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乐评文化的变迁 Robin Wallace(1986)曾研究贝多芬生时关於他作品的乐评，讨论其中的美学问 题与解决。这份研究呈示了，乐评人如何参与塑造新的美学和乐评风格。 当莱比锡《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calische Zeitung, 1798~1848)刚发行 时，乐评的水准和态度仍很松散，不觉得在评一首乐曲时应先熟悉该作曲家和 他的其他作品；在品味上则偏好精巧而非精深的作品，贝多芬的音乐由於较复 杂难懂，起先并不获青睐。 贝多芬在贵族圈子里的声望，以及他本人的抗议与威胁 ，驱使乐评人进行两 方面的转变。其一是走向专业化的评论，能试着认真地就音乐的内在理路加以 分析，如作曲技巧、风格、整体性，或能对音乐的意境提出诠释或想像；这使 得评价的标准由片面、当下的喜好转向客观的音乐内在法则。其二是欣赏方式 的反省，要求一种严肃而细致的、须耐心反覆的聆听方式，以其能理解、熟悉 大师的思想。後来也出现了关於听众分类的论调，认为听众有两种: 「只求消 遣的、和那些将音乐视为关乎内在精神生活的(43)。」这种乐评显然指向了菁 英爱乐者而非一般大众。 这些发生在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乐评社群)─握有象徵正当性与文化定义权 的优势团体─中的改变，确立了一种新的美学典范与社会关系。它崇拜卓越超凡 的天才及其作品，沉浸於严肃细致的精神情调，要求听众具备充分的知识与监赏 能力。听众不再能根据自然立即的感官反应来评断音乐，而必须臣服於大师作 品，试图同情地理解其传达的福音。这套美学造成了艺术与艺术家的神圣化 (consecration)，以及菁英与大众、高雅与流行之间的层级区隔；界定了好的/不好 的音乐、好的/不好的聆赏方式，以及好的/不好的听众。 四、类宗教性的赋予 除了上述的关於美学框架与聆听模式的建立之外，在19世纪，精致音乐更被 知识阶层赋予了重大的文化意义。音乐不只是茶余饭後的消遣娱乐，而是关乎了 人类的精神心性与文明进程的高度开展。 Peter Gay(1984)在讨论中产阶级的系列着述中提到，在这个时代，音乐的地位 超越了文学和其他艺术，被(哲学家、乐评家、文艺界人士等)认为展现了人类 心灵最深刻的经验，可说成为一种世俗宗教；而与这种意识形态相应的音乐厅 礼仪也逐渐定型，在18世纪歌剧院所常见的，贵族们在赏乐时一边进行社交 行为的习惯被严厉禁制，听众被要求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领受音乐的洗礼。 在音乐史上，这个倾向在德国有特别显着的发挥。在此，古典音乐可说集合了 艺术宗教、国族建构与社会教化等各种崇高的文化意涵於一身。 音乐学家Carl Dahlhaus(1989)便探讨了一种盛行於19世纪德国音乐史的典范 －「绝对音乐」；即不带任何外在指涉，以内在自主性为导向的「纯粹音乐」，以 交响曲和室内乐为极致。它在浪漫主义的音乐美学中，是内向的(inward)、精神 的、无限的，并作为基督教精神(Christianity)的展现－一种艺术宗教(art-religion) －而被赞扬。Sanna Pederson(1994)和Stephen Rumph(1995)更对19世纪初两位着 名的德国乐评人进行了具体的描绘；这些具备文史哲素养的德国乐评家，将德国 音乐附会於观念论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当时适逢法军占领普鲁士，激起知识份 子寻找民族认同与政治改革的热望；许多论述将哲学、政治、艺术、民族等事务 串联在一起以建立强大的自我认同并贬斥他者(包括法、义、英等国)。由於政治 和经济上的落後，德国知识分子从文艺、哲学等「精神」性的成就中找到归属； 德国音乐(伟大的交响曲与室内乐传统)便是一个重要主题。透过这些附会，音乐 的地位被无限推崇，被视为国家宝藏与文明巅峰。艺术宗教与国族建构的结合， 也成为德国人对外进行「文化殖民」的趋力(Jessica C. E. Gienow-Hecht，2003)。 此外，精致音乐也常被纳入社会教化的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进程， 各国都不约而同出现了拜金风气、庸俗时尚、道德败坏等副作用；许多知识分子 纷纷将此趋势「问题化」，试图以道德重振或文化提升的方案来挽救它。除了上 述德国乐评人的例子之外，美国在内战後的「镀金时代」(Guided Age)也面临到 经济起飞与社会失范的问题；当时的文化界(包括音乐界)便兴起一股树立雅俗区 隔、崇尚严肃艺术的势力；在种种文化暨社会区分的运作下，原本遍布民间的古 典音乐，自此成为高级文化的一支，被赋予了精神提升和超越世俗的意涵，专属 於重视文化的中上阶层(Mark N. Grant, 1998: 195-208)。 五、古典音乐的跨国场域 随着殖民主义的开展，古典音乐也和其他的西方优势制度与文化一起散播到其 他的国度，形成跨国的生产与消费网络－包含学院体系、音乐家社群、文化工业 和音乐会市场等建制。其中，欧洲一直都是文本生产(作品与演奏)与象徵权威的 中心。虽然美国和日本也在相当比例上参与了音乐家社群与文化工业的行列，但 古典音乐的「经典」体系与音乐会主流曲目－代表学院、消费者和经纪人的口味 －确是由欧洲(尤其德奥)作品所寡占，非欧裔音乐家也都臣服且企望着欧洲学院 与市场所授与的象徵认可。Samuel Lipman(1988)便指出，美国虽领导着世界的政 经局势与流行文化，其国内的古典音乐场域，诸如学院、乐团和消费市场等，却 多由欧洲势力所支配；即使是本土明星如伯恩斯坦，仍汲汲於争取欧洲的肯定。 这个「以欧洲为轴心，美日为半边陲，其他开发中国家为边陲的跨国体系」的 形成，自有深远的历史背景。Gienow-Hecht(2003)的研究便细数了，德国音乐家 从19世纪末开始，乘着欧美文化外交的潮流，以及艺术宗教、国族认同和经济 利基的驱使，在美国积极传扬德奥经典，进而主导音乐市场的历史。Mamoru Watabe(1982)则回顾了日本人在现代化、西化的潮流下，积极引进和学习古典音 乐的社会背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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