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时登出我在观念平台的新专栏文章「价值崩解的危机」，但是编辑下的标题与我原 意并不相同。这多少是因为我内文没有阐明清楚。所以我把文章稍微修改。各位在此看到 的版本，尤其结尾，与报上不同。 想想自己写过一些网路如何改变政治、摇滚乐可以改变政治的文章等等，但这篇文章关心 的是，到底我们能否期待政治可以作为改变社会的途径？ ........................ 1968年，四十二岁的参议员罗伯甘乃迪竞选美国总统时，收到不少黑人民众的热烈地支持 。因为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时，大力支持民权运动。他曾动用联邦政府警力护送一名黑人学 生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石块中进入一所南方大学，并且积极在国会推动民权法案。而他竞 选总统的主轴，不仅是要消弭美国的种族问题，更是要改善美国的贫穷问题。 但就在加州的一场演讲上，一颗充满恨的子弹穿过他的身躯。而四个月前，民权运动的领 袖金恩博士也被暗枪谋杀。更早的五年前，罗伯甘乃迪的哥哥，约翰甘乃迪总统，也在德 州被刺杀。 那是美国战後历史上最悲伤而黑暗的时刻。 坐在纽约电影院中，看着这部讲述罗伯甘乃迪的新电影Bobby，我和身边的美国人一同掉 下了眼泪。我们的悲痛，是因为这些灵魂是为了要改变这个社会，要对抗根植在社会中的 腐败力量而流下汩汩鲜血。 甘乃迪让人们看到了政治中的理想主义，或者，政治如何可能改变世界---而这本来不就 是政治的终极目的吗？ 但政治要能够改变世界，政治行动者必须先要有一个道德的愿景，要有一个要让社会更好 的价值与政策，例如正义、平等或团结。 在最低的意义上，在政治中谈道德，是关乎从政者的价值与信念，不论是清廉、诚信或责 任。但道德在政治中的更积极意义，是透过集体的努力，政治可以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 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彼此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 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於人们的途径。」 但进入新世纪後的台湾却很少人再对政治有如此想像。政治菁英用马基维利主义的现实主 义来主宰他们的行动，社会大众对政治怀抱犬儒主义的心态；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没有 人相信政治可以是关於理想主义，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工具。 於是，过去用道德与理想来感动人民的民进党逐渐被权力逻辑给侵蚀，在威权时代迫使人 民从公共领域退却、用经济利益来遮掩其政治压迫的国民党，在野之後也从未给人们一个 进步的社会愿景。至於被某些人视为体现新公民价值的红衫军运动，似乎并未在反贪腐之 外提出什麽的新价值。 台湾新民主的危机其实是价值崩解的危机。这危机不只出现在政治领域，更在空洞化的媒 体和公共领域。 回头看罗伯甘乃迪四十年前所念兹在兹的政治关怀-----消弭族群矛盾，追求社会平等， 现在不依然是台湾最需要的价值？我们看到社运团体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我们何时看到政 治人物大声地把这些问题当作他最深切的承诺？ 政治当然不是改变世界的唯一道路。不是。政治的进步必然要要靠公民的力量。但是，当 社会矛盾浮现，当社会团体提出新价值时，政治人物能否看到这些矛盾与价值，认识他们 做为作为代理人的使命，就可能是历史变迁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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