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大第二届学生会长 范云曾说：「我们还在学生自治的半路上」。 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 　　1980年代，台湾正值民主化浪潮的浪头上，社会上各种劳工运动、农民运 动、女权运动、党外政治运动纷纷在街头上向当权者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权利。 　　学生运动也在校园围墙内、围墙外努力突破体制的压迫。这是二十年前， 在学生会长普选後，台大学生会出生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着动荡、激情、理 想、无限可能，众声喧哗的年代。 2010年的台湾社会 　　2010年，台湾正值解严後二十三年，距离民主化浪潮近三十年，台湾在面 临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浪潮时，国际局势对我国越来越不利；经济发展也不如从 前令人骄傲。 　　政党以「统、独」；「蓝、绿」意识型态，垄断着台湾社会公共领域讨论 的空间；校园内，资本主义推波助澜的功利主义发展思维，让校园陷入「惟名 是从」「惟利是从」的发展导向与学习思维。 　　学生，虽不管是在教育、在学术教育，社团活动乃至於是生活品质的选择 上都较过去自由，然而，这些自由是真的自由吗？虽然，这是一个自由主义与 个人主义昂扬，却面对着外在环境有形无形，企图形塑着我们自由空间的年代。 　　面对学生自治发展仍在半路上，我们必须先问：「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 接下来才问，而现在的我们究竟走到了哪里？下一步我们该怎麽走？而我们又 为什麽这麽走？ 【其他校园学生会的发展现况】 　　该往哪里走？或许我们可以从其他大学校园的学生会发展的现况做出一些 参考。 　　去年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来访谈台大时，他告诉我：「因为他在中共人民 解放军少将访问城大时抱了他一下，引起整个社会轩然大波。」 　　我好奇的问：「你们学生会这麽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呀？」 　　他说：「是呀！因为香港的大学学生会自许为社会的良知，在社会公共议 题上，各大学学生会总是会发表批判性的言论，批评时政、批评当局。」 　　这是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 　　然而，他们背後能够撑起这样的运作，不仅反映了香港市民社会对大学生 、知识份子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香港市民将学生会做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团体 来看待，更反映出其学生会意识自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不仅是社会上的社团法人，甚至还自行置产购买、聘 用专门职员处理会务、在校园内更是所有学生社团的管理单位。 　　对比台湾的成功大学、逢甲大学，其学生会对於社团经费分配、社团成立 与否亦拥有相当大的参与权力。就连台大一向希望看齐的世界排名名列前茅的 欧美名校，其学生会更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握有主导学生事务的权力。 我们的学生自治走到了哪里？ 　　以一句话来简单描述我们的现况：「我们现在是一群在校园内、校园外都 相较为特殊的公民。」 　　这种情况不仅仅源自於台湾社会传统上乃至於校园内的师长们对於「学生」 特殊身分的定位；同时，身为我学生的我们也应该负起一部份的责任。 　　这样的特殊身分，若从自治组织的「团结权」与「财务独立」来看，也同 时反映在台大学生会现行发展的困境：「学生会的权力现在是依附在学校权力 的结构之下，学生并不算拥有独立、完整的自治权。」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台大校务会议为最高决策权力的场域，而学生代表 大会为全校学生民意机关的最高单位，则为什麽理当由各院学生所选出来的学 生代表们只能在学生代表大会发表对校内的公共议题的意见，却没有资格到 「最终决策单位」的校务会议阐述己见？ 　　而更特别的是，学代们花了一整学期所汇聚出的意见在校内各层级的会议 里却都只能代表一个席次。 　　相对於由全校学生普选学生会长一席；以及每一个学院所选举出的院学生 会长也一席。同时，各院所选出的院学生会长，却也各在校级会议上拥有一个 发言权，共计17席；以校务会议为例，170席校务会议代表中，有17席学生代 表，其中12席为各学院学生会长（包括进推部），而学生会和学代会却分别只 有1席。 　　对比於学代大会选举出来的30多位各院学代们（法定上为一百余位），在 校务会议却只有学代会议长一席，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更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亦造成了所谓学生「团结权」的分割。 　　因为，在实务的操作上，即使学生会长与议长对校务有共识，在实际的校 务会议上亦必须向其他学院院学生会长结盟，并在会前达成共识进行磋商。 　　然而校务会议讨论的事务多为关乎全校的事务，平常学生会与学代会就相 当关心，但各院学生会长平时职务为处理各院事务，可能对校务会议的议题较 为生疏。 校务会议代表成员（共170名） 性质 人数 说明 行政主管 8名 校长、副校长、学务长等一级主管 各院教师与主管 131名 各学院教师代表、系所主管代表 非属学院单位代表 3名 体育室及凝态中心 助教代表 1名 助教 职员代表 8名 行政人员 工友代表 1名 工友 学生代表 17名 学生会(1)、学代会(1)、研协会(1)、各院学生会(11) 进修部学生会(1)、宿舍代表(2) 【备注】大学法第33条：学生出席校务会议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会议成员总额十分之一。 　　此外，在校级学生事务的处理上，在自治团体之上还有由校长、副校长、 学务长等各院长、教师，总计34位教师暨行政人员为委员；由学生会长、议长 其他各院会长、进修推广部总计14位学生委员所组成的「学生辅导委员会」为 学生事务在校务会议之下的最高权责单位。 （学生辅导委员会组织章程：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4/4-02.html） 　　在此之下，学生代表大会何来代表台大学生之最高民意机关？ 　　其次，在台大代联会时期，由於代联会乃由全校各系班代所组成，且主席 由班代间共同推选，因此，代联会与各系连结关系相当紧密。 　　然而，在现行制度下虽然民意得以因为直选而反映给学生自治团体，但在 缺乏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之下，便容易造成各自治团体之间的疏离。 　　我们可以发现，在台大参加系学会运作的人数，是多数，而参与并且学生 会行政部门、立法部门、院学生会的运作是少数。系学会理当是最基层的学生 自治组织，最能贴切反映学生的意见，却未见正式与学生会或是学代会连结的 管道，造成「民主赤字」的现象令人堪忧。 　　「财务独立」部分，就是我所称的学生团体间紧密关系的核心关键。 　　现行台大所有的学生自治团体大多有三种获得资金的途径： 　　1. 直接向学生收取会费，此种方式只有各系系学会与台大学生会 　　2. 向学校或课外活动组申请补助，此种方式只要是在台大登记核可的社团皆可进行 　 3. 向校外厂商获取赞助资源，此种方式不论是否为社团皆可进行 　　然而，我们发现，学生团体无法确实的团结起来源自於自治团体间，本身 并无财务统一的资源分配角色；如果说，台大学生宪章所揭櫫的是三权分立的 学生政府脚色，那学生是否也该拥有更完整的资源分配权力？ 　　在现况的发展之下，自治团体的发展常受制於学校资源分配的排挤，有时 学校可以以大笔的经费，招募学生直接举办活动：艺术季、新生书院如是。 　　然而，此些活动与学生会平时受学校补助之活动，须受到学生代表大会监 督与课责，并无不同，但却无相应的学生监督机制予以监督；并不符合学生自 治之精神。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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