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亚细亚的孤儿》(完整版)　友善列印 　刘孝春（世新大学日文系副教授） 夏潮联合会资料库检索系统 与本文有关的资讯 参考分类：台湾史学术研讨会/相关文件： 第一届 序论台湾近代化问题(刘进庆（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 从沈荣的际遇谈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法制(黄静嘉) 寻找祖国三千里(蓝博洲(夏潮联合会副会长)) 日据下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陈鹏仁(中国文化大学日文所教授)) 试论《亚细亚的孤儿》(完整版)(刘孝春（世新大学日文系副教授）) 其他资讯： 摘　　要 　　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由于当初以日文创作，翻成中文後，又受「台 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的限制，有所删削。中译本问世後，台湾文学界便依据 删削本对其诠释。随着政治的变迁，文学思潮的改变，而逐渐偏离了作者吴浊流自序中所 言创作动机的观点。拙稿在第二部分，鉴於「戒严令」已解除的今日，将中译本与日文版 作比较，希望藉着补足中译本的缺漏，而能更深入了解作品全貌。第三部份则从《亚细亚 的孤儿》人物塑造及主题思想方面，进行作品的分析。最後笔者认为吴浊流并非为了宣扬 台湾人的被害者自怜自哀孤儿意识，而写出这部反映殖民地悲惨命运的作品，吴浊流真正 的用意应是在呼吁：「不要再让那段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演！」。他便是从这追求世界 和平的角度，不惜牺牲冒险创作出了《亚细亚的孤儿》。 关键词：孤儿历史、版本、殖民地、皇民、帝国主义、知识份子、世界和平。 一、前言 　　台湾日据时期，由於创作环境的恶劣，长篇小说不易产生。幸有吴浊流基于为後人留 下历史见证，冒死写出了一部长篇钜着《亚细亚的孤儿》，为台湾文学增添了不少光采。 但正如吕正惠在＜被历史命运播弄的人们－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一文中所说：「 这本小说以表现『台湾人的历史命运』为主题，并创造出『孤儿意识』来具体呈现这一命 运。这是对于台湾五十年的被殖民经验的一种描述和诠释。这种诠释，由于战後台湾『回 归』中国的『屈折、艰难』过程，也由於中国的内战、分裂，最终台湾又长期脱离中国本 部而发展，因而照射出一种连作者也预想不到的奇怪的『光芒』。它的长期引发争议，成 为吴浊流一生文学事业的『聚焦点』，可说一点也不奇怪。」[1] 　　吴浊流在＜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工具＞一文中，一开头就说了个比喻，他说碰着恶犬 时，手和手杖一样可当防御的工具，但手杖若不小心被狗咬坏，也不影响使用手杖的本人 ，而用手当工具则不然，「手虽是人之一部份，其伤口直接影响其本人的身体及其生命。 文学也是同样的理由，不能拿来做工具，无论是商业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 拿来做工具的话，一定影响到文学本身的生命。」[2]然而吴浊流在一九六四年为「提供 青年作家耕耘的园地，以期在文化沙漠中培养新的幼苗，进而使其茁长、绿化。」[3]而 独资创办的《台湾文艺》，在今天是否仍承继其文学精神呢？吴浊流在＜要经得起历史的 批判＞一文中，他说：「一个文艺家其作品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批评，而且要对得起子子孙 孙，才有文艺价值可言。」[4]这位三十七岁才开始以春秋之笔记录历史的严肃态度创作 小说的「铁血诗人」，其作品在今日的思潮下，是否能有尊重作者原有思想真正客观公正 的评价？ 　　吴浊流的许多作品，包括远景出版的《波茨坦科长》、《无花果》、《黎明前的台湾 》及＜路迢迢＞部分内容，＜印非游记＞部分内容（主要是游澳门时，眺望中国大陆的一 段文字）都曾被禁。《亚细亚的孤儿》当初是用日文创作的，中文译本也同样因「台湾地 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的规定，有所修正删削，小说内容是「幽禁」部分叙述胡太 明在南京被关的情节删除了，连陈映真的＜试评《亚细亚的孤儿》＞三个部分被视为不妥 而修正。在此情况下，许多「争议」均是以不完整的版本来做论述依据的。尽管「台独派 的学者常会以《亚细亚的孤儿》版本众多，可能战後又有添笔来『否决』不同的诠释。事 实上，长篇小说的主题主要取决于情节和人物的『构造』，而这种『构造』是吴浊流在战 争末期就已成形，很难在战後『根本』改变的」[5]笔者仍认为有必要将不同时期的中日 版本来作比较，希望尽量还原作品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吴浊流的创作原意及作品真正 的价值意义。 二、中译本与日文版的比较 　　《亚细亚的孤儿》中日版本的异同问题，本身便体现出台湾、大陆、日本在相同的历 史阶段中复杂的关系。以下笔者即透过吴浊流的自序及现有的相关资料，分成两个部分， 整理如下： （一）日文版： 1.吴浊流於一九四三年起稿一九四五年五月以《胡志明》为名完稿。将五篇分成五册出单 行本：第一篇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初版，十月十日二版，台北国华书局发售。第二篇一九 四六年十月十日初版，台北国华书局发售。第三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台北国 华书局发售。第四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报总社发行。第五篇因「二二八事件」 民报关闭未能出版。 2.一九五六年，在日本友人上野重雄的帮助下，由东京「一二三书房」出版，因名称与越 共领袖名字相同，恐被误会，故小说名改为《アジヤの孤儿》，主角名字改为胡太明。