後便是“徽班进京”、 京剧创始的时候，开始了京剧逐步取代昆曲的进程。 有人用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恰逢“芒种”这一点， 试图证明《红楼梦》产生于乾隆朝。 其实，康熙二十六年、四十五年、雍正三年都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 雍正三年曹雪芹刚刚出生； 乾隆元年，曹雪芹也只是孩提，什麽都证明不了。 反倒可以证明《红楼梦》应产生在康熙年间。 还有一微末小事应该注意︰《红楼梦》第七十二回， 写凤姐变卖了一个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乾隆朝士大夫家庭自鸣钟已经基本普及， 不值这麽多钱；康熙朝时自鸣钟还相当珍贵，方能有此天价。 这也应是《红楼梦》着自康熙年间的一个明证。 二.只有康熙朝才能产生《红楼梦》 《红楼梦》虽然主要写的是“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中发生的事情， 但作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绕开作品中人和事所处的社会背景， 《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不论作者怎麽掩饰， 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特定时代的底色来。 由这些“底色”反推成书的年代，也是文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第一、只有顺治、康熙两朝的人， 才会把兴亡感叹写得真切、沉痛，当朝人写当代事， 方无隔靴瘙痒之尴尬。林四娘一事，在顺康年间流传甚广， 版本也不尽相同。 与洪升同时代的大文人王世祯和蒲松龄的传世名作《池北偶谈》和《聊斋志异》中， 都有记载。王士祯是洪升的老师，他在《池北偶谈》中记载︰ 林四娘“蛮髻朱衣，绣朱碧，凤嘴靴，腰佩双剑”。 洪升所写林四娘的故事，与王世祯的叙述相似， 而与蒲松龄的版本不同，说明他很可能是从王士祯那里听来的。 《红楼梦》中贾政说，林四娘的故事是一个“新题目”， 要求宝玉、贾环、贾兰等人为这个“新题目”赋诗， 宝玉便作了一首长篇“古风”《危画词》。所谓“新题目”， 当然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而不会是清朝入关百年以後乾隆朝的事情。 据笔者考证，衡王被杀，是顺治二年发生在山东青州的真人真事。 清军入关後，衡王本已降清，但第二年发生了“流寇走山东”， 李自成的一支残部从北京溃退後占据了青州， 南明势力、闯王残部和清军在青州发生了一场长时间的混战。 混战过程中，南明残部欲拥立衡王“登基”， 结果衡王被顺治皇帝下旨诛杀。曹雪芹生活的乾隆朝， 没有什麽衡王，也没有什麽“流寇走山东”的事情。 《红楼梦》书中“真真国女孩子”所作之诗，有“岛云蒸大海，峦气接丛林”之句， 红学界一般认为指的是台湾，而那个象“西洋画”一样的金法碧眼的女孩子， 多认为应是荷兰人。 台湾是康熙朝收复的，收复之後，宝琴方有可能随同父亲游历台湾， 并亲见“真真国女孩子”其人其诗，那麽宝琴就应该是康熙时人。 到了乾隆朝，清朝统治台湾已久，在台湾不太可能再见到荷兰人。 康熙朝处于明清朝代更替不久的年代，文人以自己的经历去写兴亡感叹的作品， 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遂有《长生殿》、《桃花扇》等一大批辉煌千古的力作问世， 文人的诗词中感叹兴亡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 加之康熙本人对探讨兴亡得失的作品持鼓励或默许的态度， 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文人写此类作品在当时并无大的顾忌。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红学界往往解释为悲叹家族败落之作， 或是逐句附会为影射书中人物的命运或下场，都让人感到牵强。 如果把《好了歌解》理解为感叹易朝换代、社会沧桑的作品， 则要贴切得多。你看︰昨日王公已灰飞烟灭，“蛛丝儿结满雕梁”， 今日新贵已粉墨登场，“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 昨日“金满箱银满箱”的朱门富户， 今日已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日还嫌“破袄寒”的穷酸， 今日已飞黄腾达，居然做到了“紫蟒长”的高官； 昨日选择的东床贵婿“膏粱” 子弟，今日居然落草为寇，做了“强梁”； 昨日朱门富户的千金小姐，谁承想今日“流落在烟花巷”倚门卖笑； 刚刚入关的清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 这一切看似“甚荒唐”的社会大变动，说明万事万物都靠不住，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等等。 这些以一组一组强烈对比的骤然兴衰的社会现象， 不正是易朝换代的绝妙写照麽！ 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 譬如今天的作家，决然写不出文革期间或五十年代的作品， 那麽乾隆朝的文人也决然写不出康熙朝的文章。这是常识性的规律， 但却是颠仆不灭的真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康熙朝文学作品的规律性特点， 或者说是有别于以後雍乾时代的文学特色。 康熙朝的文学作品，大的特点有三︰ 一是“言情”，二是“写幻”， 三是“以俗为雅”。“言情”、“写幻”的特点， 既是社会大变动时期逃避现实的需要，也是明代後期遗留下的文风。 所谓“言情”，表现为“十部传奇九相思”， 且不说《长生殿》、《桃花扇》等言情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力作， 遍观庸俗文人李渔，李玉和一大批苏州派文人，以及 “西泠十子”等， 都是言情高手，作品各有千秋。当时的大剧作家万树就曾在《空青石》中写道︰ “算古今情人，多被情伤。离恨天高未补，五色石空炼娲皇。 争如向芙蓉粉底，炼笔补天荒”。 从中不难看出该剧以及明末清初大量言情剧作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所谓“写幻”，就是把现实生活，通过虚无缥缈的文学手法，表现得光怪陆离， 其中以蒲松龄的鬼狐故事为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写幻”作品， 其塑造的幻境往往不同于传统的玉皇仙境、佛祖圣境， 而是往往类似于《红楼梦》中“太虚幻境”那样一种凭空杜撰的文学环境， 在吴梅村、李玉、万树等人的作品中都往往如此。 “认误为真，认真作误”，虚虚实实，也是当时“写幻”手法的一个通常表现。 当时的大剧作家李渔，在创作中就往往真话假说， 反话正言，既不是全然认真，又不是道地作假， 真真假假全凭会心人的体悟。乾隆之後，文坛风气变得凝重， 现实主义文风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文风， 以《儒林外史》和《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作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时再出现《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可能性不大。 所谓“以俗为雅”，就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民间语言去写作， 所写出的传奇杂剧或小说，目的就是给老百姓去看的。 “他人以说话为说话，笠翁以填词为说话，故有此等妙境也”， “本色填词不用文”，文章“贵浅不贵深”，这在当时是文坛时尚。 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力求语言肖似，性格如见， 正如李渔所说 ︰“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 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完全具有康熙朝文风的三大特点， 亦堪称体现一代文风的登峰造极之作。至于雍乾以降，文坛复古主义开始抬头， 文风变得冷峻、典雅，在这种文坛风气燻陶下， 是不会产生类似《红楼梦》这样风格的作品的。 第三、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由于乾隆朝文网甚密，文字狱大兴， 曹雪芹为避文网，所以隐去了书中的“地域邦国”、年代时间以及作者姓名。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象《红楼梦》这类被目为“淫秽”小说的作品， 即使真的“毫不干涉时事”，在雍正、乾隆以後的大清王朝所有年代，都是必然遭禁的！ 尤其是乾隆一朝，几乎年年都有文字狱发生， 广大士子噤若寒蝉，象曹雪芹这样被治罪抄家的家庭出身的“黑五类”， 是否有漫漫十年中潜心写作《红楼梦》的可能， 是否有敢于拿出自己的草稿给朋友乃至皇族之人去看的胆量，大可怀疑。 有清一代，《红楼梦》能够产生的年代，只有康熙一朝。 康熙皇帝本人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康熙早期和康熙末期， 虽也发生过“《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但均事出有因。综观康熙６０年， 大部分时间还是放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特别是康熙八年至康熙五十年， 这四十多年时间出现了连续的宽松、开明、激发的政治环境， 因而产生了《长生殿》、《桃花扇》等一大批不朽的传世名作，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红楼梦》产生于这个年代，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只有康熙朝而不是雍正、乾隆朝出现这种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繁荣局面， 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统治需求的。 康熙一朝，大清王朝刚刚建立不久，政权尚不巩固， 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子”，对清王朝尚不肯认同， 多数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与清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为了巩固清朝统治，康熙皇帝采取了召考 “博学鸿词”等一系列开明措施， 为鼓励修《明史》而明确宣布要忠于史实， 即使出了一些犯忌的话也不予追究的政策。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开明政策， 才出现了 “一队夷齐下首阳”、知识分子逐渐归心的社会局面， 历经“平三藩”“平噶尔丹”等社会大动荡而政权日渐巩固。 政策的开明和知识分子的归心，必然带来文学的繁荣。 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末清初文化教育的管理机制日益衰竭， 造成了社会思想不统一、百家泛滥的局面，各种民主思想大行其道。 康熙有鉴于此，把“理学”钦定为大清王朝的统治哲学， 在哲学界虽然赶跑了自由思想， 但自由思想又悄悄地藏身于文学艺术的王国里继续泛滥。 只有这样的年代里，《红楼梦》这样虽然伟大但十分微妙的文学作品， 方有问世的可能。 康熙晚期到雍乾两朝，清政权已经巩固， 不怕知识分子不合作，当然更不怕“秀才造反”， 清王朝遂改变了以往的宽容政策， 转而罗织起一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密而又残酷的文网， 文坛又回到了“中世纪”，这个时候难以“产生巨人”， 当然也难以产生《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任何一种思想潮流， 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 都有其产生的本源和前後相继关系， 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 《红楼梦》所表达的那种深刻博大的人文思想， 绝不会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或灵机一动凭空产生的。 除以上所述的文学环境的影响以外， 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一些新思潮、新观念都对《红楼梦》的产生， 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红楼梦》所表达的清新的思想正是明末清初思想界清新空气催化的结果。 对《红楼梦》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主要有三个︰ 一是李贽及其“童心说”，《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一些异端邪说， 正是李贽思想的翻版，“禄蠹”、“国贼” 的说法， 原始发明者便是李贽。二是冯梦龙及其《情史》， 冯梦龙是明末清初言情文学狂潮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中“情种”、“情痴”、“情悔”等说法， 都是直接来源于冯梦龙的《情史》一书。 三是李渔及其《闲情偶记》，《闲情偶记》一书， 对文学戏曲、消闲娱乐、园林建筑等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红楼梦》对人物描写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对五花八门的家庭消闲娱乐活动的描写， 对“大观园”的美学构思以及文学语言上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创作手法 的运用，等等，都明显有着李渔影响的印记。 