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作与社会实践：
吴音宁、林生祥和张铁志的对谈
◎张铁志
（摘录，更多内容请见印刻杂志九月号）
印刻文学杂志九月号刊登了音宁、生祥和我的对谈。
音宁刚在印刻出版了「江湖在哪里」一书，是非常精彩、有重量的关於台湾农业的
报导文学，也是要了解台湾政治经济发展必读之书。生祥则是去年底出版了「种树
」这张专辑。我是在今年初出版第二本「反叛的凝视」。我们三人是属於同一世代
，年纪相仿，又都尝试用不同的文化创作做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可能 (当然他们的作
品比我更为掷地有声！) ，再加上音宁在为我的书写序时把我和生祥连结起来，所
以有这场座谈。
我自己在这场座谈中收获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在这里节录一点点：
※
张：
生祥进到大学做音乐以後，什麽时候开始把社会意识放进去，跟音乐结合？
林：
我自己比较清楚认知的是，那时候我知道台湾有个人叫罗大佑，他写的东西让我感
受很深，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写这样的作品，那种单纯的情歌感动不了我。我在
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吾乡印象〉的编曲，觉得那是罗大佑最颠峰的作品，以为它会
卖得很好，後来才知道原来卖得不好。我无法理解为什麽他最棒的作品《家》会卖
得最差。
吴：
铁志又为什麽会开始写摇滚乐？
张：
我写摇滚乐其实满晚的，听摇滚乐则是很早就开始的事，可是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
写音乐的东西。大学的时候参与学运，後来决定走学术研究、做台湾政治社会的分
析。但慢慢发现原来自己喜欢的摇滚乐，在西方的社会运动（譬如说六○年代）中
扮演这麽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九七、九八年时我开始注意到西方的反全球化运
动，也有不少音乐人的参与。另外，九八年的时候，很多英国音乐人反对布莱尔，
这成为我最早写的关於音乐与政治的文章。後来，一方面是因为深深感动於这些音
乐人的理想主义实践，所以想把这些分享出来。尤其自己既然是学政治学，也许可
以提供我的专业，去分析这些运动涉及的政经议题。
有趣的是，现在回头看，这个音乐和政治结合的书写跟我进大学之後的一个困惑是
可以连结起来的。我大一的时候，曾经困惑过要做文艺青年还是学运青年，这个抉
择具体来说，就是要参加文艺性社团，还是参加学运性社团；前者是读诗听摇滚，
後者是念马克思、研究台湾社会和上街头。所以现在从事创作，用抒情的方式来写
摇滚与政治经济，其实是结合当时的两种路线。这也是我将来想要继续书写的方向
：去寻找前卫文化的、波西米亚的，和进步政治的、激进主义的两种实践的彼此接
合。
吴：
我大学时代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创作。当时刚上来台北，像是全身毛细孔都张开了，
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感受很惊讶。例如，上大学之前我没有听过什麽是同性恋，
念彰化女中的时候知道女生谁谁是一对，但是我从来没听过「同性恋」这三个字。
而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关心政治方面的事情，所以进去大学以後想找个学运性社团参
加，然後就跟着同学林淑芬（现任立法委员）参加了中兴法商的青年社。法商青年
社算是我的启蒙之处吧，开始也不了解他们是在做什麽。成员很多是高雄来的，也
组读书会，读马克思等等，晚上聚会就唱歌喝酒，拿把吉他唱台语老歌；他们把自
己住的公寓命名为「火烧岛」、「六龟寮」，在那里经历过许多事。
不过我和学运社团的主流一直没有办法很贴近。学运社团定期开会、组织、讨论，
有很明确的目标，同时我又接触到另外一群人，像「浊水溪公社」那一票，而「甜
蜜蜜」已经在罗斯福路的巷子内开张，所以我身上就有两条线：一条是正宗的学运
、社运路线，一条是搞破烂的路线——这些人其实也参与游行示威，但他们并不被
认可为「学运团体」，甚至被瞧不起，是游离在学运路线之外的。刚开始我花在学
运社团的时间比较多，後来就渐渐偏向另一边了。
....
林：
我虽然没有参与学运的经验，但从 Woody Guthrie一路过来的脉络，也相信音乐真
的可以改变什麽。二○○三年交工乐团解散的时候，我才发现音乐家其实非常脆弱
，音乐并不能改变什麽。直到看到铁志的那本书《声音与愤怒》，我很感动，看到
例如 U2 的主唱 Bono ，原来做了那麽多事，尽管不是直接用音乐去做的，却提供
了另一种想像。那好像是一个高标，让我们知道人生还有许多可以努力。不过音乐
家真的很脆弱，他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创作、生命状态，必须强壮，才有可能自然
地把力量传递出去。我看到很多左翼的朋友前辈，他们谈思想虽然很进步，可是生
活能力却很糟糕，对身体、精神的挥霍无法节制，这就让我思考：左翼所带来的东
西都是好的吗？我现在比较倾向认为，左翼是一种生活的价值，让身心比较健康、
强壮，把自己的专业顾好，就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吴：
运动总是有个阶段性的明确目标，但在这之外，文化应该是更久更深的，那时你就
会想要去追寻那个更久更深的东西，不只是立即性的政策改变；当然政策改变也很
重要，只是选择创作，就没办法为了那些投注所有的时间。
林：
政治看起来好像是个很大的东西，但其实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台湾这几年，
跟一般普罗大众的生活比起来，政治和媒体大概是表现最差的领域吧。相较之下，
生活价值的选择和展现是更大的东西。但政治可以由许多层面来看，比如说，写书
、写音乐是不是政治？同样也在影响别人嘛。
写书可能更明确是个人的创作，做音乐就不一定了，我得跟很多音乐家互动，得解
释彼此的想法。我很幸运，待过一些很好的地方，遇到的都是质地很好的人，包括
现在工作的夥伴；左派的思考不是最重要的，最後看的其实是人性。我不是特地去
想要用音乐推动什麽，而是我自己喜欢言之有物的创作，觉得这样作品才有质量。
当然有个前提是，今天我不缺钱、家里没负债，所以我能维持我的自由意志，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张：
刚刚生祥说，看我的《声音与愤怒》很感动，发现音乐家可以有那麽大的力量，可
其实我在书中的结论并不是音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而是音乐只能扮演某种角色，
比如唤起意识。他们要成功改变世界，必须透过政治行动或草根组织。这跟我们自
己的位置很接近。我们三人选择文化创作来作为一种个人的社会实践，当然是跟生
命倾向有关，譬如需要一些私人空间来进行个人的想像与创造。但是文化创作至多
是用容易让人感动的方式来让影响人们的价值，或认识某些议题，唯有跟政治和社
会运动结合，彼此援引，才可能建立改变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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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ifif 来自: 140.112.223.19 (09/21 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