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汉籍东传课堂上老师谈到的演讲稿, 我整理标点和排版，并将简体字改成繁体，有任何疏漏请告诉我，我再更正^^） 日期：2002年12月20日晚6：30—8：30 地点：南京大学浦口校区Ⅱ—206 主讲人：张伯伟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 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越来越频繁。经济的 全球化和一体化，在许多方面泯灭或消释了由不同文化、不同空间、不同领域所带来的 差别与隔阂，那麽，今晚，在这麽一个特定的时空交错的点上，面对中文系的学生，我 来谈一下「读古典文学的人」，这个人，有什麽与众不同之处吗？ 我先来讲三个故事：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一位理科某系的老师也常在食堂吃饭，我不 知道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他是何系的老师，但还记得他的样子，显然是一个比较用功的 人。那时的研究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也会经常见面。一次，他问我是哪一系的，又问 我所学的专业是什麽，当他得知我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立刻以惋惜的 神情和语气对我说：「你这麽聪明的一个人，怎麽读古典文学啊！」那麽，在他的心目 中，读古典文学的应该是什麽样的人呢？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去年，中文系举办「五．二○」科学报告会，由董健先生、鲁国尧先生 和我三人各自报告一个题目。两天后，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我遇到一位研究现当代文学的 教授，他对我说：「我们的研究生听了你的报告被迷住了，说你不像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 」 那麽，在现在的研究生的心目中，研究古典文学的又该像是什麽样子的人呢？ 最後一个故事是在今年，今年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华诞，作为一个在这所学校 读了十年书，又工作了十五年的人，我愿意把自己写得最好的一部书献给母校，以报答母 校多年的栽培之恩，尽管是那麽不相称。这就是今年五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文 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我把书送给一些同事、朋友，期望得到一些指教。事实上，现在 大家都很忙，特别是不同专业的人，大概也就是翻翻前言後记，然後束之高阁。我在後记 中有这样一句话：「以二十多年时间去写作一部书，原本是学人的『寻常茶饭』。」一位 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看了以後说：「我们专业里的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当然，也就更不 会这样做了。 以上三个故事，从我个人而言，能够感受到说话者的爱护、喜欢和尊敬。但如果做一个逆 推的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读古典文学的到底是什麽样子的人呢？ 在第一个故事里，假设聪明人不该读古典文学的话，那麽，读古典文学的人大概是笨拙的 ，迟钝的，乃至头童齿豁尚且未必能皓首穷经。 在第二个故事里，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假设我讲的内容是有趣的，那麽通常的研究物件大 概是沉闷的；假设我表述的方式是生动、幽默的，那麽通常的情况应该是木讷、枯燥的； 假设我的衣着是楚楚的、整齐得体的，那麽通常的印象大概是土土的、不修边幅的。 我记得一位研究生曾经这样描述她大学时代教古典文学的男老师的形象——塑胶凉鞋里露 出的红袜子。 而在第三个故事里，可以推想一般人会认为读古典文学比较辛苦，是高投入低产出。 以上的种种印象，虽然不免有些漫画和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读古典文学的人的 侧影。我们不妨就从这些一般人的印象出发，谈谈读古典文学的人有什麽，或者说，应该 有什麽特点。不过，对这些印象我们需要作出解释。 学术研究当然需要聪明人来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钱锺书，哪一个不是 绝顶聪明？然而对於读古典文学的人来说，聪明不是第一义的。 1982年5月，南京大学举行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许多校友从国内外回到母校。也就是 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许多学术界的前辈，其中之一便是王季思（起）先生。记 得季思先生给我们作报告，自述其学术道路并介绍其研究经验。他的报告大约一个多小 时，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於终生难忘的是这样一段： 季思先生回忆起当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求学的情形，讲到他写了一篇自己觉 得较为满意的论文，呈交胡小石先生批阅。几天以後，胡先生把他叫到家里，让他从这个 书架、那个书架搬下一些书，接着指出其论文中的某些不足，最後对他说： 「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工夫。」 我当时就坐在季思先生的对面，看他含着热泪讲述这句话，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如同禅宗大师的当头棒喝，让我心为之动。当时，我还是硕士一年 级的学生。多少年後，当自己忝为人师，需要回答同学有关治学之道的问题时，我总是会 提到这件事和这句话。如果说，我後来在学术研究上多少能有一些收获的话，那是与在求 学之初，就懂得了「下笨工夫」的重要性分不开的。 「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要义之一。《朱子语类》卷二的《总论 为学之方》，就曾再三强调这一意见： 「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底工夫，方得。」 「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 如何得！」 