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很有趣！我很想知道陈昭瑛老师看到会怎样答覆 -------------------------转录自联合新闻网 我的後殖民立场（上） 【陈芳明】 台湾後殖民研究的迟到 後殖民研究在台湾的起步，可谓相当迟晚。这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先就国内的条件 来说，台湾文学的研究是在解严之後才正式开展的。戒严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殖 民体制。它对台湾历史、文学、语言、文化等等刻意压制与扭曲，造成这方面的研究长 期停留於缺席状态。对台湾文学研究的禁锢，也是透过《东方主义》书中所描绘的西方 白人殖民策略那样，亦即以想像、论述、实践三方面进行有计画的权力干涉。当教育权 掌控在戒严者的手上时，他们以想像的方式，认为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是没有两样的。 不仅如此，当权者认为，台湾历史经验的格局过於狭小窄化，遂迳自以中国的历史经验 来取代台湾的这种混乱的教育方式，终於使台湾历史淹没在庞大的中国论述之中。 中国论述对台湾文化主体的伤害，毫不逊於战前的日本殖民论述。今日仍然蔓延於台湾 的省籍问题与统独争议，便是这种历史伤害的残余。台湾文学研究的迟到，以至後殖民 研究的跟着迟到，并非是岛上知识分子欠缺历史反省，而是因为战後的再殖民体制阻 碍、限制、鄙夷这样的反省。战後戒严文化与战前殖民文化之间的共犯关系，由这个角 度来看，可以说最为明显不过了。 再从国外的条件来看，自八０年代北京改善与华府的外交关系以降，台湾文学史书写已 经形成中国对台政策的重要一环。他们的文化攻势，显然与曾经支配台湾作家的官方文 艺政策有很大不同。戒严时期的当权者，采取高压方式破坏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而现阶 段中国的文化政策则是竭尽思虑重新建构台湾人的历史记忆。在这一破一立之间，纵然 双方的当权者策略尽管不同，但是东方主义式的权力支配却毫无二致。中国以同样的历 史想像方式来建构台湾文学。其中最为重要的论点，便是坚持中国与台湾在近百年来都 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应该是互通的。以这种解释为基础， 中国大量支持各种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企图形成无可抵挡的论述。 中国近代史，无非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帝国主义侵略史。犹似台湾近百年来的历史，乃是 一部受损害、受侮辱的殖民统治史。不过，中国的文化策略似乎有意在帝国主义 （imperialism）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之间划上等号。这种混淆的历史解释，达到 了创造性模糊的效果，然而却禁不起检验。帝国主义，以严格定义说，乃是强权使用军 事侵略方式，迫使弱国必须接受不平等条约，必须开放门户接受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与掠 夺。在政治上、经济上，弱国无法维护独立自主的身分。然而，在文化上，弱国就不必 然完全丧失其主体性。相形之下，殖民主义带来的伤害较诸帝国主义还严重，因为，强 权者不仅在借来的空间进行直接的政治、经济支配，并且在文化上展开抽梁换柱的工 作，终至使殖民地人民丧失其固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 比较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与殖民主义下的台湾，就可发现双方在政经结构与文化性格方面 已产生极大的歧异。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大部分集中於沿海地区的城市，但是整 个广大的农村腹地并未受到多少动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可能培育了不少代理人，却未 直接在中国本部建立永久文化的政权。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国家的危机，不过，他 们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使用却丝毫不必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殖民地台湾的政经发展则全 然不同，而文化主体的丧失更是较诸中国还更不堪设想。台湾总督府的设立，周密而彻 底掌控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全部内容。台湾岛上幅员极小，并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农村腹 地，因此就完全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深刻渗透。自三０年代以後，日语思考逐渐成为台 湾知识分子的书写依据。包括最具左翼批判精神的作家杨逵、王白渊、张文环、吴坤煌、 苏维熊、吕赫若、吴新荣、郭水潭等人，都已承认不使用日语便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文学 思考。右翼现代主义作家如巫永福、翁闹，以及风车诗社的杨炽昌、林修二、李张瑞等， 又何尝不是需要诉诸日文才能进行文学创作。相形之下，中国三０年代作家并没有被迫 使用帝国主义者的语言来从事文学想像的工作。殖民主义对於文化主体所构成的伤害， 由此可以证明较诸帝国主义还来得深化深刻。 迂回讨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分野，主要在於指出强势的中国论述长期蒙蔽并阻 挠台湾的後殖民视野。中国透过国际上有利而有力的发言位置，使许多後殖民研究者， 无法分辨台湾历史经验与中国历史经验有何不同。