康熙一朝，对文化领域这些新颖甚或异端的东西近乎放纵， 所以能雨後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流行开来； 及至雍乾时代，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 乾隆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对思想学术界的一次严厉整肃， 可谓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场文化浩劫！ 此时明末清初的那种百家争鸣局面为万马其喑的封建正统思想所取代， 明末清初的那些书籍在此时统统遭到禁止或“抽毁”。 洪升完全有条件接触到明末清初的各种异端邪说， 而曹雪芹完全没有可能读到这些书籍，更不要说在作品中尝试实践这些思想了。 所以说，《红楼梦》只能产生于康熙朝而决不能产生于乾隆朝。 是康熙朝的思想沃土滋生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第五、研究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创作年代，文字避讳问题不可不察。 红学界在避讳研究方面有点走火入魔，多数红学家都从“脂评本”入手， 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实际上是一场瞎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 “脂评本”均为手抄过录本，程高本的底本亦应是一个抄本， 是否是原着稿本，大可怀疑。既然是手抄过录本，文字是否避讳， 体现的是抄手的意图，而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图。 比如，乾隆朝的抄手抄写康熙朝的文章，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避讳乾隆朝的讳字， 而这些讳字见着于书面则完全不可能是作者的原意。 那麽，我们就需另辟蹊径，从作者用字而不是从抄手写字的角度， 去研究作者究竟避讳哪些文字。 脂批中说︰书中用自鸣钟敲了几下来代替“寅时”， 是为了避讳寅字，红学家据此推断《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因为曹雪芹的爷爷名曹寅，故此避讳。这是毫无道理的臆断。 《红楼梦》并不避讳寅字，书中薛蟠把唐寅念成“庚黄”， 总不能归罪于抄手笔误，而确确实实是作者的原意吧。 我们断定《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有几个关键字是否避讳， 应特殊注意︰乾隆三年，皇太子永琏薨逝。永琏为乾隆所钟爱， 《清史稿》明文记载，当时有旨命避 “琏”字讳。 如果《红楼梦》是乾隆年间的作品，借给作者天大的胆， 也不敢把书中的重要的、不地道的人物“二爷”取名为贾琏。 还有一事与此有关︰鸳鸯拒婚，恨恨地发誓说， 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我也不嫁！ 如果是乾隆年间作品，这样写法就更匪夷所思了。 弘历登基前被封“宝亲王”，登基後自然是“宝皇帝” 了。 只有乾隆朝以前的人方可能这麽写，乾隆朝及其以後的人， 是绝对不敢这麽写的！ 这不会是抄手的错误，的的确确是作者的原意， 说明作者最起码应是在乾隆登基之前写完的《红楼梦》， 这个作者当然不会是曹雪芹。 康熙帝名玄烨，“玄”字是常用字，清代避讳“玄”字的办法， 或是缺最後一笔，或是用“元”字代替。 中药“玄参”改称“元参”沿用至今； 《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也流传至今。 当时的着名戏剧家李玉，字本为“玄玉”，为避讳遂改称“元玉”。 《红楼梦》过录本中，注意了避“玄”字，但不够严格， 那可能是抄手的错，但把“太虚玄境”写成“太虚幻境”， 却应是作者有意避讳而不是抄手所为。 笔者怀疑，“元妃”的命名，是否作者有意利用“玄”改“元”的避讳法， 暗示“元妃”即“玄妃”，亦即死于康熙二十六年的佟皇後。 如果作者是洪升，他完全有理由这麽做， 也与书中“虎兔相逢大梦归”的判词用意吻合。 凡此种种，都把考证作者的矛头指向康熙时代， 而否定作者是乾隆时代人。 有些具体考证，下文还要详述，此不赘述。 土默热 三.为《红楼梦》的作者画一张肖像 《红楼梦》作者应是一个什麽样的形象？ 他的出身、志向、性格、爱好、家庭、婚姻、人生经历是什麽？ 红学家们不论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苦苦搜寻， 却大都不得要领。 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者真是难为死了今天的红学家们！ 其实，《红楼梦》的作者虽然隐去了自己的姓名， 但在“开卷第一回” 中，就比较详实地为自己作了一篇“自画像”， 并在其後的章节中，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大量的关于作者自身的信息。 由于胡适先生的误导，红学家们往往丢开作品原文， 而到乱七八糟的“脂批”中去探询作者的身影， 这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舍本逐末的歧途。 下面，让我们以《红楼梦》第一回为主， 辅之以其他章节的信息，去为作者描绘一张比较真实可信的画像吧。 １.《红楼梦》不是一部《三国演义》、《水浒转》之类的历史题材的历代累积型小说， 而是一部以作者亲历的现实生活为题材， 大体遵循真人真事创作的小说。 作者一开始就申明︰“此系身前身後事”， 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 。 创作之时，虽然按照“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幻笔”手法， “将真事隐去”，但由于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 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该书的创作意图“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 看，这多麽象今天的电视记实片！ 虽经过了编辑剪接，甚至故意把面孔弄得模糊难辨， 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因此，应该认定︰《红楼梦》写的是作者自己的事或作者亲历亲闻的事， 写的是真事，不过作者在创作中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方法加以技术处理罢了。 ２.《红楼梦》的作者应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的富贵家庭，上有“天恩”可“赖”， 下有“祖德”可“承”，应该是一个官宦之家。 这个家庭居住在“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按照清初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称“花柳繁华”的地方， 可出“诗礼簪缨”家族的地方，非江南莫属，最大的可能是杭州， 康熙一朝的着名文人，多数是浙江籍，而不会是书中称“长安大都”的北京。 作者本人曾经历过“锦衣纨裤之时，沃甘餍美之日”的很不一般的富贵生活。 但後来家庭可能经历了重大变故，家道中落了， 作者本人过着“茆椽蓬窗，瓦灶绳床”的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 人生经历过巨大的生活反差！创作《红楼梦》的日子， 作者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 “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３.《红楼梦》的作者人生“经历过一番梦幻”， 是“跌过跟头”的，“天若有情，天亦能老，石如无恨，石岂能言”？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作者胸中有无限情，也有无限恨。 虽然作者借书中主人公之口大骂“禄蠹”、“国贼”， 对科举采取排斥态度，但作者确实是追求过功名的，并自负甚高。 书中把主人公譬为一块“娲皇”“锻炼”成但弃置未用的“补天石”， 可见作者的自命不凡。须知在封建社会，具有“补天”才能的士子， 都应是“医国”高手，其志向并非做普通官吏。 该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 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如果当初就无志于功名，为什麽有那麽强烈的“补天”愿望？ 更不会为不得入选而怨叹悲号！ 作者这种矛盾心理，其产生原因应和“跌过跟头”有关， 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人生路上遇到了重大坎坷， 自己自负甚高却功名无望，以致 “一事无成，半生潦倒”， 转而对科举采取一种近于仇视的变态心理， 对那些才能不如自己却平步青云的人采取一种讽刺讪骂的态度， 不是很合乎情理麽？ ４.《红楼梦》作者与家庭的关系可能非常微妙，似乎有一肚皮的难言之隐， 切肤之痛。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自怜自叹、回肠九曲， 另一方面也不无愧悔之意，可能是干了不少荒唐事， 似乎出现了家庭反目的悲剧，“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 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很可能被迫无奈离开了家庭， 但未必出家。如果出家，就不会有“开卷第一回”那大段五蕴皆不空的表白了。 作者一开始就交代说，撰写《红楼梦》的目的，就是告诉天下人， 自己有“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罪过， “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反复宣称自己“不肖”、“荒唐”、， 并借书中主人公的形象刻画，说自己“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奉劝天下“纨裤”“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说自己“有命无运，累及爹娘”。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仕宦人家， 子女眼中心中应任何情况下都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可是《红楼梦》中，对宝玉的父母贾政和王夫人，却不无微词， 特别是在宝玉“大承笞挞”、“抄检大观园”等章节中， 父母的形象犹同食子的恶魔和母老虎。 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封建时代，是不寻常的。 没有极特殊的原因，封建社会的任何作者都是不会这麽下笔的。 家庭反目的原因除自己是“不肖”子而外， 很可能有人从中挑拨离间， 离间者很可能是“贾环”、“赵姨娘”、“刑夫人”之类， 这从“手足耽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章中可见端倪， “手足”者，兄弟也，“动唇舌”者，挑拨离间也。 ５.《红楼梦》的作者当终生不悔地以“情痴”“情种”自居，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当然是“怀金悼玉”的作者。 他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真情发泄一二”。 他要发泄的“儿女真情”，不同于当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 ”； 也不同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 “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的“才子佳人”类传统笔墨； 还不同于“假拟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 最终大团圆结局的市井笔墨；更不同于为了“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 以致书中“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的“不近情理”之无病呻吟类无聊笔墨。 作者之所以要发泄“儿女真情”，是因为自己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作者要发泄的“儿女真情”，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 也有“闺友闺情”，即男女之间的亲情友情。 作者对女人的态度，不是那种“皮肤滥淫”之情， 而是“天份中生成一段痴情”，名之以“意淫”之情。 这种“痴情”，“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达而不可语达”， “在闺阁中，故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 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自诩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实令人有瞠目结舌之感！康熙年间，言情作品可谓浩如烟海， 但符合《红楼梦》这种言情的创作思想和文学理论的作品， 当不会很多；那一时期， 以“情痴”“情种”自命的文人亦可谓车载斗量， 但此“情种”非彼“情种”，此类堪称“闺阁良友”的“意淫情种”， 很难说有第二个。诸君不信， 可以自己到康熙年间的作品中尝试搜寻一番。 ６.《红楼梦》作者的文学修养堪称时代的佼佼者，诗词水平不同凡响， 对戏曲音乐亦可谓造诣甚深，这从书中大量的诗词曲赋描写中不难看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应十分熟悉骈文， 书中《芙蓉女儿诔》等骈文作品足可证明此点。 作者对绘画、音乐也可谓精通，书中对惜春作画、黛玉抚琴情景的描写， 可见深得其中三味。作者对当时流行的灯谜酒令、声色犬马之类亦色色内行， 不仅熟悉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雅玩，也熟悉市井小民流行的俗乐。 总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风花雪月，无一不晓。