我在南京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其基本点之一用先师程千帆先生对我的话说，就是要「厚其 学殖，不为空洞之言」。要「筑起坚固的古典堡垒，由此走向现代学术」。如果说，一个 民族的学术有其民族的大传统，一所学校的学风有其自身的小传统的话，那麽，很幸运的 是，我所受到的小传统的教育和感染，从黄季刚先生、胡小石先生到程千帆先生、周勳初 先生，与中国人治学的大传统是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的。 读古典文学的人，贵在有聪明而不恃聪明，贵在天分与功力的结合。当其下功夫之时，外 人只见其笨拙、迟钝，殊不知聪明正在其中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年11月10 日记： 「午後过贞晦翁，谈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穷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谓：三十 以前说聪明说天分，三十以後恃功力。」 又记得夏先生自己说过，「笨」字从竹从本，故「笨」乃治学之本。古典文学的产生时代 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维习惯与现代都有着很大 差别，文献汗牛充栋，真伪混杂，其用以表达的媒介又是文言，要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 调动各种手段去加以解决，这需要多麽强的理解力，多麽丰富的想像力，多麽敏锐的感受 力，多麽严密的思考力，这决不是一个缺乏聪明的人所能够承担的。但在古典文学的研究 传统中，首先强调的从来就是一个「笨」字。 古典文学的研究，若就其性质而言，可大而划之地分为资料工作和理论工作两大方面，所 以，有一些学者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偏於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 。但理想的状况是将这两方面结合，也就是先师晚年提出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 「两点论」。大概读古典文学的人，都不应轻视文献资料工作。 以盖房子为喻，资料即为地基。以作生意为喻，资料即是本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每个人在研究生涯中，都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从事过资料工作。资料工作本身，无非 是查阅目录，阅读图书，抄录文献，整理编排。这也许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必须不辞辛 劳，耐得住寂寞。这在外人看来，或不免於沉闷、枯燥，但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有的 人不耐烦这类工作，热衷於使用别人编好的资料，甚至於热衷於利用他人研究着作中引用 的资料。这就好比做菜，到超市里买来的经过加工的原料，自然可以做出一道菜，但决不 会是高明的。一辈子这样做菜，终究成不了厨师。真正的厨师必然从原料的选择开始，去 粗取精，整理安排，才能做出一道道上品的菜肴。 这还是就其常态而言。如果遇到社会的或人生的巨变，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地从事资料的 整理与研究，其工作就能显现出一种意志力的美。这里，我要举任半塘先生为例。 1949年，他从桂林到成都，没有工作，以卖薰豆、代人刻印、写字维持生计。 1951年，55岁的任先生在四川大学得到教职，但由於政治原因，几乎没有上过讲台。 在1980年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居住在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 、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到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淩晨即起伏案写作。 1954年，任先生出版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书，将敦煌曲的分类、收集 、校订、研究合为一个系统。当时他把自己的房子称作「六斤一两之室」，检查人员要 考量他的工作，又读不懂其内容，一次用秤称其重量，乃「六斤一两」，故以名室。 从1955年到1962年，他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四部书，《唐戏弄》、《教 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文革毁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 字的《唐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改造之余发愤编着了《敦煌歌辞总编》。这些着 作，基本上都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1956年在其花甲诞辰日，他写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叙述了他毕生学术事 业的理想，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和伎艺作一全面研究。而其基础就是由《教坊记笺订 》和《唐声诗》奠定的。 他的学生曾这样评价其工作： 「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於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於理论意义 和人格力量的工作。」 「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总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设计学术工作，在他所 研究的每一个课题范围内，细大不捐地梳理全部问题；总是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 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物件的蛛丝马迹。