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 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 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 ，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 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於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 ，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 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麽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 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 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 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利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 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 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好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 ？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 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 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宣导变法的名言 。《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 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後於时，修今则塞於势”。从而说 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 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等。”《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 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 》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 ，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去强》说：“兴兵而代，则武爵武任 ，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 提出了２０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徵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 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 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其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 。《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劳，赏必加於其功。功赏明，则民竞於 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竞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 ，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 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 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 ，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 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 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 《赏刑》说：“所以受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於後，不为损刑。有善於前，有过於後，不为亏 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 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 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 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 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 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法家者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 判地吸收文化遗产的精华，对於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毕。=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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