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clan.social.ntu.edu.tw/html/overseasdo.htm 漂洋过海来帮佣: 外籍家务劳工的生命地图 蓝佩嘉 无论在都市或乡下，你都看得到她们的身影。她们站在台北街头迎接垃圾车的到来，她们 倚在安亲班门口等待雇主小孩下课，她们在大榕树下推着坐轮椅的阿公阿妈。迄2004年底 ，有接近十二万名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的女性，在台湾担任家务帮佣与监护工[1]。 她们离乡背景，甚至离开自己年幼的子女，到国外照顾一个家庭的作息，面对的不只是思 乡的忧心与工作的劳苦，还有进入陌生家庭中被性骚扰、虐待的风险。她们为什麽要出国 帮佣？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哪些原因和考量？这趟旅程的结果是衣锦还乡还是再度漂流？ 这些年来，我陆续访谈了接近一百位菲籍和印籍女性家务劳工，这篇短文将从她们的流动 轨迹来呈现移工漂洋过海的生命地图。[2] 追求经济条件的改善 当我询问外劳朋友：「为什麽你想要出国工作？」十位中有九位毫不迟疑地回答：「赚钱 啊！在家乡没有工作！」母国的经济状况与薪资差距，无疑是大部分劳工跨国移动的主要 驱力。 菲律宾虽然在1950、60年代，经济成长率曾一度领先亚洲诸国，但因政治腐败、内部动荡 ，加上马可仕政府的经济计画仰赖输出美国军备，枉顾民生需求，1980年代初期越战结束 後，菲律宾的经济明显衰退。1974年，马可仕政府开始施行「劳力输出政策」，此政策原 只是舒缓高失业率「暂时性的手段」，但在往後数十年间，海外劳工的汇款成为菲国主要 的外汇来源。在印尼，由於劳力过剩，印尼政府也从1980年代开始设定将海外工作输出视 为解决劳力过剩的方案，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後，海外移工的人数更大幅成长，为了因应 失业以及因卢比贬值而高涨的物价，也有愈来愈多的人选择到海外工作。 Trina是一个年将四十的菲律宾单身女性，她在高中毕业後陆续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在经 济的剧烈波动下，当地工厂频频倒闭，她只好到海外寻找较为稳定且收入高的工作。 Trina这样描述她和表姐的出国动机：「我们没有工作，每两三年工厂就会倒闭，在下个 工厂开始前几个月我们没有工作，这样怎麽生活？所以我二十八岁时到新加坡应徵工作。 」 剧烈的经济波动与高失业率，不但促使蓝领阶级向海外发展，也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命运。 Rosario是一个大学毕业、四十多岁、两个孩子的妈，当我问到她之前在菲律宾的职业， 她迟疑了一会，尴尬地说：「我在银行工作了十二年，每个月的薪水只有3,000披索[约 120美元]，生活还过得去。但七年前银行倒了，当你来自一个破产的公司，便很难再找到 新工作。所以我没有选择，我必须到国外工作。」「那里没有工作」，除了意指高昇的失 业率，也暗指没有「好」工作提供足够而稳定的薪水。尤其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地位不 再保证安全、舒适的生活水平。 有些移工选择到海外工作，并非面临急迫的经济需求，而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做准备。Naya 是个三十一岁有两个孩子的印尼母亲，来台前在爪哇乡下帮忙丈夫捕鱼。她说自己本来很 害怕到海外工作：「我听过有些人遇到不好的雇主，被殴打，但是我想，我还年轻，再过 几年就会老得不能出去工作了，所以我现在要多赚点钱，要存下来让孩子上大学，我希望 他们受更多教育，想到这个，我就不再害怕了」。像Naya这样的母亲，期待她的远赴重洋 ，能为下一代累积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期能改善家庭的未来。 今日，菲律宾是亚洲劳力输出最大宗的国家，世界排名亦仅次於墨西哥。每三个出国工作 的菲律宾女性中，就有两个被安置在某个世界角落，照顾着一个外国家庭的日常作息，学 者因而比喻她们是「为全球化服务的仆役」。[3]印尼则是世界第四大劳力出口国家，在 公元2000年，含无合法证件工作者，共有两百六十万名海外移工，占了印尼劳动力的百分 之三。