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作者应十分熟悉当时的北京方言， 创作《红楼梦》的“假语村言”，基本上是当时北京的市井俗语， 而不是“官话”；作者又比较熟悉当时的江南方言土语， 从书中不时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出的一些江南方言， 可证实这一点。但这种江南方言不一定就是“吴侬软语”， 越语也是不无可能的。 7.《红楼梦》的作者应相当熟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传奇”、杂剧， 书中提到了大量的戏剧名称或唱词，都是元明两代和清代康熙朝的作品， 完全不见雍乾时代的创作剧目；作者倘是乾隆朝的人， 既然敢于在书中例举康熙朝作品，就应该也敢于例举乾隆朝的作品； 《红楼梦》中未见乾隆朝的剧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应是康熙朝的人。 作者受《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影响尤深， 不仅从“牡丹亭杨妃扑彩蝶，西厢记艳曲警芳心”等章节中可以看出， 从书中“写情”、“写幻”的创作手法来看，也有明显的继承发展的痕迹。 红学界都承认，《红楼梦》的场面和语言描写，好多地方用的是戏剧手法， 如宝玉为麝月篦头， 晴雯摔门帘子一进一出的场面和三人之间的生动活泼的对话， 非写过戏剧的人，是难以写得如此惟妙惟肖的。 《红楼梦》的作者与优伶似有广泛的交往， 从书中对宝玉与艺名琪官的蒋玉函和形似侠客的柳湘莲之间的交往看， 是很有可能的；从作者对诸多戏剧的唱词十分熟悉、信手拈来的情况看， 他不仅熟悉戏剧，也有可能是个剧作家， 很可能还是个沉迷演出的票友， 正式登台客串演出过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８.《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中声称“把真事隐去”， 在书中又塑造了一个“甄仕隐”的形象。 甄仕隐姓甄名费字仕隐，家居江南，在本地被推为“望族”。 曾慷慨资助穷儒贾雨村进京赴考，结果贾雨村飞黄腾达之後反恩将仇报， 葫芦提乱判了甄女英莲被拐一案。甄家在遭遇火灾之後变得穷困， 投靠岳父“封肃”又遭冷遇，最後愤而随着道士走了。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在甄仕隐身上隐写着作者身世和遭遇， 是《红楼梦》中大家庭的小缩影。隐含了什麽呢？ 取名“费”这个古怪字有什麽用意？ “葫芦庙”失火隐含了什麽？ 与贾雨村的交往恩怨又隐含了什麽？ 投靠岳家遭冷遇是否隐含作者在穷困後曾投靠亲属寄人篱下？ 作者在“开卷第一回”还曾交代 ︰ 自己写作此书原名《石头记》， 是“吴玉峰”为该书题名《红楼梦》， 又有“东鲁孔梅溪”为该书题名《风月宝鉴》， 脂批中还见到一个为《风月宝鉴》作序的 “棠村”。 这些人当是作者的朋友，考证出这些人的情况， 作者本人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画相至此，《红楼梦》作者的庐山真面目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个人不可能是曹雪芹，因为大部分经历与曹雪芹不符， 或在曹雪芹身上考证不出。最符合这八大要件的清代文人， 只有康熙朝的以“南洪北孔”着称于世的大剧作家洪升一人而已！ 四.洪升的人生噩梦是《红楼梦》的基本素材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 《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生悲剧，就是洪升人生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噩梦的真实写照； 书中主人公的创作原型，就是洪升自己； 书中所刻画的催人泪下的“闺友闺情”， 就是洪升与妻子及姐妹们之间的真挚感情； 书中所表达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 就是洪升在含泪述说自己的愧悔和愤懑！ １.优越的家庭出身、良好的文学修养和不合时宜的性格。 洪升，字肪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 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在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的第二年（１６４５）七月初一， 东南各省正是兵荒马乱之时，洪升的母亲黄氏在逃难途中， 于杭州郊区的一个“费”姓农妇家里，生下了洪升。 生不逢时，似乎注定了洪升一生的坎坷命运。 亦应是洪升在《红楼梦》中刻意把“甄仕隐”取名为“费”的原因。 洪升出生的家庭号称“书海”， “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 洪升的祖父曾在明朝出任“都御史”的高官， 父亲洪起鲛也曾在清初出仕，洪升的母亲是清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 洪家富贵流传已久，号称“东南望族”。 这样的出生地和家庭，正所谓“诗礼簪缨之族”， “温柔富贵之乡”，洪升在婚前的青少年时期， 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洪升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 少年时曾先後师从于国学大师陆繁昭、沈谦、毛先舒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陆繁昭是当时名动宇内的骈文大家， 这一点对洪升不能没有影响。沈谦擅长词曲。 毛先舒则是着名学者，兼擅填词又通音律。 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洪升既善诗词， 又精戏剧、音乐，文学修养广博精深， 为後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二十四岁的洪升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进京谋取功名， 结果落榜。在京期间，他有幸拜当时的诗坛泰斗王士祯为师， 诗词水平进一步提高。得王士祯的称誉和宣扬， 此时年轻的洪升诗词水平已名动京师。 由于青春年少，生活优裕，加之以才情自负， 洪升养成了清高孤傲甚至狂狷的性格。 生活脱略不羁，动辄讥呵权贵。 交友宴集，常常白眼踞坐，指古谪今， 虽然使闻者折服，但也常常取憎于时。 洪升的出身、教育、才情、擅长、性格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大致相同， 《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一出场时通过两首《西江月》的描写， 应是洪升着书时愧悔心情的夫子自道︰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 腹中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 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 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裤与膏粱， 莫效此儿形状”！ 具有狂狷性格的知识分子， 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 但兼具狂狷和“情种”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则屈指可数； 具有这种双重人格又同时具备很高的诗词、音乐、绘画、戏剧、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 更是凤毛麟角了。 从目前红学界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的全部史料来看， 曹雪芹不具备这些特征。曹雪芹有愤世嫉俗的狂狷性格， 但无法证明他有“情种”的特质，未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人， 也很难养成这种性格。 从曹雪芹仅存世的一句诗作“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来看， 曹雪芹的诗风流于怪诞，且水平一般。 史载曹雪芹的诗多数此类，可见与《红楼梦》诗词的风格并不相类。 除诗词外，红学界迄今无法证明曹雪芹有其他方面的文学艺术天赋和才能。 兼具这种特定性格和特殊才能的人， 查遍康、雍、乾三代史料，洪升一人而已！ 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那个“爱红”的奇怪毛病︰ 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绦芸轩”、“怡红院”， 为自己取号“绦洞花主”（一说“绦洞花王”）、“怡红公子”， 为“怡红院”题“匾额”为“红香绿玉”，被元春改为“怡红快绿”，等等， 这里面既暗含了主人公的“情种”性格， 大概也暗含了主人公原型姓洪这个哑谜， 不外隐说自己是洪家的风流荡子罢了。 ２.迭遭“家难”，坎檩缠身，满腹委曲，无处倾诉。 洪升一生遭遇了两次“家难”。可谓倒霉透顶。 第一次“家难”是惨痛的“天伦之变”。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洪升落榜後，从京师返回钱塘， 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不容于“大母”（一说庶母或继母）， 结果被父母逐出了家庭，不得不远走他乡。 洪升在《客中秋望》诗中说︰“非关游子澹忘归，南望乡园意总违； 三载无家抛骨肉，一身多难远庭帏”。 正表达出与父母关系不谐，有家难回， 满腔思亲而又不得见谅的悲怆情怀。 洪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的原因讳莫如深， 史籍上也缺乏记载，但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内容看，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居“情种”，不务正业。 洪升是中国文学史上铁证如山的天字第一号“情种”， 年轻时便以“情种”自居，“客燕台”前便已着手《长生殿》创作， 为创作《长生殿》这样的言情作品， 洪升必然广泛涉猎古今言情小说戏剧，无心去读四书五经。 这在《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红学界考证出的曹雪芹形象，不过是个“魏晋风度”的人物， 与“情种”形象根本不搭界。 其二，无志功名，继业无望。洪升曾参加过一次科考， 但名落孙山；落第後又在京师得罪了许多名公巨卿， 虽赢得了少年诗名，但在当时却不是“仕途经济”的正业； 书中的贾宝玉大言“除‘明明德’外无书”， 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并痛斥科举进身的人为“禄蠹”、“国贼”， 这些为世人侧目的叛逆性格， 与史有明载的洪升年轻时的举动是如出一辙的， 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一点。 其三，交结优伶，终日游荡。从“情种”性格和写作《长生殿》的需要看， 洪升年轻时都必然广泛交结“优伶”，终日在外游荡， 这在记载洪升生活的典籍中有案可查， 在《红楼梦》描写贾宝玉同蒋玉函、柳湘莲等“名伶”的频繁而又亲密的交往中亦可见端 倪； 但在曹雪芹身上，却没有与“优伶”过从甚密的史料支持。 其四，淫辱母婢，有同性恋倾向。天下“灵气”钟情于女子而不钟情于须眉的观点， 不是《红楼梦》首创的，而是冯梦龙的始作俑之言。 洪升受冯梦龙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也必然有许多贾宝玉那种“爱红”的“情不情”的举止， 被父母判定为“箕裘颓坠”、不可救药。《红楼梦》中由于宝玉的轻佻举止， 导致金钏投井，很可能是洪升亲历亲为的丑事，结果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 宝玉爱吃丫鬟嘴上的胭脂，对这一点过去红学界都感到奇怪，似乎不可理解。 其实，宝玉不是谁嘴上的胭脂都吃， 他自己亲姐妹的不吃，宝钗、黛玉、湘云等心爱的人不吃， 就连他自己身边的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人的也不吃， 而是专吃鸳鸯、金钏二人嘴上的胭脂。 这两个人，一个是祖母之“大丫头”，一个是母亲的“贴身丫头”。 如此描写，不能没有深意，正是贾政以“淫辱母婢”为由对宝玉痛加笞挞的口实。 凡此种种，使父母对洪升失望之心日趋严重， 终因“手足眈眈”的导火线，父母盛怒之下，一痛决绝， 把洪升逐出了家庭。一般说来，作为“严父”， 在激怒的情况下，把儿子撵出家庭， 甚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都是可能的； 但作为“慈母”，如无极特殊理由， 却很难想象会有此举动。 洪升被逐出家庭，确实是父母意见一致而发生的“家难”， 洪升自己的诗词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史学界有人推测洪升的母亲是“侧室”， 逐洪升的“大母”是“正室”； 有人推测此时洪升的母亲已逝，逐洪升的是继母。 这些推测都是站不住脚的。 洪升的母亲作为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 为人作“侧室”是不可想象的； 洪升被逐出家庭多年後，他的母亲还健在， 洪升诗作中可以证明。 唯一的理由就是洪升确实既触怒了父亲， 也得罪了母亲， 而“淫辱母婢”大概是得罪母亲的最可能的原因。 挑拨洪升与家庭关系的人是谁，今已无考。 但从《红楼梦》中宝玉同贾环“手足眈眈”以及赵姨娘、刑夫人等“大母”、“庶母”对 宝玉的态度看， 挑拨者的身份就很清楚了。 史料上记载的逐洪升的“大母”， 不能反推洪升的亲母为“侧室”， 只能理解为“刑夫人”之类的“伯母”。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对贾环和他的母亲赵姨娘， 写得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十分丑陋不堪； 对主人公贾宝玉的伯父贾赦广蓄姬妾、欺压良善的种种丑行， 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刑夫人的所作所为，亦写得极为可憎。 