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为什麽？ 龙应台 　(中时人间副刊20080512-20080514)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麽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麽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麽，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 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 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五月间，市府 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岁收减少 ，预算要裁减。那麽，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 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 ？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 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 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出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一个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 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 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 之零点八 。 你要怎麽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麽说，才能说服人 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麽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 ，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 强弱，讯息传播夜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 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 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慧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 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 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是 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 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 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麽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麽？ 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 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画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 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 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 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 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於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 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於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 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麽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 的还是本国的，泄漏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 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 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 ？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 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咖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麽选择 ？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 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 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 全套的硬体软体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味，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 ，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味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 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 、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 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 唯一的方法。尤其对於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 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麽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麽活泼、创意有多麽灿 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麽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 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体，如果你以为文 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菁英的事情，对不 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 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 、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於 这麽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於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後的 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菁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而当他宣 称重视文化的时候，就是他把文化当做意识型态的灌输手段，用文化政策进行形象工程的 时候。 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文化需要「政策」？ 尽管如此，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的时候，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 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 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麽。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 ，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 白糖融之於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於火车，文化要启动 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 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 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 程规画，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於「整合」，因为， 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 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於，可能彼此扞格抵销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 ，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 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 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 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 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 运输的技术操作。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於古蹟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 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麽会这样？检查一下 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蹟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 ，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麽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 益的推土机。古蹟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蹟 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 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一只老鼠，找谁管？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麽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以 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 ，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 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 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麽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 样的演出行为。为什麽禁止？因为对於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唯一的逻辑，在这个 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 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 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 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里方便，那麽还有什麽比「禁止」更简单 的管里方法呢？至於「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 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 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 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 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 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要解决老鼠问题，该找谁 ？很难说。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麽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 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里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 。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 一个小罐头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地驻足，为这麽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麽吗 ？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里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 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 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谘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 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 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 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不 可能的任务 」。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 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麽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 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 目标吧：怎麽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麽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 一个地位？怎麽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麽样保护创作者的着作权、维 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麽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麽样修改税制，使文 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於，怎麽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 ，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竞和，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 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 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麽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於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 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他存在 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 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 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千上 万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 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 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 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 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 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 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 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 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於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 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 ，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麽？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 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 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 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 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 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铺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 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薰陶、培养一点 历史的情愫。 文化可以立国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 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智慧财产权，作曲家因而 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 家因而能够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度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 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昇。纽约政府透过补贴，让十八岁以下的人可以低 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 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後，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 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後，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後春笋一样倍增。 制订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後──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 ，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味，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 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 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南韩。受到一九九七年的经 济冲击，南韩从一九九八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 济的龙头产业。九七年制订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位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 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画」、「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 计画」、「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 金……在短短几年内，南韩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 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 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麽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 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後，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 备踩着我的屍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 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 ，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 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 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 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 「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我的市长 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麽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 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 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 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 ，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 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在追求文明的社会里， 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扞卫者，文明指标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 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主席，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 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 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 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 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麽，它更规范了在文化 的领域里政府绝对不可以做什麽。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麽「自由」，文化所依赖 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 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 来的共同梦想，愿景。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扞格甚至彼此抵销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 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 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 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 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 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麽来？你说古 蹟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 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 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 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 ？都会菁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 ？文化部长？学术菁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於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 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 块饼，怎麽分，有什麽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麽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订，首 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 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体与硬体，供与求的关系如何。 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电脑游戏、观光旅游等等， 产值的曲线为何，发展的趋势为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麽：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 、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麽型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 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 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後，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Ｘ光下的骨骼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 多的是些什麽，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麽，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麽。历史学家黄仁宇 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後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 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订定犹如瞎子摸象 ，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 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 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 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 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 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 ，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公共艺术的执行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 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做为决策的基础。 斯得歌尔摩市的人口只有一百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 重视。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二十五岁以下的创作者，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 戏听音乐，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麽？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 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 如何发挥优势，补强弱点，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 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谘询会议，不提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 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後经过几十次的专家谘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 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 的产物。愿景，就透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 ，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 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 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 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 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於二十 一世纪初此刻的香港。一百五十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 ，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 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五十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 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 渴望。西九龙计画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烘烘，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 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在不断的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 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 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麽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 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後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没有 知识，没有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 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 ，而事实上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画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 ，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一千万人口的超型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後，像 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 没概念怎麽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 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蹟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 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藉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 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 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 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在地城市的人文肌里 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 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 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画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 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画、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 术中心紧接着筹画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二 十一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汉， 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 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 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体建筑也都无法取代静水流深 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 们还剩下什麽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关键不是「产业化」，是「民主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 那麽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麽成功。很可能，其他 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画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 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 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体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 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制订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 有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 释韩国现象： 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慧、创 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 了工业化之後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 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成功的第一个因素，并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 作，关键词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 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 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画，任何 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内容的空虚。 中国着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 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 汉奸有什麽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 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真的在韩剧吗？竖起一道无形的围墙，把韩剧关在墙外，中国 的戏剧就起来了吗？ 这，正是文化政策必须辩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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