[4] 外籍劳工开放的前几年，菲籍移工占据了台湾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市场，直到2000年左右， 印尼的竞争者大量进入台湾，进而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印籍劳工的数量在2003年开始出现 下降趋势，是因为劳委会从2002年八月冻结她们的聘雇，冻结印劳的状况直到2004年底才 再度开放，其间由印劳占据的市场，一部分转到菲律宾，另一较大的比例移到1999年11月 首批抵台的越南移工。 事实上，菲律宾和印尼都不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但却是最主要的劳力输出国。统计数据 也证明多数的移工并不来自於母国的贫穷省份，而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他们通常 不是社会的最低层，而是具有一定金钱与人脉的中间阶层，许多菲籍移工先前是护士、秘 书，甚至老师。这些例证都说明，所谓的推拉因素—被母国的贫穷所推、被地主国的高薪 资所拉，只是一项必要(necessary)而非充分(sufficient)的条件，财务压力与薪资落差 只是移工们选择出国工作的众多因素之一。还有哪些因素促使这些女人必须出国帮佣？接 下来我们将讨论性别、文化等因素。 婚姻枷锁与性别分工 在菲律宾或印尼，其婚姻制度、社会习俗与劳动市场都对女性有所桎梏，在这样的状况下 ，出国工作成为她们挣脱婚姻枷锁、性别约制的一种出路。 Olivia十八岁时和姊姊一起去沙乌地阿拉伯帮佣，她在回菲律宾渡假时认识了她未来的丈 夫，等到她回到沙乌地阿拉伯，发现自己怀孕了（在马可仕时期的菲律宾，避孕药物及设 备的取得管道非常有限）。在父母的压力下，她在二十一岁时辞去工作并结婚，如今提及 ，很後悔当时的决定：「我想保住我的小孩，但我不想和他结婚。我本来想要自己养小孩 ，但我妈哭着说假如我不结婚会有损我的名声。看看现在的我－到底是什麽损了我的名声 ？」在Olivia待在家里当全职家庭主妇八年後，她的业务员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她 。 由於离婚在菲律宾并不合法，Olivia退而其次想要申请合法分居(legal separation)，但 合法分居只有在肢体暴力、乱伦、通奸等前提下才被允许，而分居後的双方也不能再婚。 再者，申请合法分居须耗费相当金额，官僚程序又庞杂，大部分的人因此只诉诸非正式分 居或甚至不告而别。离婚不成，又得独立抚养小孩，Olivia只好再度出国工作，来到台湾 帮佣 有的女性到国外工作，则是为了逃离丈夫的家庭暴力或外遇。Rosemary的丈夫嗜赌、酗酒 ，并忽视他们有六个孩子的家庭，虽然她在马尼拉有待遇尚佳的秘书工作，她仍选择到台 湾工作。逃离丈夫的强烈意愿支持她熬过前几个月的工作困难：「在菲律宾我是坐办公室 的，我不知道怎麽做帮佣。…可是我一想到我先生，我跟自己说，我要留在这里，我一定 要留在这里，我不想再看到他。」 在印尼，离婚是合法而且并不少见。许多父母为了遵循禁止婚前性行为的回教教律，以维 护家庭名声之名，安排女儿尽早婚姻，这样的婚姻经常以离婚收场。Limah 在十七岁时就 结了婚，决定要去海外工作则是三十岁左右，那时，她先生和邻居有了婚外情，为了癒合 离婚带来的伤痛，她离开了充满闲言闲语的家乡来到台湾：「如果我待在印尼，我每天都 会觉得很伤心，看到我丈夫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真的很痛」。出身於东爪哇乡下的 Rocha，是另一个离了婚的女性外劳，她在十六岁时经由父母安排结了婚，随即生了一个 男孩，她丈夫沈迷於赌博而忽视家庭，二年之後，她离了婚，并申请出国工作。 也有些印尼女性选择到海外工作以逃避经由相亲而安排的不愉快婚姻，海外的旅程带给她 们若干解放与自由。二十多岁的Tami，在新加坡工作满四年之後回家，被母亲催促着嫁给 一个同乡，在充满争吵的一年婚姻生活之後，她申请来台湾工作，在台工作三年，她没打 一通电话，也没写一个字给她先生，她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我会跟他结婚只是为了 我妈」。在台湾，Tami交了一个泰劳男友。当Tami约满要回印尼时，她最烦恼的就是要如 何跟先生离婚，担心他觊觎着她在海外工作所累积的财富。 对於这些菲律宾与印尼女性来说，由於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区隔，以及男女不等的薪资差 异，要在母国找到理想工作并不容易。吊诡的是，规范家务性别分工的父权逻辑 (男主外 、女主内)，虽然限制了女性参与当地劳动市场的机会，然而却替女性保留了在全球劳力 市场里的优势，由於海外对於家务劳工的高度需求，使得女人比她们的丈夫更有机会申请 到国外的工作。 