作者笔墨本属忠厚，写王熙凤劣迹斑斑， 但又聪明能干，嘴皮子乖巧，自有其可爱之处； 写“呆霸王”薛蟠低俗陋劣，身负命案， 但他又讲义气，不奸猾，也自有其忠厚的一面。 惟独对赵姨娘母子和贾赦夫妇，作者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 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这应该是遭遇“天伦惨变”後， 洪升对挑拨者耿耿于怀、终生不能释然的表达方式吧。 洪升父母是否规劝甚至“笞挞”过洪升，于史无考， 但从逐出家庭这种最高惩罚来看，洪升在离家前， 必然遭受过父母的严厉惩罚，惩罚後仍然无效， 才会断然采取逐出家庭这一最後手段， 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亦可见端倪。 “钱塘洪家”的家庭矛盾，史有明载； 而“江宁织造”曹家，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 可以说屡教不改。洪升的老师规劝过洪升，史籍上有明证︰ 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升》， 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 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 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 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 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 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 从这里不难看出，洪升青春年少时， 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 热中“花笺彩笔”， 完全有理由被父母判定为继业无望的“不肖”子。 所以，洪升在着书时，方有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 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 在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是不肖逆子， 子女又不能与父母争论是非曲直， 所以洪升终身不言被逐出家庭的原因， 但内心之痛苦郁闷可想而知，通过小说的形式， 以曲笔道出这一过程， 不正符合《红楼梦》中所说︰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 以普告天下人”的用意麽！ 考证曹雪芹的身世， 从未见辜负亲人和师友教育规训之事， 当然也没有为此而着书“告罪”的理由。 洪升经历的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 洪升离家七年之後，也就是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洪升的父亲洪起鲛遭人诬陷，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 这期间洪升四处奔走，拜托权贵，营救父亲，但遭了不少白眼。 又急于赶回家去，侍父北上充军，除夕泊舟杭城，正月初一解缆北上。 这些在洪升诗作中均有记载。 其後洪父中途遇赦，侥幸得以返家，但此时家已破了。 洪家是否被查抄，史无记载，但在清代， 仕宦之人一旦犯下了充军重罪，其家鲜有不被抄没的， “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可想而知。 《红楼梦》中所写荣府的结局， 应是洪升亲自经历的事情。 ３.生活极端困苦，寄人篱下，“一技无成，半生潦倒”。 洪升被逐出家庭後，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再次入京， 开始了他漫长的国子监生生活。长期生活在北京， 这是洪升熟悉“假语村言”的根本保证； 出生在杭州，又是他不忘江南土语的基础。 没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用独特的“假雨村言”写出《红楼梦》的。 这期间，洪升不曾做过一官半职，生活十分清贫艰难， 体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他的友人陈缯描述他的生活是“卖文供贯酒，旅食转依人”。 洪升自己也透露 ︰“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囿利名场”。 “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 诗中透露他此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寄住谁家呢？ 只能是他的外祖父、也是妻子的爷爷黄几家。 黄几此时身居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高位，生活应极为豪富。 《红楼梦》中描写林如海捎书托贾政， 为贾雨村“轻轻地”谋了一个“应天府尹”的高官肥缺。 “应天府尹”可是当时的“直辖市”、 “江南总督”的驻地“南京市”的“市长”， 不是一般人能谋得的职务，只有黄几这样的手握干部调配大权的重臣， 方可 “轻轻谋得”。此时洪升的岳父黄彦博已去世， 在封建大家庭中，孤儿寡母的日子往往是不好过的， 黄蕙的母亲也必然处于孤苦无告的境地， 又当不得家，洪升此时携家带口前来投奔，其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洪升本人“亦知贫贱世看丑，耻以劲柏随蓬科”， “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的倨傲性格， 寄住岳家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挪谕讥诮， 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 《红楼梦》中所写的“林黛玉抛父进京城”，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以及甄仕隐投靠岳家的遭际，都应是洪升夫妻这一段生活的曲折表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抛父”、“收养”、“严相逼”等难堪字眼， 如无切肤之痛，是难以如此着笔的。 从道理上讲，黛玉之母虽然去世， 但作为 “两淮巡盐御史”的黛玉之父林如海，如此显赫之高官， 在那个时期，何至于没有一大堆姬妾环婢， 何愁没人侍侯一个独生爱女，而把她送到外家去寄养？ 洪升这里隐写的实际是自己被逐出了家庭。 “林如海”这个名字与洪升父亲“洪起蛟” 这个名字也应有“蛟龙出海”意义上的关联关系。 书中描写林如海病逝时，黛玉在贾琏的陪同下， 曾“回南”去奔丧，时间几乎经历了一个秋冬， 中间还托人捎过一次御寒的大毛衣服； 黛玉回来後，并未见脸上有悲戚的表情， 而是打点分送家乡的土产礼品。 这是不合常人礼节的举动。 其实，洪升在这里隐写的是自己因父亲被发配充军而回杭州侍父北上这段真实经历， 父亲中途遇赦，并未逝世，当然不会有丧父之悲痛表情了。 书中描写的这段时间，与当年洪升回南侍父的时间是一致的。 红学界早就有人觉察到在黛玉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但囿于在曹雪芹身上查不出寄人篱下、孤苦无告的经历， 所以一直不得要领；认定洪升的原作者身份，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黄几因年老“致仕”， 举家返回原籍杭州。洪升此时在京更失去了生活依靠， 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剧。直至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春返家故里， 这几近十年的时间，洪升经常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 “有时烟火寒朝昏”，就是洪升此时生活困苦的形象写照。 他的爱女，就是此时在贫病交加中夭亡的。 《红楼梦》中幼年被拐的香菱的悲惨命运， 很有可能是洪升在痛悼爱女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 在此期间，洪升广泛结交中下层文人、优伶、僧道， 当时着名文人如朱彝尊、毛奇龄、吴仪一、查慎行、李式玉、吴雯、赵执信等， 都与洪升终生交好。另外，洪升与“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等亦有往来， 尤其与高士奇亲善。洪升不仅生活上得到这些朋友的一些接济， 也在朋友的鼓励下，得以继续其代表作《长生殿》传奇的创作。 前後历经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搬上舞台便倍受欢迎， 到处传抄搬演，轰动整个剧坛，从康熙皇帝到王公贵族， 从朱门富户到平民百姓，“家家 ‘收拾起’”（李渔作品中语）， “户户‘不提防’”（洪升《长生殿》中语）， 可见红极一时。《红楼梦》中， 对贾宝玉与三教九流及上层社会的交往， 特别是与优伶的过从甚密的描写， 对众多剧本、唱词的描写，应来源于洪升此段生活。 ４.妻子多才多艺、多愁善感，夫妻齐眉举案，共度艰难。 前文已述，洪升的妻子黄蕙，是大学士黄几的孙女， 庶吉士黄彦博的女儿。洪家与黄家是两辈姻亲， 洪升的母亲是黄蕙的嫡亲姑母。黄蕙虽出生在仕宦家庭， 但因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在封建大家庭中，不免受些窝囊气。 小的时候，同母亲经常到“钱塘洪家“即亲姑母家住上一段时间， 是情理中的事情；与表兄洪升可谓青梅竹马的关系， 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是最容易发展成夫妻关系的。 因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黄蕙精通音律，雅好词曲。 洪升夫妻间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从小青梅竹马， 长大後又如愿结为夫妻，时相酬唱，举案齐眉，可谓人间仙侣。 从黄蕙角度看“嫁得个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折准些幼年坎坷形状”， 人生展示出无限美好的前景。《红楼梦》中的湘云， 应是黄蕙婚前的、“咬舌子”叫“爱哥哥”的形象。 以黄蕙的出身和教养，婚後敬长睦亲，稳重和平， 劝夫追求功名，以博夫贵妻荣，应是必然的举动。 因夫婿不务正业，热中于传奇创作，夫妻间不时发生一些口角摩擦，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红楼梦》中的宝钗， 应是黄蕙婚後到被逐出家庭前的、稳重和平、聪明敦厚、为全家敬重的形象。 但老天偏偏不从人愿，婚後不久，便发生了“天伦惨变”， 随同夫君一起被逐出家庭，生活困顿不堪； 寄住在娘家，受尽人间白眼，作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 终日以泪洗面，就是情理之中的必然之事了。 《红楼梦》中的黛玉，应是黄蕙被逐出家庭後、寄人篱下、 不再劝夫功名、终日以眼泪还情债的形象。 被逐出家庭前，洪黄的爱情婚姻应是“金玉良缘”； 被逐出家庭後，二人之间的爱情婚姻则只能是“木石前盟”了。 红学界流行“钗黛合一”之说，不无道理。 实际上，洪升笔下，《红楼梦》中最可爱的钗、黛、湘三人， 其原型都应是爱妻黄蕙一人，不过是黄蕙人生的三个阶段罢了。 “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也不过是爱情婚姻生活的两个阶段罢了。 从书中人际关系的安排看，三人与宝玉都是表亲， 三人都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历，三人都擅长诗词、通晓曲乐、多才多艺； 至于性格上的差异，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面前， 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是不奇怪的，也是必然的。 其实，《红楼梦》一书在创作之初，很可能并没有钗、黛二人而只有湘云一人， 书中有两处明显的证据︰一是“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谶语， 暗示的应是宝玉同湘云白头偕老，而不是湘云嫁给卫若兰。 二是湘云原来是从小就在贾府寄住，与宝玉是从儿时一起长大的， 这在湘云同袭人之间的一番体己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宝玉和湘云儿时同住的场所叫“绦芸轩”， “绦”是红色，指宝玉，“芸”大概代指湘云， “绦芸轩”便是宝玉湘云合住的屋子。 实际上，宝湘之间的婚姻，既是“金玉良缘”， 有金麒麟为证，也是“木石前盟”， 有湘云和袭人小时相约共事一夫的童言为证。 不过洪升在创作过程中，为了写情的需要， 大概也有借鉴《长生殿》写三角、四角恋爱的原因， 把湘云一分为三，添写了钗黛二人， 让三人与宝玉都是表兄妹或表姐弟关系， 并用宝玉这个名字和泛指女人的钗黛二字混合而成宝钗、黛玉两个名字， 在二人身上同时也寄托一些自己的遭遇和心理活动。 人物角色虽然分开了，但在描写上还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黛玉称“潇湘妃子”，感叹“湘江旧迹已模糊”； 湘云的“判词”是“湘江水逝楚云飞”， “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湘江在湖南，与黛玉、湘云的家乡本无涉， 洪升这里用“湘江”代指的是江南，不是狭义上的地名。 这种推测，不为无由吧。 可能有人会发问︰若说钗、黛、湘合一， 如何解释“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的《红楼梦》曲子？ 曲子中的钗黛之间，爱情不是排他的麽？ 婚姻不是矛盾的麽？ 实际这是没有理解作者的真意。 这首曲子中所提的“阆苑仙葩”和“美玉无暇”， 指的并非是宝玉和黛玉，宝玉是“有瑕”之玉， 有“赤瑕宫”为证，并非无暇美玉； 曲子指的应该是宝钗和黛玉，有“太虚幻境”中二人共用一幅图画、一支曲子为证。 这首曲子的真实意思，用现代语言表述， 应是︰若说月下老给我们没有配好姻缘， 我为什麽能和钟爱的她结为夫妻、齐眉举案呢？ 若说月下老给我们配的是好姻缘， 为什麽我们夫妻命运多舛， 夫贵妻荣的“心事”“虚化”了呢？ 