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29 苹果日报 轻生的工人和他们的户口 王超华 由於员工连续轻生坠楼，全球最大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近来成为媒体焦点。 在抗议富士康「准军事化管理」模式的同时，有人发问：富士康的其他厂区发 生过这种事吗？如果轻生事件与二代农民工问题相关，在富士康深圳厂区，这 种相关性表现在哪里？不是每天都还有好几千人排队抢着要进富士康吗？ 确实，探讨富士康深圳厂区的问题，公众和媒体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其规模的 庞大，工人的众多。富士康大股东、鸿海老板郭台铭为公司辩解时也提到，好 几十万员工，想要防止轻生，也不是说做到就能万无一失地做得到的。 可是，这样「城中城」式的大厂区，三、四十万员工住在里面，它和外面那个 城—深圳—又是什麽关系呢？富士康厂区从超市到游泳池，从医院到在职补习， 社会设施似乎应有尽有，但好像还没有设立殡仪馆（郭台铭和厂方也还没有表示 要为去世员工举办任何追思仪式），出了人命，仍然需要深圳市政府的服务。 深圳市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似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在最近的相关报导 中。无论市长、公安干警，还是工会或劳动部门，深圳方面永远只是面对公司， 面对作为一个在地营运公司的富士康。没有哪个公家机关与具体的富士康工人有 任何直接的关系。 户口制度筑起高墙 这里显示的，正是户口制度在富士康连锁轻生事件中的真正角色：绝大部分富 士康员工都不是深圳「居民」。深圳对於他们，只是一个地理名称。对他们的日 常存在来说，这个名称不代表任何市民生活和社会议题。 如果不是通过「富士康」这个标志，他们对於深圳也不具备实体意义，仅仅是 一个又一个的外来工而已。他们的居留许可，都是通过公司办的。没有富士康， 深圳不认识他们是谁。 在富士康招工办公室外面大排长龙的应聘者，也许不是没有别的工作机会，但 很可能别的厂家无法同时提供位於深圳市区的宿舍，或者无法提供如富士康那样 的配套服务。应聘者们寻求的既是一个电子配件厂的职业机会，也是从农村进入 城市的希望中的跳板。 富士康当然并没有义务满足他们这个希望，可是吊诡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中 国的城市需要的只是农村的劳动力，而不是「迁徙」意义上的扩张的社区。户口 制度不但帮助城市筑起了防止随意迁徙的高墙，而且还巧妙地分离出农村人口的 劳力本质。即：只允许农村人口在有契约担保出卖劳力的有效阶段里，可以生活 在城市的地理范围内，而且还要他们的雇主保证他们只在指定区域居留。这是富 士康之类厂区大规模扩张的政策基础。这些厂区可以配置起非常现代的人性化设 施，装扮出大厂区、小社会的表象，但骨子里仍然是利润至上。由於员工并不是 来自厂区所在的当地社会，这类厂区的社会责任常常被当地政府劫持，无法转换 为员工及其家庭所在社区的受益。 结果，「大厂区小社会」表象下掩盖的，是资方和都市地区政府的合谋共构， 他们携手努力，共同剥夺了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属性，实现了将工人作为纯粹劳力 压榨的最大可能性，同时把通过生产改善职工家庭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全部转变 为劳工的个人负担。 如果你在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中找不到如孟买、墨西哥城、马尼拉那样 的贫民窟，不妨换个眼光，到聚集数十万工人的富士康厂区来，看看中国城市的 政府怎样一边抽取产业分红，一边为资本提供最佳劳动储备军，一边持续扩大城 乡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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