当这些女人跨越国界与公私领域的界线，从无酬的家庭主妇，变成有酬的家务劳工，她们 得以享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并且成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影响了夫妻 间的权力关系，许多受访者便戏称她们目前在当「家庭主夫」的丈夫为 “houseband”或 “huswife”。然而，有些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的同时也付出了家庭破裂的代价，有些丈 夫以妻子变得太过强势、男性雄风受到威胁等理由，作为合理化他们的外遇的藉口。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像 「是的，你需要一个假期，一个难得的好假期让你进入世界，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而 我们可以快速地让它实现。」当我在马尼拉看到这则杂志广告时，不禁目瞪口呆。该广告 是用来招募菲律宾女性去日本做酒店公主、舞者、歌者，通称为「娱乐员」 (entertainer)。这类职业通常被人联想到性工作，返乡的娱乐员也容易被贴上卖淫的污 名，然而，这样的海外工作机会却在广告中被赋予浪漫的玫瑰色彩，出国工作成了一个难 得的「假期」。 当被问及出国工作的动机时，许多受访移工表示：「这给我一个探索的机会。」「我要体 验国外的生活。」「我从没出过国，我想要看看国外的生活是如何。」对於囿於经济能力 而未能到海外求学或旅游的人来说，出国工作提供了拓宽生命版图、探索未知世界的机会 。我在台湾认识Eka 时，她已经三十出头，在照顾一个台湾阿妈。二十岁时，她申请到韩 国工厂工作，因为「想要去看雪」。忆及当年首度坐飞机的经验，她仍然历历在目：「我 好高兴，我可以飞耶！」。 出国工作在某个意义上成了到现代国家富裕生活的朝圣之旅。在国外工作的探索之旅，无 论是否符合他们原先的预期，出国的经历已让他们取得与留在家乡的邻居亲友不同的身分 地位。许多受访移工立志出国，便是看到邻居朋友穿着时尚光鲜、带着大包礼物返国。林 秀丽[5]在台中访问的一个菲律宾籍女性外劳，她的姊姊甚至是以这样的理由说服她来台 湾工作：「如果去台湾工作，皮肤会变得比较白，不会像原有的这麽黑」。用林秀丽的话 ，争取海外的工作机会的同时是在「购买一种象徵现代性、富裕与女性化的身分」。 全球流行文化籍由电子媒体的传播，也在移工之间形塑了对现代性的全球想像。当我在印 尼作田野时，不论大城小镇，到处都看得到印制着F4照片的海报、T恤，以及流星花园的 盗版VCD。爱耍闹的青少年看到我会喊着「杉菜、杉菜」(流星花园的女主角)，不认识的 路人好奇地摸着我的皮肤说，「啊，真白」。我在台湾结识的印籍移工也曾开玩笑地跟我 说，她们来台湾是来看偶像的，她们对台湾的最初印象是从电视而来，「我在电视里看到 台湾，那里看起来好漂亮」。 在菲律宾，由於美国殖民政府在当地建立的普及教育中，对於维生经济的农业工作给予不 高的评价，却偏好适於工业都市经济生活的管理和技术，这样的教材不免隐含脱离本土脉 络的文化偏见，如此一来，培育出的学生多偏向离开地方社区，而向往在国外的富裕生活 ，特别是美国。[6] 换言之，出国工作的主要诱因经常不是为了立即的经济报酬，而是为 了追求某种生活品质，其中包括一些难以量化的收益，如声望、冒险及满足感。[7] Rocita曾在台湾工作一年，由於雇主没有续约，她在付完仲介费及债务利息後，几乎是空 手而回；她的丈夫曾在帛琉做没有合法工作证的建筑工人，发生职业灾害後负伤回来，已 无法再从事体力工作；她的女儿最近到新竹园区工作，赚取全家的收入。Rocita的爸爸因 早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务而取得美国公民权，现在住在加州；藉由女儿在台湾工作的汇款， Rocita和她的家人希望能够达成全家变成美国公民的团聚梦想。她笑着告诉我，「我们没 有钱付去美国的机票。所以我们必须先到台湾工作好赚到机票钱！」 Rocita的家庭成员，分别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但享有同样的出国梦。在全球流行文化和殖 民历史所引领的现代性文化想像下，当地人把出国工作浪漫化为对梦土的追求，而视家乡 为落後、无须眷恋的地域。然而，海外真是他们的梦土吗？ 前台与後台 尽管在海外工作帮助了移工们离开贫穷家乡、追求冒险与自由，但在每天的工作现场，她 们却要面对被性骚扰、被虐待的风险，甚至是困居於雇主家中的高压控制。返乡的移工， 往往用旅游者或探险家的口吻，描述国外的种种经历与情景，隐而少言的是在海外工作的 黑暗秘密，包括压力、孤独、不受尊重，种族歧视、隐私权被侵犯等等。 不少移工对她们在家乡的朋友或旧识用模糊方式交代，甚至完全隐藏她们在台湾真实的处 境，如一位受访者?