还有对宝玉梦中骂的、恰巧又被宝钗听到的话︰ “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麽‘金玉姻缘’， 我偏说‘木石姻缘’！”应如何理解？ 其实这句话正是洪升对世人誉其与黄蕙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的反驳， 是对自己与黄蕙从小在一起， 因青梅竹马而结成的“木石前盟”的肯定， 是对被逐出家庭，夫妻过“木石姻缘”生活不悔心情的表述。 如此理解，也不算牵强吧。 《红楼梦》中所写的除宝、黛、湘之外的“金陵十二钗”“正册”、 “副册”、“又副册”中的诸多女子是谁，今已不可考。 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洪升有两个兄弟、两个姐妹，他们的名称、经历已无从搞清楚， 但与《红楼梦》中宝玉的亲生兄弟姐妹数量相同。 至于其他的亲属女子、环婢女子，洪升在自己家和寄住的岳父家， 阅人可谓多矣，无法一一考证。《红楼梦》是小说， 凡作者亲见亲闻之人之事，皆可写入书中，安在某人名下， 如果逐一可考，则不成其为小说矣。 只要能断定洪升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该书， 就达到目的了，也无须不分巨细，逐一考证。 曹雪芹的爱情婚姻生活，至今未见任何真实可信的史料， 不论是“金玉良缘” 还是“木石姻缘”， 曹雪芹都没经历过。破家前曹雪芹尚是儿童， 不可能有爱情生活；破家後穷愁潦倒， 谈何“金玉良缘”？ 只有洪升前半生和後半生判若天壤的婚姻生活， 才体现了“金玉良缘”和“木石姻缘”的强烈对照， 才应是《红楼梦》创作的真实素材。 ５.聚演《长生殿》罹祸，终生功名无望，遗恨无穷。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洪升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八月中秋後的一天，洪升在家中会集士人名流， 演唱自己的得意之作《长生殿》。 当时以明珠、余国柱为首的“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 “党争”十分激烈。洪升因与高士奇谊属同乡，年龄相同，交往较多。 故而明珠党人借口太皇太後和佟皇後的丧期未满，“国丧”期间“聚演”戏曲而弹劾洪升 。 按封建礼制，皇後薨逝，应受三年丧期， 从康熙二十六年佟皇後薨逝之日到康熙二十八年洪升“聚演《长生殿》之时， 确实不满三年之期。康熙帝对太皇太後和佟皇後确实一往情深， 一怒之下，捕其下狱，革除其国子生籍，彻底阻断了洪升的仕进之路。 同时因看戏受到牵连的还有朱典、赵执信、查慎行、翁世庸等五十余人。 其中翁世庸是首任台湾太守，“真真国女孩子” 的诗， 很可能是洪升从他那里听来的。 时人感叹赵执信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用到洪升身上也是贴切的。这次事件不应视为一次“文字狱”， 因为康熙帝本人也十分欣赏《长生殿》， 曾亲自观演并自定“赏格”二十两纹银， 是天下皆知的事情。纯粹是因为触犯了“国丧”大忌， 并为“党争”所利用，应属咎由自取。 因而此事件并未影响到洪升的创作生涯， 反而由于绝了功名之念，创作更潜心了。 这次事件，应是洪升创作《红楼梦》的根本动机所在。 另外，在清朝的科举史上，洪家以前也遭受过严重打击︰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江南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被给事中阴应节参奏， 告发其科场作弊。结果二人被“正法”即被砍了脑袋，妻子家产被籍没入官。 这就是着名的清初三大案中的“科场案”。 “科场案”中的倒霉鬼副主考钱开宗， 正是洪升的“表丈”。《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 寓意实在是太深刻了︰“石”能“言”的原因是“有恨”， 这是古典文学所熟悉的“通典”。 《红楼梦》作者用此典的目的，不外是说明我有“补天”之意， 也有“补天”之才能，但却遭到了“革去功名”断绝仕途的下场， 岂能无恨？ 这也是洪升借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之口， 大骂“明珠党”人为“禄蠹”、“国贼”的原因所在。 曹雪芹是否有功名之念，是否有科考落第的经历， 无法考证清楚； 但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曹雪芹产生过“无材补天”的强烈怨恨， 当然也没有自譬“顽石”的理由。 ６.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洪升在家庭和寄住家庭的经历， 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在荣国府的经历，真是如出一辙， 这绝不是牵强附会。《红楼梦》中，作者奇奇怪怪地写了一“甄”一“贾”两个宝玉， 互相映衬，正是要表达通过书中主人公写自己之意； 在“江南”的宝玉才是“甄”（真）宝玉，书中的宝玉是个 “贾”（假）宝玉。 曹雪芹虽出生在江南，但随家北上时尚在童年， 一生基本上在北京度过的，在他的内心深处， 不会有一个江南的“甄”（真）宝玉形象。 在洪升生前，他的同时代人，也是他的朋友曹寅， 就是那个红学界熟知的曹雪芹的爷爷、时任“江南织造”的曹寅， 就似乎知道洪升和《红楼梦》的关系。 曹寅曾写过一首名为《赠洪肪思》的七律︰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着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摆阖人问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曹寅与洪升当年在北京时就应该熟悉， 所以诗中首联方有老朋友多年不通音信， 暮年江关重见，二人皆已白发之感叹； 颌联写的是洪升平生遭际 ︰ 年轻时的优越生活在荒唐中度过，垂垂老矣， 却在恐惧中写成了一本书。 我们要发问︰洪升的什麽着作是在垂老之年恐惧中写成的呢？ 《长生殿》是年轻时的作品，且写作时无须恐惧； 晚年的最後一篇作品是《四婵娟》， 写的是古代四个美貌聪明的女子，更无须恐惧。 唯一可令洪升恐惧的作品是晚年写就的小说《红楼梦》。 颈联说的是洪升一生的性格，象阮籍一样轻蔑封建礼法， 也象虞卿一样经常有朋友帮助。 尾联最堪注意︰能表达你我“万古”深情的唯一事情是“问世”， 什麽“问世”？ 当然是那本“垂老”“恐惧”中写成的书的刊刻问世。 能使这本书问世的人是个“纵横捭阖”的人， 这个人不会是洪升，只能是曹寅的夫子自道。 曹寅要为洪升刊刻恐惧中写成的这本书麽？ 这本书是《红楼梦》麽？请诸君细细想来。 五.洪升凄楚无告心情的撕心裂肺般的呐喊 红学界的好多学者都有一种迷惘， 那就是林黛玉的众多诗作基调过于悲凉了。 虽然父母早逝，孤身一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但上有“老祖宗”的疼爱，下有众姐妹的呵护， 更有贾宝玉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爱情， 何至于小小年纪，就时不时赋出一首撕心裂肺般的诗作， 表达出一种凄楚、怨恨、悲凉、无奈且无助无告的复杂心情？ 大观园里边虽然不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 也有许多勾心斗角的小动作， 但敢于公然欺负林黛玉的主子或奴才还没有， 何至于让她产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样悲愤的感觉？ 如果我们把林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心情，看作是洪升夫妇“家难”後寄人篱下时的心情， 把林黛玉的诗作，看作是洪升夫妇表达愤懑无奈心情的诗作，这一点就迎刃而解了。 如前文推断，《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是洪升的爱妻黄蕙， 实际上，洪升在宝钗、黛玉身上，也寄托着自己的影子。 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宝玉，而宝钗名字的头和黛玉名字的尾， 合起来恰是宝玉，剩下的钗黛二字，又恰是古代对妇女的泛称。 夫妻一体嘛，用这样的创作手段来表达作者自己同时也是作者妻子兼有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书中林黛玉的形象， 创作的成分居多，这一点在红学界是有共识的。 林黛玉身上，更多折射着作者自己的影子， 从“弃父”进京、寄养 “外家”这个基本事实看， 就是洪升自己的经历。此时已是洪升婚後， 夫妻一起寄人篱下，写在女方身上，亦无不可， 所以，书中从“判词”到内容，都是用“二宝”、“二玉”合传的方式写的， 给人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 《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 综观书中的诗词韵文，洪升都表达了哪些内心的隐秘呢？ １.洪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耿耿于怀，不时流露愤懑无奈之心情。 书中第７８回贾宝玉杜撰的《芙蓉诔》，红学界一般认为是明诔晴雯， 实诔黛玉，这是不错的。问题是黛玉身上寄托着作者自己的身影， 所以亦应看作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诔文。 诔文中叙述了自己因遭谗言而与家庭反目的原因︰ “花原自怯，岂奈狂　；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趸之谗，遂抱膏肓之疚”， “诼谣蹊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 既饨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 直烈遭危，巾帼惨于雨野”。 把晴雯喻为贾谊被谗、鳏窃息壤被诛，实为不伦； 但以此来比喻洪升自己遭谗贾祸，则是贴切的。 “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泣杖而忍抛孤柩”。 “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 呜呼！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 钳破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这里洪升简直把自己被“破奴”“悍妇”构谗， 因而不容于父母，被逐出家庭一事，用曲笔表达得淋漓尽致！ 洪升自小跟随陆繁昭学习过骈文， 在这里用此种文学形式表达心情，是顺理成章的。 《红楼梦》其他一些诗文中，也有作者同类心情的表述。 在第５１回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中，作者写道︰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出纷纷口舌多”。 这实际上是作者借怀古之名，行述己之实。 惟恐读者不明白，在诗後又通过宝钗黛玉的一段对话， 说这些诗“无考据”、“不大懂得”、 “胶柱鼓瑟”、“以讹传讹”。 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文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黛玉所作的《秋窗风雨夕》中， 作者写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这是对《红楼梦》创作宗旨的最精辟的概括。 说作者自悔、自怨、自责，都不够准确， 作者虽有愧悔之情，但更多的是自我欣赏并不被理解的哀怨心情， 用“自怜”来表达作者着书时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了。 洪升这个人的种种不幸遭遇说来也巧，多是发生在秋季， 因此，《红楼梦》中表达哀怨自怜心情的诗词， 多是悲秋之作，作者盼人理解又怕人理解自己的“诉秋心”， 这点与书中开始那首“谁解其中味”的诗句，所表达的心情是一致的。 表达这种特定心情的诗词，没有特定的生活经历是写不出的， 洪升写得出，曹雪芹写不出。 ２.洪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後，夫妻萍踪浪迹，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时流露出痛苦郁闷的心情。 这些心情的表达，大多体现在黛玉的悲凉风格的诗作中。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 “闺中儿女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说的是飘泊在外的郁闷。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说的是寄人篱下的痛苦。 在第３８回黛玉“魁夺菊花诗”中， 黛玉的三首诗，更是这种心情的鲜明流露︰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园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蛰病可相思”？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同在菊花面前，别人看到的是美好， 是狂放，是清高，而在黛玉的眼中心中， 则是一片痛苦凄凉！ 在黛玉的泣血之作《秋窗风雨夕》中， 这种心情的表达更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了︰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泪烛摇摇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灯前似伴离人泪”。 这里表达的秋季的哀伤，很可能既有离别的痛苦， 也有中秋後被革职下狱的愤懑！ 在黛玉偶然填成的《柳絮词》中， 表达的更应是洪升离乡别亲、浪迹天涯的痛苦与思念︰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 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这里已作白头之叹了，表面上写的是黛玉， 实质上写的是作者自己，以黛玉之小小年纪， 无论如何不会叹白头的。 