这 个版本前面附有吴浊流写的日文自序，後被翻成中文，收录于《台湾文艺与我》中，内容 大同小异，只是中译本多了「神田孝一、中村哲、杉森久英、村上知行、矢野东京都立大 学总长」这几位日人姓名。全书後面附有「胡太明の筯书」（胡太明的剧情简介），这即 是後来被翻成中文，收录于远景中文版《亚细亚的孤儿》後面的「本篇概略」，但是日文 版在中文版「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下多了一段文字，翻成中文即是 ：「而且，中国的社会世相也详细地描写出来。尤其是聚集在南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对事 物的想法，对日本人而言不是非常值得作为参考的资料吗？」[6] 3.一九五七年再版时因「一二三书房」出版社社长中泽富美雄过世，而改由「ひろば书房 」出版，并且改篇名为《歪められた岛》，这个版本据说有村上知行及中村哲的序文，又 有都立大学总长矢野峰人的封带介绍。 4.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以《アジアの孤儿—日本统治下の台湾》的篇名，由东京「新 人物往来社」出版。这个版本前面的自序与一九五六年「一二三书房」的相同，但後面附 有吴浊流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所写的＜再刊に际して＞（再刊之际）短文，及戴国煇的长 篇解说＜植民地体制と「知识人」－吴浊流の世界＞。吴浊流在这篇短文中订这版本为「 决定版」（定版），并写了一段话，中译如下：「一般说来人这种东西，自己作过的事客 观上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肯轻易地承认那错误。过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高举东洋和平这 种虚伪的口号侵略中国，发动战争，杀害许多人民并将台湾等地殖民地化。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後也还是和过去的日本同样，强国侵略弱小国家，发动战争，在正义的名义下继续杀 害许多人的性命。值此时刻，对於出版写出过去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现实情况的拙着《亚细 亚的孤儿》，存在能重新思考殖民地体制本质的有心的日本人的这件事感到钦佩。」[7] 这段话里二次大战後的强国，毫无疑问地是指美国。 （二）中文版： 1.一九五九年六月杨召憩据「一二三书房」版本译为中文，书名《孤帆》由高雄「黄河出 版社」出版，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版。 2.一九六二年傅恩荣译成中文，黄渭南校阅。书名为《亚细亚的孤儿》，台北「南华出版 社」出版，此版本吴浊流将日文「一二三书房」版因篇幅关系删节部分补入而译。 3.一九六五年十月《孤帆》杨召憩译再版。「泛亚出版社」出版。封面刘真题字。扉页印 有：「本书曾蒙中国国民党台湾省高雄市委员会（48）高市密字第1996号代电嘉勉。中国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五O）宣三字第0573号函嘉许」 4.一九六六年收于《吴浊流选集》小说卷，台北「广鸿文出版社」出版，吴浊流亲自修补 一遍。 5.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以《亚细亚的孤儿》为书名，「远景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 六月再版。无任何评论文字。除本文外，只有吴浊流写的＜本篇概略＞。 6.一九七七年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远行出版社。张良泽略加修订过。 7.一九八O年三月初版，一九九三年九月再版，书名《亚细亚的孤儿》，封面有「吴浊流 着，张良泽编」字样。正文前面，有张良泽写的〈《吴浊流作品集》总序〉；林海音写的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锺肇政写的＜风雨忆故人＞；陈映真写的＜试评《亚细亚 的孤儿》＞。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 8.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第一刷，二OO二年六月已第十二刷，书名《亚细亚的孤儿》，台北 「草根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封面介绍词为：「有人说吴浊流光是取这个书名就已经不朽 了。他藉本书主角胡太明犹疑的一生，把日治下台湾人的民族性格、台湾人的身分认同纠 结，及台湾这个蕃薯岛屿总是孤儿般摆荡于不同名号的外来政权里的悲惨命运，一一揭露 出来。」封面内侧附尾崎秀树及工藤好美的简短评论。「中文版自序」及「日文版自序」 与收录于《台湾文艺与我》中的相同。还有「本书概略」则与中文版远景版相同。删削了 张良泽、林海音、锺肇政、陈映真所写的文章。 　　根据笔者手边的日文版一九五六年东京「一二三书房」版及一九七三年东京「新人物 往来社」版与中译本一九八六年远景版、一九九三年远景再版、一九九五年初版的草根版 的比较，在戒严令已解除的今天，当年未能呈现全貌的政治敏感部分，实应「解禁」，让 吴浊流这部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揭发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的作品，恢复完整的面貌，如此方 能更了解吴浊流当年写作的苦心及思想。由于篇幅关系，以下即针对与小说构成要素的人 物塑造及主题思想有关的部分列举出几点，以便于分析。 　　（一）中译本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三年远景版一六O页及草根版一八七页，在南京胡 太明所任教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的学生中，有一位张姓外交部参事，常告诉太明一些社会 新闻或外交方面的消息，而与太明成为莫逆之交。