从後殖民的观点来看，台湾文学绝对 是属於第三世界的文学。台湾作家在语言思考与国族认同上的混乱，乃是不折不扣第三 世界文学的主要特色。中国社会并没有这种现象，即使以最宽松的定义来看，中国文学 并不能划入第三世界的范畴。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未曾丧失过历史记忆与历史发 言权。中国文学的传统，也从未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发生过断裂。甚至在国族认同与 文化认同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曾受到严厉的政治挑战。当其文化主体仍然保持得极 为完整时，中国自然就不符合第三世界文化的规格。 然而，自一九七○年以降，中国自封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联合国，在任何国际场合， 北京自命为亚非拉的人民仗义执言。恰恰就是占据了这种发言的位置，遂使许多国际学 者误认中国的历史经验乃是第三世界文化的重要一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便 是持这种看法的代表之一。中国利用这种政治上的优势，遂企图以强势的中国论述收编 台湾的历史经验。这种政治基调，正是日後中国学者窜改、误读、曲解台湾文学史的最 高指令。 後殖民的立场‧後结构的思考 以第三世界发言人自居的中国，对台湾文学的收编，正是殖民主义的再延伸。犹如戒严 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文学的压制，也正是再殖民的具体表现。他们都是以权力为基 础，对台湾文学形塑各自的政治想像。对这种变相的殖民行为，乃是现阶段台湾文学研 究工作者必须警觉，并且必须保持高度批判精神。 台湾历史的整理与再整理，台湾文学的研究与再研究，都是构成去殖民（decolonization） 工作无可分割的一环。在研究过程中，台湾文学的主体笃定重建时，任何的收编与压制， 都将遭逢强悍有力的抵抗与反击。自一九八七年解严以来，台湾文学的後殖民研究可能 是迟到的。不过，从十余年来的研究趋势来看，这门新兴学问诚然充满了隐隐的生机。 两个事实便可道尽一切，那就是一方面新世代研究者的大量涌现，一方面丰富文学史料 的大量浮现。这些重新出土的史料，不断开拓前所未有的历史视野。而新世代研究者的 诞生，也不断提出具有批判意味的历史解释。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已不是腐朽陈 旧的中国论述能够围堵牵制的了。 即使以我个人投身於台湾文学研究的经验来说，也讶然感受到这个领域里潜藏的翻滚力 量。这三年来从事《台湾新文学史》一书的撰写，我更加能够体会到这门学问的广阔与 纵深。由於史料的陆续挖掘，我已完成的部分文学史书写必须重新改写。短短三年期间， 我已数度易稿。在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大环境之下，我建立起来的历史解释与文本分析就 不能不时时展开自我审问、自我探索、自我修正。我个人的经验尚且如此，则僵化的、 过时的殖民论述与中国论述岂能使台湾文学研究轻易就范？ 钻研台湾文学越深，我的後殖民立场也就越清楚。站在这个立场上，我当然能够透视日 本殖民强权与中国殖民强权之间微妙的共谋关系。在文学作品里穿梭探索时，往往使我 带有一种抵抗的快感。这是因为藉由台湾作家心灵的跃动，我颇能感受台湾历史所负载 的沉重力量。那份沉重，混合着各种殖民论述与权力干涉。我彷佛与台湾作家的生命并 列站在一起，共同进行抗拒的行动。文化主体的重建，不都是经过抵抗行动而次第获得 的吗？ 所谓後殖民立场，唯在主体的追求而已。近十年来，本土论述的崛起，已经蔚为风气， 并且也成为拆解殖民论述的重要利器。这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断裂； 至少对於东方主义式的权力支配，台湾年轻世代已毅然予以反击。本土论述的开疆辟 土，成绩颇为可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似乎已到达一个需要回顾反省的时刻。在本土 论述的文字中，常常可以发现「抵中心」、「去殖民化」、「主体性」、「解构」等等 的术语。这个事实，说明了後殖民思考已经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但是，如何为 这些术语填补具体的意义，似乎还未得到定论。台湾文学是一门充满各种可能的新兴学 问，要使这个领域维持活泼的生机，就必须让它具备开放的空间。任何僵化、封闭的思 考，极有可能为阻碍丰富的想像与多元的诠释。 对台湾历史稍有理解者，都知道有三条历史主轴在交错发展；一是原住民史，一是汉人 移民史，一是外来殖民史。台湾文化的建构与累积，无非是受到这三条历史主轴的影响。 只是殖民者凭藉垄断政治资源的优势，而使原住民史与汉人移民史的文化隐晦不彰。在 检讨後殖民的立场时，现阶段部分研究者对於外来殖民文化往往采取抗拒或排斥的态 度。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殖民文化所带来的伤害，毕竟不会由於殖民体制的瓦解 而消失。日据殖民文化与战後戒严文化残留下来的阴影，仍然还散布在当前的台湾社会 之中。 然而，台湾文化主体的重建，能否完全避开殖民文化的影响，恐怕还在未定之天。文化 的造成，是长期历史经验逐渐沉淀锻铸的。殖民体制固然构成对被殖民者心灵的巨创， 但伴随此体制而来的文化并非全然都毫不足取。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指出，殖民 者在统治时期携来的现代医学，诚然具有种族性的优越与偏见。但是，一旦殖民者远离 之後，被殖民者并不必然要拒斥现代医学。相反的，如何转化现代医学成为在地医学， 如何以批判的态度择取殖民文化，正是後殖民理论中的重要课题。（上） 【2002/04/08 联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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