更堪注意的是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唱的那首《红豆曲》︰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後，忘不了新愁和旧愁”！ “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这哪里是一个纨裤子弟“无故寻愁觅恨”的无病呻吟， 恰是经历了无数“新愁”、“旧愁”的洪升对自己噩梦挥之不去的血泪倾诉！ 洪升着书时，新愁旧恨，悉堆心底， 应有这样凄楚的吟唱； 曹雪芹除了儿时被抄家这点隔靴搔痒之恨外， 谁还考证出了什麽新愁旧恨？ ３.洪升被逐出家庭後，飘泊中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以及不被理解原谅的幽怨，也在诗中不时流露。 黛玉那篇着名的《题帕三绝》，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也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离家已久，家乡的景色已在心中模糊了， 但思家之心更强烈了。在“菊花诗”中， 这种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直白︰ “鸿归蜇病可相思”， “谁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蜇鸣”。 “雁断”、“蜇鸣”是古人寄托乡愁的常用典故， 洪升在这里反复使用，其情之深，可见一斑。 洪升一生诗作中，思乡思亲之作，比比皆是， 见之于洪升传世的诗集中， 可与《红楼梦》对照看， 对《红楼梦》表达的是洪升自己经历这一点， 就会理解的更深切了。 谓予不信，可请亲爱的读者心里装着洪升的一生坎坷而又无告的悲惨遭遇， 在一个苦风凄雨的秋夜，伴着一盏昏暗的孤灯， 去吟哦一下《秋窗风雨夕》，试一试会产生什麽样的心理共鸣？ 这种泣血的思乡思亲之作，洪升完全有理由在着书时反复表达， 而曹雪芹儿时就随家庭返回了北京， 亦未闻有生离死别的遭遇，怎麽可能滴着血泪去写思亲思乡之作？ 他的乡在哪里，亲在何方？ 有意思的是，在黛玉和湘云凹晶馆“联诗”中， 结句是“寒塘度鹤影，冷月葬诗魂”。 这几乎就是洪升一生结局的谶语！ 洪升确实是在寒冷的江面上，在一弯冷月的照射下，葬身水府的！ 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洪升之死，巧合之处还不仅于此， 死的那天，又正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七夕盟誓”之际！ 看来，洪升与他的两部呕心沥血的代表作《长生殿》和《红楼梦》， 确实有生生死死的不解之缘！ 六.洪升创作的双子星座——《长生殿》与《红楼梦》比较 倘不抱任何思维定式或成见， 请诸君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思辩地而不是简单地阅读并比较一下《红楼梦》和《长生殿 》， 我们不难发现，两部震古烁今的煌煌巨着， 虽然一是小说，一是传奇，体裁不同，但竟那麽相似， 就象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果，一个母亲生的一对孪生姐妹， 同一天空中耀眼的双子星座！ １.两部巨着的主题相同。《长生殿》的第一出， 开明宗义阐发了作者的言情主题︰“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 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 笑人间儿女怅缘铿，无情耳。 感金石，回天地，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 先圣不曾删郑卫，吾奇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太虚幻境”唱道︰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 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部作品的主题， 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至情”理想。 洪升创作《长生殿》的过程中， 删去了传说中的“太真秽事”，专写爱情忠贞专一的杨玉环， 借用“钗盒情缘”的道具，通过“定情”、“埋玉”的情节， 描绘了一场动人心魄的爱情悲剧。《红楼梦》中， 也通过对“金玉良缘”的否定，倾全力描写感天动地的“木石前盟”， 使宝黛爱情的毁灭，博得了历代多少人同情的泪水。 哲人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给人看。 《长生殿》和《红楼梦》， 就是把作者自己精心塑造的“钗盒情缘”和“木石前盟”打碎， 展示给读者的爱情悲剧。 两部力作所表现的爱情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对不涉于淫乱的“意淫”之情的讴歌。 “李杨”之情在《长生殿》中被描写为纯真的爱情， 没有淫乱情节的描绘；宝黛爱情在《红楼梦》中， 也被描写为纯洁的、不涉及污秽的“皮肤滥淫”。 总之，两部传世力作都是歌颂至情理想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後世对两部着作的主题论争也几乎一模一样， 有人认为是“政治主题”，有人认为是“爱情主题”， 还有人和稀泥说是“双重主题”。 对两部作品中“至情理想”和“道德警劝”， 在创作中的二难选择和微妙处理的评价也完全一致。 唐明皇和贾宝玉都是“占了情场”， 荒了人生事业，但两部作品都没有“情悔”的创作意图， 这是完全不同于文学流俗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共同点。 ２.两部巨着的结构相同。《长生殿》为了描写美好的“钗盒情缘”， 作者特意创作了一个“蓬莱仙境”，通过“大士”、“真人”和“侍女”， 去摆布李杨的爱情生活。 《红楼梦》为了描写纯真的“木石前盟”， 也独出心裁地杜撰了一个“太虚幻境”， 通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以及“警幻仙姑”， 去安排宝黛的爱情经历。李杨的爱情来源于“蓬莱仙境”， 是“孔升真人”和“蓬莱仙子”历凡造劫演出的悲剧。 宝黛的爱情来源于“太虚幻境”， 是“神瑛侍者”与“绦珠仙子”通过眼泪填还情债的悲剧。 试问︰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如此雷同的其他作品麽？ 《长生殿》传奇的结构关目饺接，针线绵密，伏笔照应，极见功力。 吴仪一评点此剧时说︰“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盟言为纬， 而借织女之机梭而织成之。 呜呼，巧矣！”用这些语言来评价《红楼梦》， 不是也再恰当不过了麽？ 有意思的是，两部力作虎头蛇尾的创作缺点也几乎相同。 历代文人评价《长生殿》，都认为前半部写的真实感人，情节可信， 而後半部则有蛇尾之嫌，情节虚假，内容造作。 《红楼梦》似乎犯了同一个毛病︰ 前八十回绘声绘色，令人回肠荡气； 後四十回，语言生硬干瘪，场面使人陌生。 後四十回是否作者原作，红学界有争议。 倘非洪升所作，那麽洪升原打算怎麽写呢？ 是否按照《长生殿》的套路，让宝黛二人， 天上地下，超脱三界，追求真实和幻境一贯的爱情？ 从结构安排上推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不过倘如此写下去，最终也难免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３.两部力作的写作手法相同。《长生殿》和《红楼梦》， 在写作手法上，都是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作品。 虚的部分确实虚，虚到了抛开历史传说， 向壁虚构的地步；实的地方的确实， 实到了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的境界。 但不论虚实，都不失浪漫，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有意思的是，两部着作的好多情节完全相同，几乎形同抄袭。 《长生殿》第四十六出“觅魂”中， 李隆基在“酆都城”见到了“一本宫嫔册”、“历朝妃後编”。 “亡国妃後”有专册记载。 《红楼梦》第五回“神游太虚境”中， 贾宝玉也是见到了“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 “薄命司”女子也有专门记载。 《长生殿》中李隆基在睡梦中，“来到曲江池上”， “看到大水中间，又涌出一个怪物，猪首龙身，舞爪张牙，奔突而来，好怕人也”！ 李隆基梦中大叫︰ “唬杀我也”，被高力士唤醒。 《红楼梦》中贾宝玉也是在睡梦中，来到一道“黑溪”、“迷津”边， 内中“水响如雷”，“许多夜叉、海鬼”欲将宝玉拖下水去。 宝玉惊得“汗下如雨”， “失声喊叫‘可卿救我’”， 被丫鬟喊醒。 两部力作虽体裁不同，文白不同， 但在遣词用语上，却有好多地方相同。 如男女“有奇缘”、“没奇缘”、“证奇缘”， “鹦哥巧言”，情人枕边身上有“幽香”， 奴才“老嬷嬷”、“吴姥姥”、“尤大姐”， “木人下泪”，“情人盟誓”，“天香扑面”等等。 很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书中的人名地名， 基本都是取材于《长生殿》︰ 宝钗取材于定情的信物“金钗”； 宝玉、黛玉取材于定情的“钿盒”， 也就是玉盒； “袭人”、“晴雯”等古怪名字，在《长生殿》中都有描写； 就连“村姑”、“道婆”等， 在《长生殿》中也有相应的影子。 “南京”、“西京”的提法，是《长生殿》惯用的； “东平郡王”、“大士”“真人”的说法， 更是炒《长生殿》的剩饭。 两部着作中，有这麽多的巧合， 用“影响”二字是难以解释的。 如果不是抄袭， 那麽，只能剩一个结论了， 就是同一个作家的两部作品。 ４.两部力作的人物性格相同。 《长生殿》中的李隆基，倾心爱着妃子杨玉环， 但又不时与“梅妃”、“虎国夫人”卿卿我我，朝三暮四。 二人之间经过多次的误会、争吵、翻脸， 最终以“三郎”笑脸赔罪了解。 经过“七夕”定情之後， 二人之间的爱情转为忠贞，生死不渝。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黛玉真心相爱， 但又恋着“宝姐姐”和“云妹妹”， 往往“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 二人之间也是屡次闹翻，每次都以宝玉赔罪哀求告终。 及至二人倾诉心曲之後，爱情开始变得专一起来。 这种“三角”“四角”恋爱的特殊写法，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还找不到另一部哪怕类似的作品！ 《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在性格上有一个特殊的共同点，就是“情真妒亦深”， “爱到妒时情始真”。二人都以“妒”的方式， 千辛万苦地维持自己的爱情专一的权利， 为此不惜多次与男主人公闹翻。 最後二人虽然都终于在心理上获得了追求的目标， 但在现实中却都收获了悲剧的果实， 一个“埋玉”而终，一个“泪尽”而逝。 二人的才情也大致相似，都精通音律，多愁善感， “秋夜风雨夕”和“秋窗梧桐雨”的场景， 如不是同一人创作，很难解释其呼吸相通之处。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也难得一见相似的手笔。 《长生殿》创作时间是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到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历十余年，三易其稿。 刚刚告竣的第二年，洪升就遭遇了“斥革”之祸、牢狱之灾， 此时正可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 抚今追昔，生不逢时，两次“家难”， 斥革下狱，穷困潦倒，倒霉事一件接着一件， 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满腹的委屈、牢骚又说不出口，也无处倾诉。 此时洪升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把自己的人生遭遇 “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 抒发自己心中无尽的愤懑和无奈之情！ 如何编述呢？须知这些倒霉事，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清朝， 都是说不出口的事情。 趁着《长生殿》刚刚告竣的创作热情， 比照《长生殿》的体例、风格、手法， 以“情” 和“恨”为主题，把自己的一生遭际装进去， 并歌颂自己“亲历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 不是很合理的推断麽？ 曹雪芹是否熟悉《长生殿》不得而知， 但他断不会去刻意模仿乃至因袭剿袭《长生殿》， 确是一般的文学常识；如果有这样的事， 其文德就不敢恭维了！ 但作为洪升，一人创作的两部作品， 信笔写来，不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麽？ 洪升逝世于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从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三年，大约十五年时间。 此期间正可谓洪升的“垂老”之年，功名之念已彻底绝望了， 人生该经历的沧桑悲喜都尝遍了滋味， 正是潜心着书的最佳时期。写这样的书既触犯朝廷， 又触犯家庭，当然要在“恐惧”中小心写作， 也必须把书中的“真事”巧妙地“隐去”， 用“虚幻”的笔触和“假语村言”去写作。 洪升此时在北京生活已久， 对所谓“假语村言”的北京方言和京中旗人生活方式应该熟悉， 用这种语言和风俗创作，最有利于掩饰洪升的真实身份。 因为怕别人不知道真情，洪升创造了《红楼梦》； 又怕别人知道是自己写的《红楼梦》，不得不把“真事隐去”； 隐去了真事，又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真实意图， 于是，洪升在作品中刻意安排了一面正反两面均可照人的神奇镜子 ——“风月宝鉴”︰正照是美人，反照是骷髅； 并一再告戒读者，千万不可“正照‘风月鉴’”。 贾天祥正照了，结果悲惨而又窝囊地死去了。 “天祥”这个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不能排除有暗中诅咒康熙皇帝含义。 