当他告诉太明「只有青年的热血和真情 才能救中国」并举「复旦大学生为了不满当时的外交政策，当外交部长乘火车去执行外交 任务的时候，学生们竟睡在火车头前面，阻止列车前进，他们准备把鲜血洒在铁轨上，来 阻遏这种外交交涉—只有这种拼死的热情，才能产生拯救中国的力量……」而太明听後， 「不禁深为感动，对于自己以前那样时常为私事所烦恼，或想逃避到古人天地中去的意念 ，曾深深地做了一次反省。」这麽一位给予太明很大影响的小说人物，在日文一九五六年 「一二三书房」版一一一页～一一二页及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来社」版一七一页～一七 二页，都记载着张参事「对于最近的古典文化，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意见。」但中译本都未 译出。笔者认为这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吴浊流对张参事这个人物的塑造，因此将其译出： 「中国的文化和那长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滔滔浊流，贯通古今很伟大，但若想使其清澈 却办不到。只能交给自然任其泛滥。中国的文化因其过去的遗产庞大，其债务也很多。不 是宁可下定决心放弃继承权较好吗？中国的文化完全是由贵族享用的文化。是为少数人而 存在的文化，没有大众性，首先是其文字的难度。光是记住也要花上十年吧，如此文化的 普及是没有办法的。一般大众有其生计问题，为生活奔波的同时没有学习那麽艰深文字的 时间。因此只要使用汉字，最终大众便只能成为文盲。总而言之汉字已经不合时宜了。若 不使其变得更简便，就不能与其他文明国为伍竞争。单是为记住文字，便得花半生时间的 话，就丧失了吸收科学与文化的余裕了。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是保护专制政治的一道墙。 若使用汉字必定增加愚民。所以必须废除汉字使用音标文字。虽然我们这一代有些不便， 但为子孙着想必须坚决实行。在我们的时代怠惰改革，结果是後代的人须承受同样的痛苦 。第二无聊的是由其文字所产生的文学。难於理解、『高尚』，非世俗之人所能理解。因 此懂得文字便能成为伟大的人。因此造成读书人长期支配了天下。一般大众为此连一封信 都不会写。执着汉字，中国便不能建设新的文化。只要无新的文化，中国便永久不能独立 。」太明听到张参事的这段话，「那种有飞跃倾向的理论，稍有跟不上的感觉，太明也不 得不承认其主张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对于张的主张即使认定其正确而接受，那麽临到 实践时又该如何呢？而且，建立在久远传统基础上，在国民性中存在，而且值得向外国夸 耀的丰富的古典文化，可以就这样废弃吗？那真的是像鸦片一样，只会毒害人的东西吗？ 太明并没有那样断言的勇气，然後，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主张让其在专业的学者、而且能 欣赏者中间，作为古典、作为学问保留下来。他始终是温健的改良主义者。」[8]张参事 这段话简单地说，即当时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瞿秋白、鲁迅等所提「文艺大众化」问题中语 文拉丁化的观点。 　　（二）中译本一九八六年再版远景版一六八页到一六九页，删削了一大段胡太明被捕 入狱的情节。但一九九三年再版远景版由于戒严令已解除，补上了「幽禁」一节。草根版 显然是根据一九九三年远景版而印行者，所有「幽禁」情节的文字，与远景版完全相同。 然而胡太明被捕前，那位对太明影响最深，太明最敬爱的友人曾导师，临行前的一段描写 ，不论是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三年远景版或草根版都不完整。我们先看吴浊流是如何描述 这个人物，如此才能更理解日文版中曾导师所选择的道路代表什麽意义。「曾导师在国民 学校的时候，曾经抨击过日籍教员的专横暴戾，後来向校方辞职到日本去留学，在帝国大 学毕业以後，便听说到中国大陆去了。…太明面对着这位光荣的友人，内心交织着惊喜、 期待和敬仰的情绪。」「曾所说的一切，对于太明都非常新鲜。他现在在中国某大学当教 授，他的目光相当远大，能观察新时代的动向，在国民学校当教员的时代，就具有引人注 目的风度和辩才。如今他更显得老练得多了，的确是一位品格崇高的学者。对于一个蛰居 于狭隘的天地中从未接触过出色人物的太明，曾的伟大，真令他有高山仰止之感。当曾热 心地劝太明到中国大陆去游历时，它的胸间不禁涌起青年人的热血和希望。」[9]这麽一 位不平凡的人物，中译本皆未交待他整装出发至何处，但日文版东京「一二三书房」一一 八页及东京「新人物往来社」版一八O页，均很清楚地说明他是到「西北」[10]，亦即中 共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去了。在得知曾导师当天晚上就要实现其出走计划，日文版有 以下文字：「事到如今，太明不禁反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态度，感到无言的叱责，在曾的 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临别时曾导师紧紧地握着太明的手，劝他：「只有实际的行动才 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不是别人的 事，而是与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接着有以下这段文字：「对此，太明没有话可回 。然後，对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跟随得上这位同乡、充满信念和行动力的学长的性情感到 悲哀，只有送其出发而已。」[11]一九八六年远景版省掉整段说明，一九九三年远景版及 草根版则省掉对曾的评语及自我反省之语。 　　