：「我在台北的街上遇到一个菲律宾的邻居。她是老师。她叫我不要 告诉其他人在台湾看到她。很多人甚至不告诉她们的家人和朋友在台湾做什麽。他们不知 道我们只是在洗碗和洗狗！」 透过家乡与台湾之间的地理距离，移工在两者间构筑了一个前後台的区隔。[8]在这两个 相隔离的地理/社会空间中，她们得以维持双重的认同与角色。以Lucy 为例，有一次， Lucy 告诉我，最近她必须做更多「有氧舞蹈」（aerobics，她们用来昵称兼职的清洁工 作），因为她必须寄100美元去赞助高中的同学会。我问她，为什麽她不能参加同学会还 要寄钱，她说：「他们在为学校整修捐款。OCWs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海外契约 工) 是主要的募款对象。因为我们在国外工作，他们觉得我们赚更多钱，我们应该捐更多 。」 海外劳工除了试着隐藏後台的黑暗面以维持出国工作的光彩，在前台必须扮演成功致富的 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剧码是透过有形的物质消费，来展现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 透过改建水泥房子、购买现代家电、让小孩念私立学校，这些象徵现代性、全球性的物质 消费，突显出自己与其他从未出国的同乡的差别。移工不仅在返乡度假时要送礼，人在国 外也要面对各式各样募款、借钱的要求，例如亲戚小孩的学费、母校的募款、甚至是邻居 的生日宴会。这些请托，移工往往觉得很难拒绝，在丧失颜面的社会压力下，如果不能满 足他人的财务索求，意味着她们的海外淘金梦的失败。 再者，由於延伸家庭的亲族关系在菲律宾与印尼皆具重要的经济共享与社会连系的功能， 家庭成员间的财务支援具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力。虽然经历都市化及工业化後，核心家庭已 成为主要的家户类型，但不管家族成员迁移多远，家族成员间彼此的支援照应，仍是深植 的文化观。许多单身的女性移工将大部分的薪水汇回家里，并支付其弟妹的学费。二十多 岁、单身的Mercy，在一年的大学生活後来台湾帮佣，她说：「过去我姐姐帮助我受教育 ，现在我支援我妹妹的大学学费。」 Mercy 期待着早日返乡，能够做个小生意、找到理 想婚姻，也希望妹妹在她的支持下，可以不必再踏上这条辛苦的异乡路，然而，这样的未 来是否真能实现？ 现在及未来 Judy，是家中九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她的护理学士学位是由三个姐姐在台湾做 女佣所赚钱资助的，但是做了两年助产士後，为了获得较高的薪水，她跟着姐姐来台湾工 作，Judy认为，即便付出若干情绪上的代价，暂时性的卑贱工作的确提供了更大的经济收 益：「…我当然希望能运用我的知识在菲律宾工作，但我在菲律宾赚不到钱，在国外工作 不是长期的，你只是做六到八年，然後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意。」 「做生意」是移工们描述未来蓝图的常见说法，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阶级认同— 暂时困於险滩的外籍帮佣将转换为未来衣锦荣乡的小头家。然而，能够脱离外籍女佣身分 的个案其实是少数，成功经营生意的比例也很有限，许多返乡的外劳其实是再度置身於国 际劳动迁移的洄流中。 四十初头的Madeline，在菲律宾有两个孩子，她在1993年与丈夫分居後到台湾， 第一个合约结束前她离开雇主的家，变成所谓的「逃跑外劳」，为的只是多留在台湾几年 ，不用再非法换名字、也不必再付昂贵的仲介费。转眼间，她离开孩子已有六年之久，这 些年来，她自己没有存钱，在台湾工作赚的钱，都给女儿上大学。访谈之际，她正准备离 开台湾回家，好参加她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然而，当我问她是否希望女儿去国外工作， 她却说：「如果她想去」，她说，「我喜欢台湾。也许我会带女儿来这里，在工厂工作。 」 Madeline这几年在国外工作累积的「最大资产」－她的女儿－可能也即将成为未来的跨国 移工。虽然大部分的移工视国外家务工作为暂时性的职业轨迹，期待能够带来她们在未来 或是下一代的阶级流动，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能顺利脱离这个「职业贫民窟」[9]，因 为他们通常很难适应当地的微薄薪水，而原来的专业也在长期出国从事非技术或半技术的 工作後贬值，多数人被迫再度出国，只能追求地主国之间的向上流动，从劳动条件最差的 中东，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再到薪资较高的台湾、香港，最後希望能到加拿大工作以 取得公民身分。