洪升之所以这样描写，除表面含义外，大概还有两重含义︰ 正照“风月鉴”是风花雪月、歌舞升平，反照则是生离死别、痛苦凄凉； 正照“风月鉴”是贾家父慈子孝，其乐溶溶的贵族生活， 反照则是尔谀我诈、手足耽耽的家庭悲剧。 洪升在这里的心情可谓矛盾极了，他非常希望读者能知晓内情， 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又特别怕别人看明白，使自己的“不肖”形象大白于天下。 两难选择之际，遂有了《红楼梦》中那首着名的五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洪升在问後世读者︰你看懂了麽？ 很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三百多年过去了， 把《红楼梦》着作权交给曹雪芹的始作俑者胡适先生未看懂， 红学界诸多着名的大考据家也未解其中味。 红坛的百年闹剧说明，洪升当初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七.几点不为无由的推断 １.曹雪芹确实“披阅增删”过《红楼梦》， 《红楼梦》也确实是通过曹雪芹传抄问世的， 这一点没有疑问，史籍有记载，《红楼梦》书中也有明确记载。 但这一切都是怎麽发生的呢？现已不可考。 但从曹寅的诗中还可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初， 洪升应曹寅之邀至江宁（今南京），在“织造府”里盛演《长生殿》三昼夜。 离开江宁後洪升归家途中，因酒醉登舟， 失足落水而死，终年六十岁。正所谓“陆海潘江，落文星于水府； 风魂雪魄，赴曲宴于晶宫”。 曹寅的那首赠给洪升的诗，应是此次在“江关”迎接洪升时所作。 曹寅一生广交江南仕子，为穷困文人刊刻文章是常有的事，史籍不乏记载。 答应为洪升雕版印刷《红楼梦》文稿，亦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样，洪升的手稿就必然留在了“江宁织造府”。 但洪升由此又经历了人生最後一件倒霉事︰回家途中不幸淹死了。 曹寅其後不久也病死了。 曹家开始败落，谁还会去完成曹寅的诺言、为洪升的《红楼梦》书稿刊刻“问世”呢？ 至雍正年间，曹家被抄，举家回北京过困苦的生活， 更不会有人顾得上这等闲事，曹家也没有这个闲钱了。 洪升的手稿传至曹雪芹手，大概因其中事迹与己家相类， 引起了他的共鸣，因而有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举， 并在手稿上老老实实地写明自己只是以後的“披阅增删”者。 笔者怀疑，《红楼梦》的後四十回，是否是曹雪芹所补写？ 这一点之可能性，虽没有直接证据， 但在作品的文字中，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请诸君注意《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 先从结尾看起︰甄仕隐“度脱”香菱之後， 那“一僧一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 ”。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 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 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後面偈文後又例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 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 原说可以闻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 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方知石兄下凡一次， 磨出光明，修成园觉，也可谓无复遗憾了。 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 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 于是在“悼红轩”中，寻到了曹雪芹。 这一段话和书之开头对照看，大有蹊跷。 书之开头空空道人见到石头时， 石上已“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故事後面有一偈云︰“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後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从这里不难看出，空空道人第一次见到石头时， 石头已是历劫完毕，石头上的故事是完整的， 是有“收缘结果”的， 空空道人是“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的， 所以才“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书的结尾则罔顾空空道人已改名“情僧”的情节， 只说空空道人前次“未见返本还原”， 这次新见到的是原来所没有的“例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 结果“再抄录一次”，并去托曹雪芹传世。 可见“再抄录”的“收缘结果”部分不是原作者写的， 《红楼梦》的後半部分与原书不会是一次写成的。 书中哪些部分是後来增写的“收缘结果的话头”呢？ 显而易见，就是《红楼梦》的後４０回！ 从这里我们不难导出以下结论︰ 其一，《红楼梦》的前８０回和後４０回不是同一时期写的， 书中的几个“又”字，说明《红楼梦》经历了两次创作过程。 其二，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增删”时， “偈文前”所述的“风花雪月”故事就有了， 并且是完整的故事，但“收缘结果”部分被曹雪芹重新写过了。 原书如何收煞，今已无从知晓，但原书不会是未完之作， 否则书前空空道人不会有“从头到尾”抄录的话， 洪升也不会以断章残稿去托曹寅“问世传奇”。 其三，曹雪芹对“石头”的故事进行了修改整理， 增添了“收缘结果的话头”。原书“收缘结果”部分， 很可能被曹雪芹此时删掉了，也可能在曹家抄家之时弄丢了， 传到曹雪芹手的本来就是个残稿， 据“脂批”透漏，还可能是被借阅者“迷失”了。 其四，《红楼梦》的後４０回连同结尾的这段话， 都应是曹雪芹补写的； 书的开头那段话“後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三载，增删五次”的话， 也是曹雪芹此时添加的。但曹雪芹所题《金陵十二钗》之名却没有流传开来， 其原因有可能是曹雪芹自己就没有以这个名字示人， 也可能是传抄者感觉此名不如书中罗列的《石头记》或《红楼梦》之名， 而舍此就彼流传开的， 还可能是另一“批阅”者脂砚斋不同意用此名， 坚持用《石头记》之名，这点在甲戌本《红楼梦》中有明确记载。 其五，曹雪芹补叙的“收缘结果”未必尽符合洪升原意。 洪升自己没有出家，作品前８０回也看不出宝玉出家的迹象， 连黛玉都说他“悟不了”， 而曹雪芹写的却是 “磨出光明，修成圆觉”的结果， 是煞风景的败笔。书中结尾的那首诗︰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叫世人痴”， 与开头叙此书宗旨的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显然也大异情趣！ 但细细思来，倒也符合各自的创作宗旨。 洪升要写出自己的难言之隐，当然期盼“谁解其中味”了； 而曹雪芹系杜撰的“出家”结局， 也当然要申明只是一场梦而已，“休叫世人痴”了。 其六，曹雪芹在书的开头和结尾涉及自己的文字中， 说的都是实话，并未“故弄狡狯”。胡适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无端推断曹雪芹“故弄狡狯”、程高“说谎话”， 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对古人的不尊重。 其七，这样理解，最符合〈红楼梦〉前８０回和後４０回之谜的谜底， 也最有根据地揭开了後４０回续作者之谜。 程伟元和高鹗初版“程甲本”时， 在序言中也说的是大实话，并没撒谎。 红学界“考证”出的所谓“书商”程伟元联合“无聊文人”高鹗“造假”说， 康熙皇帝会同大学士和绅“篡改”说，都是不值一驳的胡思乱想。 ２.《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罗列了一大堆该书的题名︰ “石兄”原着本名《石头记》，“空空道人”抄阅後改名为《情僧录》， “东鲁孔梅溪”题名为《风月宝鉴》，“吴玉峰”题名曰《红楼梦》， 这些题名是与作者同时代人的题名。 传到曹雪芹手中的书稿，题名应为《红楼梦》， 否则曹雪芹不会在动笔“披阅增删”之前，就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悼红轩”。 曹雪芹“披阅增删”时，一度曾把书名改题为《金陵十二钗》， 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後， 仍用《石头记》。曹雪芹与脂砚斋均是乾隆朝人， 所题的《金陵十二钗》一名也从未见流传。 考证这两个人的文章红学界车载斗量， 这里就不再凑热闹了。 那麽，“石兄”、 “空空道人”、 “情僧”、“孔梅溪”、“吴玉峰” 以及那个曾给《风月宝鉴》作序的“棠村”， 他们又是谁呢？ 红学界对这些人从没考证清楚， 或者说，由于在曹雪芹生活的小圈子里根本找不到这些人， 所以也无从考证清楚。如果把考证的目光投向洪升的生活圈子， 这些人的形象就如同“灯火阑珊处”一样，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 “石兄”、“空空道人”、“情僧”三个名字均应是作者洪升的夫子自道。 “石兄”本来就是作者创作设计的一个假托形象， 并非实有其人；“空空道人”和“情僧”本来就是一个人， 即传抄“石上事迹”的作者本人，这一点似乎无须考证。 “棠村”这个人在康熙朝不会有第二个人，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棠村首相”梁清标！ 梁清标这个人一生潇洒极了，不仅官做得好， 一直做到“大学士”之高位，诗也作得好， 是“大臣体”的代表人物，有诗集《棠村集》传世。 “棠村首相”与洪升往来颇多，对洪升也比较赏识， 曾称赞《长生殿》为“一部闹热的《牡丹亭》”， 被洪升引为知音，引为骄傲， 把这句话写入了《长生殿》“自序”中。 以梁清标与洪升的关系， 在《红楼梦》尚名为《风月宝鉴》时，为之作序是极有可能的。 《风月宝鉴》一书及序均传到了曹雪芹时代， 脂砚斋见到序言後边题为“弟棠村识”，不明就里， 以为就是曹雪芹的弟弟“曹棠村”写的， 故有是批。岂不知署名前用 “弟”字， 乃旧时封建文人的惯例，并非曹雪芹有这麽个叫“棠村”的弟弟。 “棠村”、“梅村”等均是康熙朝名人的号， 很难想象在他们之後的清朝中晚期， 会有文人以此来为自己命名。 在洪升的交往圈子里， “孔梅溪”应为与洪升齐名的、并称“南洪北孔”的孔尚任。 查历史记载，孔尚任并没有“梅溪”这个字或号。 但我们知道，孔尚任系山东曲阜人，孔子後裔， 一生崇拜南宋号“梅溪”的诗人史达祖。 史达祖笔下写南宋，孔尚任笔下写南明，均是偏安小朝廷， 心中隐秘应是息息相通的。 由此分析，洪升戏称孔尚任为“东鲁孔梅溪”是恰当的， 也是没有第二人可以混充孔梅溪之名。 红学界流行的把乾隆时的孔继涵附会为孔梅溪的说法， 既无根据，也不合情理。 孔尚任的代表作《桃花扇》和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 都属以言情为宗旨的警劝之作， 时人对这两部作品都有“风月宝鉴”的评价， 孔尚任为洪升新作《石头记》或《情僧录》题名为《风月宝鉴》， 应属事出有因。洪升做“国子监生”的时候， 孔尚任是“国子监博士”， 二人当时又都在酝酿写作自己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 惺惺相惜，应有交往。为洪升新作题名， 是顺理成章的事。 “吴玉峰”当是洪升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吴仪一。 吴仪一评点《长生殿》和为《长生殿》改写“节本”， 都深得洪升之心。为洪升新作题名《红楼梦》， 亦应深为洪升所赞许，把其作为“总其全部之名”来看待， 并最终采用了这个名字，其它名字便都没有流传下来。 吴仪一，又名吴人，字舒凫，并没有“玉峰”这个字或号， 他的来历很可能是，洪升的两部得意之作都是写“玉”的， 两部着作也都是吴仪一题名或评点的，又都深得洪升之奥旨， 可以说领悟到了“写玉”的最高境界，由此戏称其为“玉峰”， 也未可知。笔者还有一个推测︰ “脂评本”《红楼梦》中的好多“批语”， 特别是没有署名和时间的批语，有好多精彩的， 很可能是吴仪一作的，大家看了《长生殿》的“批语”後， 便知予言不谬。 不过和後来“脂砚斋”、“畸笏叟” 等人的批语混在一起、真假难辩，加之多次转抄， 更是一塌糊涂了。 此系推测，证据不足，姑妄言之吧。 ３.《红楼梦》中“元妃”其人，不仅曹雪芹家没有原型， 洪升家也没有原型。为什麽创作这个人物， 曹雪芹没有理由，洪升却有充分理由。 须知“元妃”这一称呼，在康熙朝是个其臭不可闻的称呼！ 据考证︰多尔衮在“摄政”时，曾封自己的“福晋”为“正宫元妃”， 这在封建社会是“僭越”、“大逆不道”的行为！ 另外，明末清初，自称“朱三太子”和“元妃”的事件发生多次， 都被朝廷当作“反贼”捉住砍了脑袋。 可见“元妃”不是个令人起敬而是令人作呕的称呼。 那麽，洪升为什麽要写这个人物呢？ 是曲笔表现“聚演《长生殿》”事件的需要。 “元妃”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册子”中画了“一张弓”、“一个香橼”。 “元妃”省亲时，书中描写她毫无来由、 奇奇怪怪地容不得大观园中使用“玉”字， 硬是把宝玉钟爱的 “红香绿玉”一句改成了“怡红快绿”， 宝玉在接下来作诗时，还是顽固地使用“绿玉”一词， 被宝钗改成了“绿蜡”； 元妃走後，宝玉又钻进了黛玉的房间， 大讲了一通“小耗子”偷“香芋”（香玉）的故事。 宝玉如此顽固地和元妃“对着干”，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过去红学界一直无人说得清楚， 是因为从曹雪芹的视角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现在从洪升的视角看，就会十分清楚了。 这些都隐含着康熙二十六年“虎兔相逢”後， 洪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的遭遇！ 元妃即“玄妃”，“玉”字代表洪升自己， “元妃”容不得“玉”即康熙容不得洪升。 其隐含的意图不是昭然若揭了麽？ 洪升在这里是在与康熙皇帝辩论“二十年来”的“是非”。 从康熙二十八年後推二十年，大约正是洪升逝世前， 《红楼梦》应是此时杀青的。 ４.