中译本一九八六年远景版二五四页，一九九三年版二五八页及草根版二O二页，胡太 明与其日本人朋友佐藤，对街上衣衫褴褛的台湾青年的「皇民养成队」与衣饰华丽的日本 女人作批评时，书中有段话：「那些在点心舖或馆子店门口排长蛇阵的衣饰华丽的太太们 ，和架子十足的绅士们，只要剥去那袭华美的外衣，也就和本省人一样地令人生厌了。」 [12]这段话其实非出自佐藤之口，但却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佐藤的想法，他也是和那些日本 人一样，看不起台湾人的。吴浊流後来也许注意到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定版中加上了几个 字变成「也就和他们向来贬低的台湾人一样地令人生厌了。」[13]让读者不致产生误解， 更加明了歧视台湾人的绝不是佐藤，而是「他们」－那些徒有其表的日本绅士及太太。如 此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形象，便更加完整，不致被歪曲了。 　　中译本一九八六年远景版二六九页，一九九三年版二七三页，草根版三一八页，皇民 胡志刚的儿子达雄「认为台湾人现在正面临着是否能成为『皇民』的考验，只有同心协力 效忠於目下的圣战，才能由这种考验中获得胜利，青年人应该立志为十亿东亚人民的解放 作中流砥柱。」对这种论调，「太明忽然想起以前被徵召的时候，看到祖国的青年，为抗 日而牺牲，慷慨就义的态度。现在对这被骗而不自觉的台湾青年，感觉更痛心更难堪，他 简直和那些高唱军歌招摇过市，丧失人性的荒唐青年完全一样。」[14]太明为拯救这位至 亲骨肉，努力说明这场「圣战」是错误的，当叙述到「他认为近代的国家更是堕落不堪， 」以下中译本缺了一段话，与下面的一句未连贯，日文版「一二三书房」版一九四页，及 「新人物往来社」版二九一页则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是以其成立的基盘为一方面，向 殖民地要求，经常藉着压迫弱小民族而发展起来的。」[15]最後由于太明言之有理，达雄 不禁佩服太明，日文版达雄称太明的想法与众不同，「在红色之上」（笔者按：指比左翼 还左）太明的回答，日文版比中文版多了一句：「我的想法，不是红色或黑色的问题。」 [16]亦即太明强调其思想与是否「左翼」无关，他只不过是「我只知道必然的事实是必然 的，真确的事实是真确的；把必然的事实看做必然，和有勇气承认事实，至少是知识份子 应有的能力，」[17]这或许也是作者吴浊流本人的态度吧。 　　除上述几点中日译本的不同处外，其他如中文译本未将太明在上海听到的聂耳（一九 五六年「一二三书房」日文版写成「聂尔」，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来社」版则为「聂耳 」）的「义勇军进行曲」译出；中文版小时候胡太明因能答出「唐山的住址」而博得彭秀 才的喜悦，但日文版无这一句……等，由於篇幅关系，便不一一列举。此外原属于《亚细 亚的孤儿》中部分的胡太明与月英的恋爱失败情节，以篇幅过长之故，吴浊流将其抽出， 写成了独立的短篇＜糖扦仔＞，予以保留。 三、人物塑造及主题思想 　　吴浊流在日文版自序中说：「历史常是反覆的，历史反覆之前，我们要究明正确的史 实，来讲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历史所造成的运命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徵诸过去的史实 来寻求教训。」[18]又在中文版自序中说：「回想我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 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 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後代 的人知道。」[19]从这两段话，我们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胡志明》，为的是留下历 史的见证。吴浊流为记录殖民地时期台湾人这段痛苦的历史，他刻画了各形各色的人物呈 现历史的面貌。为方便论述，笔者将其分成三组： 　　（一）记录了台湾封建家庭四代人的历史变迁： 　　吴浊流以中国传统四代人大家庭作为小说主轴，刻画其不同世代，在思想观念、生活 境遇等方面的差异，藉以呈现一个变动的历史阶段的样貌。第一代以胡老人为代表，「胡 老人心目中所憧憬着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辉煌的中国古代 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流传给子孙。」[20]但最终是连大家庭制度都保不住了，在不 幸的分配公产事件後一病不起，结束了凄凉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吴浊流描写造成大家 庭崩溃的主因是後来当日本间谍、当皇民的胡志达。第二代以胡文卿、阿茶、阿玉为代表 ，面对着日本殖民统治而无力反抗，阿茶骂当皇民的大儿子志刚「短命鬼！吃日本屎的！ 」之後便一病不起。阿玉则儿子志南被迫徵召服劳役中病死而遭丧子之痛。胡文卿则老泪 纵横叹息：「现在的时世简直比秦始皇的时代都不如了！」 　　第三代的胡志刚、胡志明、胡志南各走不同的路线。胡志刚成为皇民；胡志明则历经 波折，最後选择抗日；胡志南则被迫签下「志愿书」而成了皇民政策的牺牲品。第四代志 刚的儿子达雄，愿为「圣战」而死；胡志明与大陆女子淑春所生之女紫媛，则随着母亲，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中惊惶度日。日据时期胡家四代人的命运，与老舍百万字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住在北京的祁家四代人，在一九三七年－四五年被日军占领期间的变化与遭 遇极为相似：第一代祁老人以隐忍、和气处世，遇乱世只知囤积粮食作等待。第二代祁天 佑被日军逼迫，为保持名节投湖而死。第三代三兄弟，老大祁瑞宣是胡太明式的优柔寡断 性格的知识分子。老二瑞丰为贪图名利，最後当了汉奸。老三瑞全偷偷离开「沦陷区北平 」，去参加抗日。