而移工的经验对其弟妹与子女的生涯选择也有相当的影响，结果，常在世 代间复制了类似的迁移轨迹，为全球经济繁衍了下一代的跨国移工。 结论 以上从经济、性别、文化等面向来探究菲律宾与印尼女性出国帮佣的原因。她们之所以决 定出国担任家务劳工，除了追求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希望藉此突破女性在本国职场中的困 境与婚姻关系里的弱势，并期望经由海外梦土的探索，实现对现代生活的文化想像。她们 期望在短暂的的劳苦牺牲後，可以创业置产，替子女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许多人滞 留在国际迁移的回流中。 海外工作虽然为她们带来收入的增加，然而付出的成本是与家庭分离与在地主国的不平等 待遇。台湾的媒体与民众仍不时对外劳赋予刻板印象与种族偏见，我们的国家政策忽略对 外劳的劳动条件与相关权益的积极保障。本文试图呈现国际劳动迁移的结构性因素，以及 移工朋友的真实生命经验，呼吁政府与大众以平等与尊重对待这群打工客。她们的五官肤 色或者与我们略为不同，但同样是向往拓展生命版图、努力为自己的家庭许一个未来的母 亲、女性、劳动者。下一次，当你在不同的角落看见她们，请记得，是她们的隐形劳动撑 持了无数台湾家庭的日常运作，是她们的漂洋过海维持了台湾社会的平安幸福。 　 -------------------------------------------------------------------------------- [1] 由於家庭帮佣的配额已经冻结，只有监护工持续开放，许多家庭以伪造的医疗证件申 请监护工来照顾家务与小孩，因此本文不予区分，采「家务劳工」的通称。 [2] 本文内容主要摘自作者刊登於<<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8期的<穿越国界的生命地图 : 菲籍家务移工的流动与认同>，页11-59，台北: 唐山，2002年。作者感谢罗融协助改写 为本文。 [3] Parrenas, R.S.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Hugo, G. 2000. “Indonesia's Labor Looks Abroad.”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display.cfm?ID=53. [5] 林秀丽，2000，《来去台湾洗BENZ──从台中地区菲籍女性家户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实 践谈起》，台中：东海大学社会所硕士论文。 [6] Young, J. P. 1980.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if an Ilocano Commun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7] Pertierra, R. 1992. Remittances and Returnees: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Migration in Iloco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8] 此处「前後台」的概念引自社会学家Goffman的戏剧学比喻。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有如演员，会持续因应不同的观众与情境来维持自我的形象。「前台」指的是有观众 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为则出现在「後台」。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Anchor Books. [9] Glenn, E. N. 1981. “Occupational Ghettoizations: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05-1970.” Ethnicity 7 (4): 352-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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