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拍摄性别纪录片到参与性别教育的过程 以《玫瑰的战争》为例 陈俊志/纪录片导演及同志运动者，作品有《不只是喜宴》《美丽少年》《玫瑰的战争》 《夜‧永志》。 读完上一期季刊杨佳羚所写的《反性骚扰教育》，令我感触良多。不禁想到拍摄性 别纪录片，一路走来的许多记忆，感慨与反省。 首先，第一个阶段，做为纪录片作者的部分，我很幸运地能以影像书写，留下动人 的生命故事，在创作的过程中犹如安静的作家，与影片中的人物、主题激荡互动，用影像 思考、探索性别议题。 第二个阶段则是社会运动者的部分。往往，我所拍摄的纪录片与性别平权运动有极 大的互动。因为我一直深信，纪录片可以是改变社会现况，改写刻板印象的一股力量。既 拍片，又从事社运，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方式。经过四部片的洗礼，我慢慢学习到如何在影 像中，温和地、基进地、点滴地、全面地，进行一场在地的性别平权运动。 第三个阶段则是纪录片推广的部分，这个阶段是以纪录片参与性别教育，也让我有 机会在第一线面对校园内的性别态度。 以下，将以《玫瑰的战争》为例，分享这三个阶 段的点点滴滴。 拍摄阶段往往是纪录，同理与陪伴。《玫瑰的战争》从筹画到拍摄剪辑完成，花费 了一年多的时间。很大的原因是面对性骚扰这个议题，拍摄者必须如同助人者，以镜头疗 伤，而非以镜头剥削。因此，大家想像中的剥丝抽茧，勇往直前的纪录片追查精神，只适 用在强势的加害者及其共谋集团上。对於弱势的受害者，我从来不敢在镜头前追问当时性 骚扰发生的细节，不能因为拍摄的方便，再让她们承受二度伤害。因此，我选择用时间与 同理陪伴耐心等候。这可能也是很多性骚扰受害者身边的师长亲友们，曾经经历过的陪伴 过程。 体贴同理的助人者技巧，在校园的性别教育中却往往缺席。在一次大专演讲後，一 个腼腆的男学生，钜细靡遗地询问了我有关性骚扰及性侵害的相关资讯及书籍，因为他要 帮助他最关心的人，他深爱的女友。他害羞地说，以一个非台北地区技职学生的身份，他 很难找到相关演讲或资讯。男孩纯真炽热的眼神让我震动，想到当初在做《玫瑰的战争》 资料研究阶段，纪录了徐璐在《暗夜幸存者》出书後少数的一次公开演讲。徐璐的话简单 ，动人，极有力量，「我想清楚了，那个人施展暴力，他所能伤害的是我的身体。我的身 体受伤了，需要治疗。但是那个人绝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伤害我的心灵、我的人生。 」徐璐毫无悲情，看着全场每一个人，清清楚楚地说，「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了。」 我多麽希望每个学校的周会，少一些无聊的例行演讲，多一些可以影响学生们一辈 子，震撼人心的开创性议题演讲。新竹女中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一个高二的女学生，在 新竹影像博物馆看了《美丽少年》深受感动，说服了安排周会演讲的主任，让全校八百多 个高二女生，一起挤在爆满的古典大礼堂看《玫瑰的战争》，体验了一次不一样的周会。 竹女的演讲我特别邀请了片中的北科大黄同学与我同行。八百多个小女生随着影片 的进展，展现着惊人的、纯真又直接的女性意识。看到北科大的副校长、学务长，教育部 的官员一再在公听会敷衍推托，推卸责任，八百多个小女生一起对着银幕大喊，「你说谎 ！！」声浪气势之大远超过古代野台戏观众入戏之深。 这一次的周会放映演讲对北科大黄同学有着「走出伤痕闇影，壮大（empower）自己 」的疗癒效果。如同徐璐在书中写着，「受害者如同存活者，她们必须说出来，因为说出 来的过程具有一种清净作用，是对自我的再确定与肯定。」八百多个高二女生与勇敢的黄 同学形成了一种互相了解、彼此支持的姊妹情谊，超越了、洗涤了性骚扰所带来的伤痕及 眼泪。 如此相互打气的观影经验另一次是在花莲的座谈会。当时已在花莲待三天了，连续三 天的旅行演讲其实十分耗费体力，劳动令我想家，想念小男朋友。六点开始放映，八点半 演讲预定结束时间到了，全场仍旧欲罢不能。我看看手表，反正赶不回台北了，决定奉献 给这个花莲的夜晚。 那一个晚上，越晚越进入了一种类似成长团体交心信任的气氛。