第四代瑞宣之子女，可爱的三岁小女孩因拒食难以下咽的所谓「共和面 」而饿死，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二）刻画出知识分子的不同典型： 　　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概略中言：「抗战思想也分裂为三派：一为绝对派，一为 超然派，一为妥协派。绝对派是以努力扶植反抗思想来代替抗战；超然派是对政治完全绝 了望，对新政权也不协力，只求个人的乐趣；妥协派是追求现实，而接近新政权，以谋求 自身的利益。」[21]若以上述三派来区分，我们在小说中，吴浊流所说的绝对派的有：曾 导师、蓝、詹、范、张参事、胡秀才，日人佐藤，也应属这派。超然派的有：胡老人、胡 文卿、早期的胡太明。妥协派的有成为皇民的胡志刚、胡志达、「中岛」、老皇民李导师 「吉村」、「东」等。 　　绝对派中，曾导师最後是到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西北」，他与胡志明最後奔赴重庆（ 小说中最後是他从昆明广播呼吁抗日），分别代表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两股不同的抗日势 力。蓝、詹则从其言行可知代表文协一些抗日志士的典型。他们在日本参与《台湾青年》 杂志等组织，与中国留学生共同参与抗日集会，常能识破台湾总督府所颁布政策的不合理 ，在台湾常藉演讲唤醒民众，屡次下狱而绝不屈服，尤其是蓝在日本骂胡太明是「竖子」 那一幕，代表了台湾知识分子对历史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太明在乌烟瘴气的「纳入协会」 工作认识的范，则宁可被开除，也不肯「志愿入伍」，向太明表示：「个人的力量是无法 抵御被歪曲的历史狂流的。」「可是，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狂流。」[22]与太明约定不作违 背良心的事。吴浊流提醒日本人注意其书中对南京知识分子的描述，任职於外交部的张参 事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文版中他对太明阐述新旧文化之语，反映了当时进步文化界反对 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等人提出复兴文言，主张读经，因而倡导大众语运动，并发展成文 字拉丁化的讨论。鲁迅当时即以几篇文章表达支持，例如在＜门外文谈＞里，他说：「我 们中国的文字，对於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 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 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 士大夫之上。」[23]可见张参事的立场是代表进步一方的，也是吴浊流刻意塑造出来，用 以作为南京知识分子正面肯定的典型来描写的。 　　杨逵《送报夫》中的杨君在台湾时，以为所有日本人都欺压歧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人 ，直到在日本结识了日本左翼人士，才开启他的眼界，不再以民族，而以阶级去看待压迫 与被压迫的问题。但《亚细亚的孤儿》中，吴浊流却让日本左翼知识份子佐藤这个人物出 现在殖民地台湾，在「皇民化政策」最猖狂的黑暗期，扮演引导太明认清日本殖民政策及 军国主义本质的角色。佐藤带领太明识破那些当时在台湾的日人，有的是以笔杆欺骗大众 的日本记者，有的是只忠於政策而不忠於学术和真理的日本教授学者「他们唯一的使命， 就是为当局政策担任开路工作；也就是挂了『学府』的招牌，以达成『思想侵略』的目的 。」[24]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已被佐藤认定是「豺狼大本营」，更不用说他将以何等痛恨眼 光去看待「皇民奉公会」了。佐藤在「历史就要开始大转变」时回日本去，「对於未来的 新局面作些准备工作」，他的思想及行动，正是日本少数进步知识份子的典型代表。吴浊 流这一笔，与老舍《四世同堂》中安排一位站在被侵略者一边的日本老婆婆这角色同样， 寄托着作者的用心，使小说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或许吴浊流正如老舍想法一样， 最高理想在于「世界和平」，正如他劝诫达雄的最後结论：「……到了那个时期，战争就 成过去存在的残虐习惯，同样地只为历史上的记录而已。」 　　吴浊流所定义的妥协派，以胡志刚、胡志达、李训导吉村、事务员中岛、乡公所秘书 东先生等为代表。抗日革命家蓝对「皇民派」的观点所下的批评是：「他们忘记了本国的 历史传统，一味希望『皇民化』，妄想那样便可以为子孙谋幸福；因此皇民狂如雨後春笋 ，而且还产生皇民文士、皇民文学者等等。可以，代表纵使能『皇民化』，最後还有血统 问题应该怎麽解决呢？」[25]一语道破作为皇民派台湾人的悲哀。老舍在《四世同堂》中 刻划一系列汉奸的形象，他认为汉奸的育成与种种封建余毒有关，例如：「……我们的传 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 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26]然而台湾的「病症」更严 重，既有中国封建余毒，又受长达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殖民地性格。面 临血统困扰的「皇民」比「汉奸」要悲哀得多！ 　　（三）写出了各行各业平民百姓的痛苦与智慧： 　　在《亚细亚的孤儿》里，除了胡太明的家庭成员及一群知识份子外，令人印象最深刻 的便是胡太明常怀着歉疚心情面对的一般乡下百姓。例如种甘蔗失败的农场工人阿新哥、 难产而死的阿新嫂；质问「日本的正义在哪里」的米店老板；批评「米榖管理法令」、「 正条密植」不合理的农民；批判把一般民众供应的家畜和蔬菜，作为「国语家庭」和日本 人特种配给品行径是劫贫济富的老甲长；以及在刘保正谈话里因替思想团体演讲捧场而被 日警抓去坐牢的矮子皮匠等等。