宁府诸丑的种种秽事，曹家找不到，洪家也找不到。 根据“索隐派”关于《红楼梦》隐写康熙朝“政治”说法， 却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洪升因为受“南北党争”的牵累，被下狱革去前程， 终生对“北党”人物当恨之入骨！“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影写的当是“北党”领袖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事情。 纳兰性德所任的 “三等侍卫”、“一等侍卫”， 称“龙禁尉”甚恰；纳兰性德死时年纪轻轻， 只有三十一岁，称为“享强寿”，既是写实，也是讽刺！ 旧时，人四十岁死亡，称“强寿”， 纳兰性德死时，灵位上很可能真的写的是“享强寿”， 因而成为当时文人茶余饭後的谈资。 纳兰性德在当时也是一个着名的“情种”， 作者怕读者不明白，又凭空杜撰了一个“秦钟”（“情种”偕音）， 确属“皮肤滥淫”之辈。纳兰性德死後， 声名鹊起，似乎被社会誉为天下第一“情种”。 文人相轻，洪升写作时申明，此“情种”不是彼“情种”， 亦是洪升心中一点酸溜溜的小嫉妒吧。 可见，书中对东府贾珍父子和秦钟姐妹赤裸裸的淫荡行为， 进行痛快淋漓的暴露和曲折委婉的讥讽， 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时，对洪升“天伦之变”是由于“箕裘颓坠”的原因， 社会上是否有议论无从知晓。 但洪升对此异常敏感则自不待言。 洪升在书中写上 “箕裘颓坠皆从敬，造衅开端实在宁”， 意在指责“北党”人物是淫荡风气的始作俑者。 而自己和纳兰性德虽同属“情种”， 但有“意淫”和“皮肤滥淫”的本质区别。 洪升对“东府”种种“皮肤滥淫”秽事的鞭挞和对“西府”种种“意淫”情事的讴歌， 在一本书中以强烈的对照手法写来，其深意大概就在于此。 笔者无意贬纳兰成德而扬洪升，二人都是清代着名的文人， 各有其名载青史的文学成就，但二人之间对对方是什麽评价， 就是另一回事了。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应是影射“南党”领袖徐乾学与明珠家的微妙关系。 二人政治上是死敌，但徐乾学又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老师。 纳兰性德死，徐乾学为其亲撰“墓志铭”和“神道碑文”， 对明珠父子极尽歌颂之能事，确实帮了不少忙。 《红楼梦》中称秦可卿死後治丧期间，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并写贾珍悲伤痛哭得很不堪，很有那麽一点讽刺味道。 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判词， 红学界也言人人殊，不得要领。实际上“一从二令三人木”隐说的就是徐氏兄弟， “一从”是个双人，“二令”是指徐乾学、徐元文兄弟， 均做过“大学士”，为“南党”领袖和骨干， “三人木”是个“徐”字，也是个“休”字， “休” 者，完蛋了也。徐家为金陵一霸，声名不好。 兄弟二人先後被罢官返籍，结果真是“哭向金陵”了。 人们可能要问︰既然洪升与“南党”亲善，他为什麽还要这麽写呢？ 这里面问题很复杂。“北党”成员固然都贪婪成性， “南党”骨干亦非清廉之辈。 “五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贡澹人（高士奇）” 就是当时流行的民谣，洪升在《红楼梦》中写的“护官符”， 很有可能就是根据此时民谣写的， 可见洪升对“南党”的贪黩也有烦言。 另外，洪升家庭和个人屡次遭难时， 徐乾学、高士奇等人正身居高位，但似乎并没有援手， 洪升心中不可能没有芥蒂。 倒是一些市井小民、优伶僧道，在洪升被难时， 对洪升给予同情、热情关照并施予援手， 使洪升终生心存感激，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对贾芸、小红、琪官、柳湘莲 以及“醉金刚“倪二等人的善意描写上，不难看出。 洪升在京一共生活了二十六年，市井朝中， 所见所闻一定不少。小说创作就是这麽回事， 把所见所闻信守拈来，写在书中某一角色身上， 古今中外，都是常有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书中主线是洪升及其家庭的大事， 细节却溶进了作者当时所见所闻的朝廷和社会上的大量趣闻佚事。 蔡元培先生“索隐”的“康熙朝政治” 说， 从以上分析看来，不为无由； 不过蔡先生对书中的情节人物和清史记载的康熙朝名人事迹， 比附得过于“胶柱鼓瑟”了，而没有发现书中主人公原型其人其事， 因而对胡适先生“考证”的“曹家店”所谓证据无力抵抗，终至一败涂地。 ５.《红楼梦》的後４０回不是洪升所作， 洪升原作的“收缘结果”部分什麽样，今天已无缘再见了。 但从“脂批”透露的“後３０回”部分情节中，还可见到一些蛛丝马迹。 “脂批”透露的主要情节有三︰ 一是“狱神庙回”写了贾宝玉曾被下狱，小红、贾芸曾去探监营救； 二是宝玉、宝钗夫妇在困顿中，曾接受过袭人、琪官夫妇“供养”， 时间可能还比较长；三是贾家败落後遣散奴仆，宝玉只留了一个麝月。 从这些内容看，完全可能是洪升的原稿。 洪升在康熙二十八年曾被下狱； 下狱时受过洪升恩惠的下人去探监是完全可能的。 从《红楼梦》的描写看，宝玉对贾芸和小红有过恩惠， 二人结缡後，宝玉有难，前去探望营救，是情理中的事情； 而不会是今本後四十回中所描写的那样︰ 贾芸恩将仇报，小红不知所终。 洪升一家在北京期间生活困苦，特别是黄几“致仕”回南後， 必然困苦更甚；而洪升与优伶的关系甚好， 特别是《长生殿》写就之後，优伶们都争演这部红极一时的传奇， 在京中畅演不衰，“缠头”银两优厚，优伶们受惠实多， 洪升因此长期得到优伶们的生活接济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不会是今本後四十回中所描写的那样︰袭人别抱琵琶之後， 虽无可奈何但一心一意与琪官过起了小康生活， 对旧主人宝玉的境遇抛着脑後，生死由他去吧。 洪升诗中透露被逐出家庭後，“八口寄他乡”。 八口人中除了妻子和孩子外，还应有少量仆人。 “脂批”透露，《红楼梦》“後三十回”中， 袭人被“遣散”时，一再叮嘱“好歹留着麝月”。 书中所写黛玉“抛父”进京时，只带了一个丫鬟“雪雁”。 红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林家作为清代最有钱的“盐官”家庭， 何以如此拮据寒酸？ 如果把这些都作为洪升被迫离家时的境遇来看， 则是真实可信的。 据考证，洪升中年後曾纳一妾，此妾是否是麝月， 不得而知。这些生活经历， 在曹雪芹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点痕迹， 在洪升身上，却是确凿无疑的。 所以，“迷失”的“後３０回”原稿不会是曹雪芹写的， 只能是洪升原创之手笔。 ６．推定洪升是《红楼梦》的原作者，还有个最後的障碍， 就是“借省亲事写南巡”。 曹雪芹的祖上曾四次接驾，洪升家却从未接过驾， 洪升写接驾的理由有曹雪芹充分麽？ 这个问题似乎也并不难以解释。 第一，《红楼梦》书中并未说“省亲”写的是“南巡”。 是脂砚斋的批语中这麽说的。 倘抛开“批语”，谁知道“省亲”隐写“南巡”？ 在“甲戌本”被发现前， 没有任何人认为《红楼梦》中“省亲”是写“南巡”。 第二，书中赵嬷嬷和王熙凤的一段对话， 说贾家上辈子接驾时“银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 这也是胡适断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主要根据。 但这句话和脂砚斋的批语， 很有可能是在曹雪芹“披阅增删”时添加的， 从赵嬷嬷和王熙凤对话的语气看也不似原着的语言风格。 第三，康熙南巡，接驾者多是洪升的朋友，四次接驾的曹寅， 与洪升的关系前面已述，洪升应该知道曹家接驾的“阔差使”， 也写得出，此不赘述。 洪升的好朋友高士奇也曾在杭州“西溪山庄”接过一次驾。 洪升写康熙南巡，似乎比几十年後道听途说的曹雪芹来得更真切也更准确。 更何况书中说王家只接驾一次， 接驾四次的是 “甄家”而不是“王家”，所以也不会是影射曹家。 第四，《红楼梦》写的是康熙南巡而不是乾隆南巡，这在红学界早有定论。 康熙最後一次南巡是１７０７年，此时洪升已死；洪升着书时， 康熙南巡按时间推算只进行了五次，所以书中只写贾家接驾一次， 甄家四次。如果是曹雪芹在乾隆年间所写， 何以不写上康熙南巡的全部次数？ 洪升以当代人写当代事，一定更为真切。 倘曹雪芹写南巡，一定会夹杂乾隆南巡的痕迹， 但红学界没人认为《红楼梦》中有写乾隆南巡的可能。 总之，笔者以为，在“曹家店”中似乎已成定论的好多说法， 很有必要从洪升的视角重新研究； 在“曹家店”中百思不得其解的好多事情， 从洪升的视角都看到了一线曙光。 本文只是初步而又粗浅的探讨尝试， 愿对此感兴趣的同人多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以期在百年红学官司中再添上一点新的“案情”， 让历史法官去裁定吧。 本文既非属于“考证派”，但又有好多认真的考证； 即非属于“索隐派”，但又有一些不算牵强的索隐。 非驴非马，姑名之另起炉灶的“考索派”吧，一笑。 但一定意义上说，考证也是索隐，索隐也是考证， 二者各自似乎都有点道理，又似乎都显得道理不充分； 把二者结合起来，情况大概好一些； 没必要把二者弄得势同水火。 做学问的事情，还是多一些宽容和尊重吧。 本文参考书目︰ 《清史稿》 《清代文学研究》　张燕瑾着　李薇芬主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明清传奇史》　郭英德着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　明清杂剧卷》　周传家主编　华夏出版社出版 《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　陈维昭着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红学百年风云录》　欧阳键等着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明清史探实》　郑克晟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长生殿》　洪升着　吴仪一评点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清诗史》　朱则杰着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清词》　南京大学中文系编　中华书局出版 《清词史》　严迪昌着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纳兰性德全传》　张钧着　长春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刘梦溪着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小考》　陈诏着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陈维昭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鉴赏辞典》　上海市红楼梦学会　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长春第一稿 土默热 于 2003-05-05 发表在 学术研究 <hr></p> 接上头的话 土默热是不吃脂批里关於老曹家世那一套的 文里拉扯出曹小弟秦可卿一段显然那人提起土学只是挂挂名头罢了 脂批不是不可信 而是要有选择的信 克非欧阳健一干人做过了头 证伪还就罢了 偏要拿出程前脂後来 结果是造成红研院对欧阳一派的冷处理 石沉大海的滋味对谁都不好受 一门学术上就唯这种行为最可恨 还说欧阳自身 谁使他要在硬证据上说那些 "伤感情" 话 一直认为红学界主观感情因素比任何一门真学问都要占得重 就说同类型 看三国没听说拥曹拥刘的相使博浪个的 红楼偏有拥黛拥钗 "几挥老拳" 金贼腰斩水浒反比程高续红不受责难 阅过水简本的也比不上阅过红脂本显得"在行" 这就是红的伪学性质 底子上仍是人对权威必崇拜的劣根性 对人不对事 记得余老头唱过这样的调子 说什麽八十回稿是不可续的 不信续续三十五回末脱落的 不到三百字的小段落看看 不幸俺就是见过那所谓 "不可作" 的玩意 那是吴克歧的《犬窝谈红》： 宝玉忙叫“快请”。丫头们打起帘子，黛玉已进来了。看见莺儿打络子， 笑道“好巧手儿”。又见打的是玉络子，不觉冷笑道：“傻丫头，你怎 麽不把你们姑娘的金锁也打络子配了对儿？”莺儿笑道：“昨儿我们姑 娘叫我把把手帕子四围打了络子，倒是新样儿。要姑娘要喜欢，也打个 顽顽。”黛玉道：“我没好手帕，我不打。”莺儿道：“拣两块旧的打 了试试也好。”宝黛二人听了，不啧一声。却好湘云、探春从王夫人房 中陪着贾母吃过饭来了，说笑一回，大家分散。 这文活脱一个黛玉声口 说出自曹手没证据是没证据 更可信的是根本吴本人自个杜撰的 但补在校本上只益不损 为什麽余老要把曹八十回稿搞成一字不能增减似的 这决不是替死人维护什麽着作专利权 而是在维护他自个心理执念罢了 这不是说一进红学就要变了头顶上王八盖子硬 敲不进新观念 倒不是这样 而是这中间有某种心理转移 俺不敢胡诌心理理论 但在红学界里要摆出学者样态 在人问及人物品评时(这才是红伪下的真东西吧)便要说每个人物"各有其优缺点" 这算是"潜抑"吧 一旦潜抑什麽事都会发生 曹稿一字不能改便是一例 也无怪程高两个该是最冤的倒楣蛋 绕了一大圈 俺想说的都要忘了 死罪死罪 洪升说的说法俺是支持的 还有个证据就是贾宝玉是什麽个装扮 戏装啊 印象是邓云乡的一篇文字里提到的 待有空儿把它扒出来 这不是更说明作者的剧作经验麽 但对於连续曹雪芹的文字都要觉得割肉剜心的 闹了半天搞出作者根本不是曹雪芹 不知要成什麽样况 我对跳进红里的人的心态是很感兴趣的 总之 你的那一段 不知会引出什麽来 这里就野人献曝的把土先生自选的段落集送来 这虽在网路上也是不好找的 但总觉不能直贴 否则这麽大块头的文章一送上只能叫得理服心不服 反倒没趣 待版上热闹些时再送去不迟 附带一提土先生提过 真真国=台湾岛 一说 倒是看过咱这有这样的博士论文 http://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getfile?urn=86141003&&filename=86141003.pdf 不能怪这时代博士满墙爬 别人引这个是想论述什麽 他引这个是想论述什麽 真真抓了根象尾巴毛就想拖大象 咱台湾水准如此 一所大学里的红版会呈那样的光景也是情有可原的 总认为这门学问要当真摆脱伪学 非有些颠覆不可 而且观念一事在倡导者和基底两方面是都要重视的 而你选的那章在这层意义上的确非常好 文末了 谨祝 安康Linden Hikari 12/15 被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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