偌大的礼堂，安静的 深夜，因为一部真诚的影片，一群原本陌生的人们共同分享生命中有关性骚扰的记忆。我 永远记得一个女学生的告白。快要十点了，留下的观众都是真心关心性骚扰议题的人。她 一定感受到现场支持的的气氛，她放心了，在可以信赖的环境下选择说出压抑的记忆，以 及煎熬的历程。那是发生许多年前的公车性骚扰，她慢慢叙述，她终於可以说出心中的秘 密。 相对於这样信任支持的sisterhood经验，《玫瑰的战争》的校园推广不免也遇过父权 中心，沙文主义的反挫经验。那个学校我姑隐其名，因为这样沙猪的老师可能每个学校都 有，搞不好人数还很多。他是一位教国文的後中年期先生，年纪可能还没有李敖老，可是 道行深厚，堪与李敖并驾齐驱。看完影片，他开始长篇大论，先痛陈中华文化沦丧，现在 社会才会出现性骚扰这种事，「以前中华文化道德高尚，社会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性骚扰 这种事。」接着他箭头指向北科大黄同学，「她都读大学了，怎麽连基本的警觉性都没有 ，怎麽可以和教授单独待在实验室呢？！」他强调，事出必有因，黄同学自己也应该检讨 。最後，老先生婉转修理我，「有时候，所谓的弱势族群太重视争取自己的权益，急着想 改变社会，是不是反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乱源呢？」 我当时很有礼貌，没有反驳。主要是不想破坏研讨会顺利进行的气氛，又有一股「他 年纪那麽大了，我必须尊师重道」的无形压力。回家之後，连续一个礼拜生自己的闷气， 越想越不对，我拨了电话到他的学校，表达我的愤怒。 我最气愤的是他的发言中，严重伤害北科大黄同学的部分。他指责黄同学的方式，一 如一般人面对性骚扰、性侵害案件的传统迷思，「为什麽是她被性骚扰，而不是别人？她 是不是穿着暴露？她是不是言行引人遐思？她是不是该自我检讨？」指责怀疑的方向，总 是朝向弱势的受害人，而非强势的加害者。北科大性骚扰案有着清楚的权力关系─ 黄同 学如同一般的大学生，必须在实验室打工赚取学费，加害者教授则是实验室的老板。有义 务，有责任提供女学生安全、不受威胁的职场工作环境及校园学习环境的，绝对是北科大 校方以及主持实验室的男教授/雇主。结果，在北科大性骚扰案的恶例中，他们反而成为 共谋结构中的加害者角色。 不过，在年青的男学生居多的几次放映场合，也很欣慰地看见了建立性别平等的理想 未来的可能曙光。由於云林女权会的帮忙，《玫瑰的战争》得以在云科大、虎尾技术学院 、虎尾农工这几个男性学校放映。这部纪录片让当场很多男学生第一次意识到，哇，男性 文化和女性文化居然是不同国的文化，而且无意中，不自觉的粗暴行为很可能会造成对方 一辈子的伤痕。男性需要这样的提醒。 男学生们对进入司法程序的长庚医院杨护士案非常感兴趣，非常踊跃热烈地提问及发 表意见。由於当时两性工作平等法尚未通过，职场性骚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尚无法源依据 ，杨护士从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最後到最高法院，都必须非常辛苦地以「侵害人格权」 坚持控告到底。我在影片中对杨护士如秋菊打官司般的毅力，花了很大篇幅描写。这些可 爱的男学生们，争先恐後地发言，建议如何如何，可以让性骚扰案件能在司法过程中更被 公平对待一些。 《玫瑰的战争》是我在拍摄了两部同志纪录片之後，第一次接触非同志题材。拍摄的 过程中，我同时经历着一个人独力控诉财团的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官司。於是，这部片子於 我既是工作，也是疗伤，更是对话。经过了这样的磨练，我有了更为成熟的能力继续寂寞 的纪录片工作。以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导演的身分，试图寻找屏东高树一个娘娘腔男孩之死 背後的真相，以纪录片为安魂曲，陪伴着这个家庭走过哀伤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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