太明对「皇民化运动」的意见是：「……中了这种政策毒 素的，毕竟只有一小部份利令智昏的台湾人，其余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尤其在广大的农 民之间，依然保存着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们虽然没有知识和学问，却有和乡土发 生密切关系的生活方式，而且那与生俱来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为名利、宣传所诱惑的 健全气质。他们唯其因为与乡土共生死，所以绝不致为他人所动摇。反之，那些游移骑墙 的『皇民派』，却非常容易动摇，因为他们易为物慾所动，他们是无根的浮萍；他们的力 量看来虽然大，其实不然，微风、碎浪便可以使他们漂流失所的。」[27]在大陆的情况也 一样，「中日事变以後，许多人得时局之便，混进大陆，有的是由日本人捧出来的，也有 的是毛遂自荐的。他们用尽方法向民众招呼，但民众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这些得时局之 便到大陆去的『指导人员』，为了名利便会出卖自己的同胞，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28]这些如同「台湾连翘」般坚强地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自己的 个性及生命的广大人民，便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一种希望。除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外， 在日本抚平了胡太明失恋创伤的鹤子及其明事理的母亲，与在台日人不同，不在意太明的 台湾人身分，令太明难以忘怀。然而她们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可怜牺牲品，因太明租 的是「一个陆军军官遗孀的房子」。在老舍《四世同堂》里，一位老农民常二爷在被日本 人罚跪之後，羞愧气愤而病死（这一点与胡老人、阿茶的受辱时的情绪是相同的）他的儿 子遵行父亲遗言，为父报仇，将抢农民粮食的汉奸请到家里，放火烧房子，自己也生死不 明。老舍藉礽瑞宣的口，写出了对这些农民的感想：「这些孩子与大人大概随时可以饿死 冻死，或被日本人杀死。可是，他们还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别人的忙，还不垂头 丧气。他们什麽也没有-----。可是他们又彷佛有了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与几千年的 历史，他们好像不是活着呢，而是为什麽一种他们所不了解的责任与使命挣扎着呢！剥去 他们的那些破烂污浊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29]这也是吴浊流 在《亚细亚的孤儿》中，藉胡太明所感悟的紮根大地的百姓的写照。 　　吴浊流除了刻划各种人物形象外，小说场景更突破台湾一地，延伸至中国大陆及日本 ，以凸显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台湾人的「孤儿」意识、「身分认同」的问题、自卑心理 -----其实皆源自不幸成为日本殖民地这个历史事实。胡太明与久子的恋爱失败，因一为 统治阶级的日本大和民族，一为被统治阶级的中国汉族；参加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抗日集 会，被怀疑是日本间谍，以及在南京因暴露台湾人身分而被捕，皆因为台湾人被迫成为日 本国籍所致。在日本人实施离间政策，而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作为日本国籍 的台湾人，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必定是要承受如同「孤儿」般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 苦，来自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是无庸置疑的。那麽如何摆脱这个痛苦呢？在《亚细亚的 孤儿》中，吴浊流藉着赴「西北」（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曾导师劝胡太明的话：「只有实 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希望你赶快从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选择一条自己应走的路，这 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与你自己命运有关系的问题！」[30]来作为解决「孤儿」「畸形儿」 问题的根本方法。事实上，胡太明经历各种磨难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便有「趁此机 会再到大陆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不能如米店老板「那样地袖手 旁观」，但无法弄到乘船许可证及签证，太明大陆之行的念头不得不暂时打消。最後只好 藉着佯装「狂人」（透过「狂人」口中传达真理，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手法及精神 的重现及发扬）作为掩护，摆脱日本特高警察监控，偷渡到祖国大陆的重庆抗战中心。胡 太明最终选择的这条「抗日」的道路，便是几位进步知识份子屡次劝导的方向，因为这是 台湾人终结「孤儿」历史命运的唯一途径。也就是一部《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藉着具 犹疑不决性格的胡太明的游历、经验，带领读者目睹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被帝国主 义占领下的上海租界的惨状、成立汪精卫傀儡政权前夕的动荡不安的南京、在广州听闻日 军得意谈论「南京大屠杀」、强奸中国妇女等暴行的激愤情景、为勇敢的「救国义勇队」 年轻抗日青年慷慨就义所感动而惭愧的场面等等，特别是他不顾被日警杀害而冒险记录下 的一九三七年—四五年间台湾百姓度过的悲惨情况，小说最後以胡太明克服了性格上的弱 点，积极付诸行动回归祖国大陆，实现家庭团聚（胡太明的母亲阿茶屡次劝其再婚，但太 明始终惦记着大陆上的妻儿），投入全民抗战行列而作结。 