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 路人，他不断追求对於极限的超越，追求对於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超越。」 （王小盾、李昌集《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学、唐代文艺学》） 这与中国知识份子「发愤着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学者贵在有个性，假如我们询问一下任先生，读古典文学的人应该是什麽样的，他会如 何回答呢？任先生已经在十一年前去世，我们不能起九原而问之。不过，他对於学生的 训诫，也许便寄寓了某一方面的期望，即「聪明正直，至大至刚」。 这八个字都有出处，「聪明正直」出於《左传》，「至大至刚」出於《孟子》。前者涉 及到学者的资质和品格，後者涉及到学术精神和气象。其实，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队伍里 ，是不乏聪明人的。可是聪明而不正直，就往往会为了达到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不择 手段。小者投机取巧，攘善掠美，大者背叛诬陷，落井下石。上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 有内战，有外侮，有动乱，有浩劫，虽然是极少数，但仍有一些学者或迫于外在压力， 或出於内在需求，其所作所为是令人不齿的。 「至大至刚」一方面是学术气象的博大刚健，一方面是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这可以说 是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而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实际上又贯通到其为人的「正直」。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 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学者应该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敢於挑战权威，特立独行。任先生指导博士论文，其精 神就是两句话：「要敢於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又说要「 震撼读者的意志和心灵」。总之，学者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聪明固然需要，但读古 典文学尤须以愚自守，以勤补拙。并且，聪明只有以浩然之气来运作，才能发挥为至大 至刚的气象。 现在，我要谈谈先师的意见。先师也是吴瞿庵的学生，因此和任先生可以说是前後同学 。但两人的风格显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同者。我最近找到一份二十多年前大学 时代的课堂笔记，内容是先师讲授的「古代诗选」。大概是最後一堂课吧，先师讲起了 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想法—— 「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 我的学问距离老师的要求相差太远，但在「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方面，自问还算基 本合格。先师在遗嘱中有对学生的话，其中说到：「望在我身後仍能恪守『敬业、乐群 、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这八个字，可以代表先师对读古典文学的人的希望 ，是敬业的、乐群的、勤奋的、谦虚的。 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就知道先师对他的研究生要求很严格，其中一条是，任何作业及 任何字条，都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和潦草字，也不许写不规范的简体字。一旦出现，就 用红笔打一个大大的叉。我当时觉得有些不理解，一是认为写字不一定非要楷体，二是 认为这样的要求对研究生似乎太低。当然，我自己还是遵守这项要求的。 後来读到宋儒的讲法，才恍然大悟其用心所在。 程明道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 在老师要求的八个字中，敬业 居其首，古人认为「蓄道德而後能文章」，「敬」正是一种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但这种 要求实际上也是贯串于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之中的共同的精神状态。 黄勉斋说：「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 无以致义理之实。」 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敬」的精神状态，就能面对研究物件，保持清明的智性，从而发 现客观材料中的意义。否则，就容易掉以轻心，信口开河，使学术研究走上虚浮不实之 路。我的理解，由写字而逐步使学生认识到治学之难，并逐步培养起对学术研究的「敬 」的态度，是先师这一要求的用心及意义所在。 所以，我也认为，在这八个字中，实际上应该以「敬业」为统帅。因为敬业，就会懂得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探寻真理，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独学 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於是就必然会乐群；因为敬业，就会懂得学术研究的意义在 於「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又 要靠锱铢积累而成，於是就必然会勤奋；因为敬业，就会懂得「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 」，面对知识世界，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小学生，於是就必然会谦虚。老师生前曾听到我 的这番议论，颇为赞许，认为我发展了他的思想。「发展」二字我不敢承当，但至少可 以说，这没有违背老师的立言宗旨。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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