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大选委会主席 清华大学第21学生议会电资院学生代表 赖鹏元 选委会作为负责选务的任务型组织，可以宣传选举吗？还是只能公告选举？ 假如你是一位活动的总筹，在活动倒数六天，活动的流程和活动需要的物品都还没到齐 、人员还没知会与训练，这个活动有可能成功吗？作为选委会主席，票卷还未印刷、选务 人员还没到齐令人紧张；选举公告及公报却已经发布，延後愈加不可能。我还记得当时组 内成员的担忧：「如果选举出现纰漏，我们要怎麽向选举人和同学交代。」我说：「选举 最糟糕会出现什麽情况？有人闹场？选举办不下去？那我们该作为的也不过就是重办一次 选举，与延後有什麽分别？」更别说值期中，同学身上都有推不得的外务压力，所以我们 决定赌一把，准时举行选举。这是算计，却没有算到失败会赔上的不仅是声誉和失败的活 动，还有直接反映在我们身上失败惩罚。因为学代玩的是学生自治，是政治。 後来我们失败了，如期开始选举仍显仓促，我们第一个投票时段发生票点没有票箱、选 务人员缺阵，还有现场负责人无法与掌握现场状况的情形。当天晚上所有候选人联署向选 委会抗议，要求重办选举并解散选委会。我们这边也有坚持，下周就是期中考周，许多组 员不能接受延期；再说当天後两个时段选务的状况逐渐好转，使我们相信选举只会愈来愈 好。由学生议会议长居中协调，随着我们提供的方案由选票不计、於事故地区重点宣传、 延後选举…一个个方案地逐渐退让，到最後只剩下一位选举人坚持重办选举。此时尽管我 认为重办选举也违反章程，但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最後我们妥协了。 原因是学生自治不是一桩活动，说退就可以退出。假如我们继续坚持形成僵局，那就得 承担选举失败的风险：我们得继续当一年的议员。这对清华学生不公平，因为他们只选我 们做一年的议员。但说起来吊诡，最害怕的其实是议员，承担义务相比掌握权力更没有吸 引力，继续在岗位上奋斗对议员们来说是种惩罚。这说明我们自治体系有个大缺陷：学生 自治是份没人想干的苦差事，只能靠理想与使命感来吸引志愿者。一个令人逃离权力的政 治体系，还能叫做政治吗？缺少政治的自治几乎沦为慈善企业，议员施舍时间、学校施舍 空间。 由於学生自治没被多数同学认识，每年参与投票和民意调查的比例也很低。学校政治上 就常以不具民意代表性否定我们的诉求，权力上用社团身分来矮化我们，导致组织成员不 满，并在自治组织成员和校方之间产生对立。我们往往只能祭出不合作手段，双方僵持不 下。但拒绝合作却无损校方执行政策，学生也默默地承受政策结果，沉默的多数最後变成 支持校方政策的一群，学生自治则被称作少数激进学生自己玩的游戏。另一方面，不合作 也得不到同学的谅解，”无作为”对比上学生会在各项活动的”有作为”反而更让学生误 认学生自治就是办活动。 为了弥补学生认知和组织路线的隔阂，我们需要取得更多民意，一来这能够避免学校民 意代表性不足的指控；二来扩大民意基础的前提是有更多学生知道学生自治，意味更多学 生有可能参选学生代表，带入更多种利益诉求和声音。 作为选委会推动学生自治组织的产生，我们希望确保这个场域是欢迎所有学生的。他欢 迎唱高调、唱低调和不成调的候选人，他欢迎时髦或务实的候选人，他欢迎左倾或右倾的 候选人。我们要扭转不妥协的印象、节约的印象、保守并且政治正确的印象，这些印象是 期中清大议会与清大学生会从各项校内议题的操作方式慢慢注入学生心理的，但他终究只 是本届任期的风格，并非学生自治的规范。因此这次选举，我们策画了一套从投票海报一 直到选票本体的宣传剧本，我们首度创作催票歌曲，还花钱绘制专业海报。透过宣传与行 销包装，才能颠覆以往对自治组织的印象，带给学生改变的勇气，无论改变对象的是十八 年学生自治思潮的结晶或学生权益的窘境。 最後宣传还是激起反对声浪，反对方认为媒介即讯息。所以学生自治乃至於选委会此类策 画选举的任务型单位都该遵循行政中立，只尽告知义务。这中立看似慷慨大度的容纳各种 人与动机来参与学生自治，却忽略当学生自治的民意与行政已经分别存在偏激与办活动两 极化的刻板印象时，主动宣传其他种可能性才能带来真正公平辩论的契机。 清大的学生自治存在这些问题，而我始终认为自治需要收纳更多的声音而不是”正确”的 声音，选委会担负催生学生自治组织的任务，难到不该致力於经营更民主的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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