四、结论 　　作为一部抗日文学作品，却必须使用日文创作，这本身即反映了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被剥夺了民族语言。此外一九四二年日本在台湾实施了徵兵制，「除了约有八万人作为士 兵出征外，作为军属派到战场的约有十二万六千人，其中约二万八千人战死或病死。不论 是朝鲜人、不论是台湾人，一方面作为殖民地居民被歧视，一方面又作为日本国民被迫尽 义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31]尚有最近几年才发现的「台湾慰安妇」问题等。但最大 的牺牲该是台湾人精神上、文化上的「殖民地伤痕」吧。在日本那场侵略战争中，由于都 以中国国土作为战场，因此损失更难以估计，「军人死伤者四一五万人，平民百姓死伤者 二千万人，流离失所者一亿人，一般民众受害情况严重是其特徵」[32]日本岩波书店《世 界》杂志从二OO三年一月号开始连载「战後责任—我们是怎麽面对战争责任、殖民地责任 的？」的讨论文章，其中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对亚洲的战争犯罪未能真相大白的我们的 调查、研究及市民运动，先要反省才是。所谓『从军慰安妇』的问题，直到一九九O年代 才开始正式调查，这就是证据。」[33]今年二月二十日在日本各地，展开纪念日本左翼作 家小林多喜二被「天皇制」主导下的法西斯政权虐杀七十周年的活动，以其生平事蹟改编 的话剧「小林多喜二」及以其母亲事蹟改编的「母」在全国各地公演。有良知的日本人仍 未忘记从那段侵略的历史中记取教训。吴浊流在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来社」日文版＜再 刊之际＞中（请参照前述译文）除了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之外（熟悉世界历史有国际观的吴 浊流，并未忘记除台湾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成为其殖民地外，尚有其他地区，因此在台湾 之後加上「等」字样）对美国所发动的越战，他视为是和日本一样的侵略行为，这在其自 撰年谱一九六四年「时代背景」这一栏，他写上「越南革命」[34]，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 的正义感。此版本最後戴国煇的解说，以书信体方式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围绕其周遭的 本、外省友人各自不同的际遇，值得我们思考。戴国煇如此下定义：「吴浊流的作品的世 界，我认为总结一句话，可以说就是以殖民地体制和以人为主题的殖民地文学。」[35] 　　从拙稿第二部分中日文版本比较中，可知吴浊流对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与台湾 知识份子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极为清楚明了的。他为替历史作见证，在日据後期，写了《 胡志明》。台湾光复，他在《波茨坦科长》中藉女主角玉兰，写出孤儿企盼祖国母亲的孺 慕之情，可以说是庆幸《胡志明》时代的终结。国民党接收官员中的投机份子，以及那批 为贪图一己私利，发国难财榨取民脂民膏的《波茨坦科长》中的原南京汉奸范汉智，皆成 为他极力抨击的对象。其後他再度为「二二八事件」留下历史记录，写下了《无花果》。 在《无花果》中，他认为这场悲剧，陈仪及其属下：「……由于坚持一个蠢意念做到底， 所以造成很多本省外省的死伤人数，这不是可怕的属於封建的官僚社会残渣作风，把一个 人当做一只蚂蚁的错觉而发生的吗？因此，像阿Q一样死的人也不少。但历史绝没有悲观 的必要；人的社会，不问古今，总是被那些不好的政治所歪曲，把牺牲的人们当垫子之後 ，历史才得以前进。所以没有悲观的必要，正好和河川的流水一样，一定会流入海里；虽 然在中途碰到山的阻碍而发生逆流，但最後还是流入大海里。人类的历史之流也是同样的 道理，所以绝没有悲观的必要，反正最後必定会流往人类希冀的光明的方向，也就是流入 属於真理的世界中去。」[36]吴浊流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所写＜黎明前的台湾＞中 的一段。他又再次在《无花果》中重申：「……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 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37]正如吴浊流在《 亚细亚的孤儿》等小说中一贯的主张，他不以民族，更不以籍贯去评断一个人，而以其思 想行动作为是非的论据。对祖国大陆的情感，可从他在自撰年谱中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 「事迹」这一栏，写上「归祖国」[38]可知（在《亚细亚的孤儿》中，胡太明本想埋骨江 南，无奈回台後，便觉愧对祖先；然而最终他仍旧「归祖国」了）。又晚年游澳门，「… … 不知不觉地似乎湿润的烟雾遮盖一切，我闭着老眼，静思许久才离此地，之後作三首 诗以志。」[39]以下即被迫删除，未能了解吴浊流的想法，但仅凭前两句话，已可感受其 内心对民族分裂的遗憾。在戒严令已解除的今日，吴浊流被删削的三首诗及其他文字，但 愿早日重见天日，让後人更加明了其思想全貌。「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五O年代白色恐 怖」，牵涉左翼思想的部分，他说要留给别人去写。这是一个疑问。「二二八事件」後，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在《新生报》「桥」副刊主编歌雷（史习枚）热情地推动下，本、外 省人共同携手合作，对「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所举办的第二次作者茶会，吴浊流、杨逵 都参加了。其後「四六事件」时包括杨逵在内的「桥」副刊的作者纷纷被逮捕，这件事对 吴浊流而言，毋宁是沈重的打击。但无论如何，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里，对左翼人 士及其思想，在台湾日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如实地描绘出来，这增加了作品的广 度及深度。 　　从拙稿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吴浊流对「孤儿历史命运」的看法。他并非以自怜自哀 悲苦的被害者姿态去描写这个「孤儿」历史，他藉着每个阶层人物不同的思想与行动，去 替这个「孤儿」身分下定义。事实上「孤儿」的命运已成为吴浊流笔下人物极力克服、挣 脱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即殖民地身分所带来的。因此《亚细亚的孤儿》并非吴 浊流为了宣扬台湾人的被害者自怜自哀意识，而写出的一部反映殖民地悲惨命运的小说， 吴浊流的真正原意应是在呼吁：「不要再让那段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演！」。他便是从 这追求世界和平的角度不惜牺牲冒险创作的。不只是一部《亚细亚的孤儿》，也不只是一 位吴浊流，对于台湾先辈们所遗留下的浩瀚的文学遗产，我们是否真正挖掘出他们那丰富 的精神宝藏了呢？吴浊流与杨逵都不约而同地说了相同的话，即在《无花果》最後的一句 话：「我不是愚公，但恐怕是愚公的子孙吧，所以不惜像愚公移山一般努力奋斗。这样做 下去，总有一天我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就会出现吧。」[40]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那个「 理想世界」的意涵呢？ [1]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二OO二年），一O五— 一O六页。 [2]吴浊流《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景出版社，一九八O年），四三页。 [3]吴浊流＜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收于《台湾文艺与我》（同注（2）），二页。 [4]收于《台湾文艺与我》（同注（2））五三页。 [5]同注（1），一一二页。 [6]吴浊流《アジヤの孤儿》（东京：一二三书房，一九五六年），二O五页。中译文责由 本人自负。 [7]吴浊流《アジアの孤儿－日本统治下の台湾》（东京：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七三年） ，三O三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8]同注（6）一一一页到一一二页，注（7），一七一—一七二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 [9]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社，二OO二年），一三六页。 [10]同注（6）一一八页，注（7）一八O页。 [11]同注（6）一一八—一一九页。注（7）一八O—一八一页。 [12]同注（9）三O二页。 [13]同注（7），二七五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14]同注（9），三一八页。 [15]同注（6）一九四页，注（7）二九一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16]同注（6）一九五页，注（7）二九三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17]同注（9），三二O页。 [18]同注（2），一七九页。 [19]同注（2）一八五页。 [20]同注（9），二五页。 [21]同注（9），七页。 [22]同注（9），二八八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二—九三页。 [24]同注（9），三一O页。 [25]同注（9），二六七页。 [26]老舍《四世同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O二—七O三页。 有关本书的探讨，请参考拙稿＜试论《四世同堂》的主题思想＞发表于世新大学《人文社 会学报》第一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27]同注（9），二六八页。 [28]同注（9），二六八页。 [29]同注（26），八七三页。 [30]同注（9），一九六页。 [31]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第二版》（东京：岩波书店，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页。 [32]藤原彰《昭和の历史５，日中全面战争》（东京：小学馆，一九八九年），一九页。 [33]《世界》二ＯＯ三年１月号，东京岩波书店，二九Ｏ页。 [34]同注（２），二一五页。 [35]同注（６），三二二页。中译文责由本人自负。 [36]吴浊流《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二八页。 [37]同注（３6），二二九页。 [38]同注（２），二一二页。 [39]吴浊流《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一九八Ｏ年），一八九页。 [40]同注（３6），二三Ｏ页。 网站来源: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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