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中产阶级价值的「革命输出」？ 李拓梓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mail protected] 2002/11/30 历来对阶级的看法很少超脱马克思（Karl Marx）与韦伯（Max Weber）两大门派的范畴，马克思眼中的阶级是历史的演进结果，也是造成冲突的必然，什麽国家民族，全都是掩饰阶级冲突的假面具。韦伯的看法则是，阶级虽成为一种社会的分类必然，但其可能的流动性却能够避免阶级间的冲突，当其流动越大时，社会的稳定性反而越高。简单的说，韦伯眼里的阶级，是包含在更大且可流动的「阶层」（stratum）范畴里的。 十九世纪迈向工业社会的理论到了当下，必然得面临新的调整和发现。很多人谈阶级的终结（the end of class），但事实上，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归还是比较正常的社会，只要阶级继续处於流动状态（Edgell, 1993）。问题在於，阶级的发展在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也许处於韦伯所认为的流动中，但在一个当代工业社会或者新兴的网络社会里，阶级究竟会僵固还是流动，就成了热门话题。 司马光在「训俭视康」一文里有句常受引用的话，「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本意是为了对他儿子教育一种应然（should be）的「规范知识」（normative knowledge）；但若要以实然的（is）「存在知识」（existential knowledge）以观之，则司马光陈述的事实，正是阶级僵固的来源之一（Weber, 1991）。人都会想办法保有自己较佳的生活水准，中产与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其扞卫本身资产为最力。不仅如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会藉着类似「革命输出」（revolution export）的方式输出自己的生活情调与价值，做为社会流动上升需求的「理念型」（idea type）。 阶级政治在台北 以阶级的角度来看，台湾并不是一个清楚的、分工完整的阶级社会，且源於对「阶级」「斗争」的污名化党国教育社会镶嵌，对於阶级始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比如多元入学制度的存疑这个议题上，民众所忧心的其实是中产以上阶级在制度上有优势，而发展出僵固的阶级结构；有趣的是，忧心之余，大家还是努力维持这个僵固，纷纷把小孩送进才艺班去。另一方面，选举时民众一直对「认同投票」（identity vote）感到恐惧与厌倦，开始期待「经济投票」（economic vote）的出现；问题是台湾不但没有阶级政党、更有严重的阶级恐惧，以致於阶级面向的「正常国家」仍在空想中踟蹰不前。 後进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於，先进发展国家的经验可以提供後进者少几个颠簸，网络社会的崛起则在於协助这些经验性知识的更广泛与快速流动，以促进後进发展国家「知沟」（digital gap）不严重者迅速发展并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当然，网络社会也会造成後进国家内部的知沟扩大，比如中国可能在同时出现自以为布波（BOBOs）的中产阶级与不知道日本人到底走了没的山中隐士。这种内部知沟的扩大造成了整个上层建筑内部的新冲突与新分歧，中产阶级不但要走向正常国家，还要将自己的价值「革命输出」，而无产阶级或受至於之沟障碍者则还在「前现代」的议题如前现代的国家认同里挣扎不已。这样的纠葛，大可能撕裂社会，小则引起各种规模的冲突。而这种一国内部的新歧异，则远非韦伯或马克思当年所能想像。 台北正渐渐发生这样的状况，僵固的阶级社会隐然建立，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正联手打造一个国际都会，捷运的骄傲、诚品现象、俱乐部文化与地下街活动正以纽约、东京、香港、上海的不同时尚热度席卷城市的中产阶级。产业的转型正迫使无产阶级迁离这个城市或成为服务业饮食摊的小雇员，台北「意欲」呈现在国际的不是龙山寺或行天宫，而是东区新兴市镇与修复中的各种布尔乔亚古蹟，比如最近重新开幕的红楼戏院与台北之家。两位先後任的民选市长分别代表台北的两股势力，小资产阶级的中小企业主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马英九与龙应台联手打造出的「国际都市品 味」正充满迎合中产阶级的氛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2）。 中产阶级做为社会流动上升的理念型模式，也正透过各种由资产阶级媒体主与中产阶级主持人或记者的复合体宣传或再制自己的理念，以提供理念型更硬的後台。国际都会很难避免这样的现象，於是如同东京意味日本、上海代表中国、纽约好像美国，台北也涵括了台湾。但是，经济社会的中心对国家的政治虽有重要影响，却不能代表全部。相对於北京才是中国的政治之都、华盛顿的发言才代表美国的立场；台北观点却因为政治与社会经济重心的重叠，而引发了台北误认为自己涵括台湾的危机。「出不了淡水河」或者「过不了浊水溪」曾经是一句攻击政治对手的竞选口号，现 在却成为台北执政当局自己的迷障。 对反的力量 二零零一年的立委选举与二零零二年的农渔会大游行两个政治的结果的出现，不仅仅是对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支持或挑战，背後隐藏的是台湾其他地域对台北价值的存疑力量之对反彰显（徐永明，2001）。文茜小妹大和我的野蛮姊妹加上新闻骇客在电视上发表各种高见，决策者虽然不满媒体的批评，却不得不每天关注每天来自媒体的舆论力量。一个一个决策在「多方考量」後的会议室的圆桌上作出，一张一张的剪报摆满在主管部长混乱的书桌上。 经济的不景气使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执政党期中选举必败的预言上，因为这是世界上所有「正常国家」经济投票行为的理性模型，屡试不爽（Harper, 2000）。就在在野党已经开始担心赢了以後谁来组阁的权力分配问题之际，选出来的结果却是在野党惨败。预言失败的媒体认为这只是「人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却忽略了南北价值的差异已然成形，代表现代性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大台北一方其实是「大声的少数」。 沉默的多数并没有很让执政党好看，农渔会大游行又是另一个例子，中产阶级根本不在乎的农渔会信合社，正是农渔民生活的重心，看起来不严重的改革对农渔民来说显得难懂，似是而非的煽动与政策永远中产阶级取向的怒气结盟，一举爆发的力量迫使执政党让步，从迎合中产口味的改革上退让也很容易被街谈巷议成「不改革」（夏珍，2002）。 「台北观点」的「革命输出」面临了台湾其他地域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像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发生来自全球化扬威的质变（贝克，1999）。今年（2002）高雄的市长选举，执政党喊出「高雄不作No.1，高雄要作Only1」的口号，不断强调高雄的特色与创意，与台北在「不同的面向」上一别苗头的意义突显（刘建清等，2002）。也就是说，在台北所推动的中产阶级价值革命输出，到了高雄其实是被当地中产阶级文化融合给在地化了，「胖达与小沈」系列行动电话广告作为开端，高雄的捷运必然会有高雄自己的特色，高雄的诚品也必须适应高雄人的生活习惯。 高雄如此，更要注意的是非中产阶级价值的区域，比如城郊与农村，他们是真正「沉默的多数」，他们没有媒体力量，当然也不会是受宣扬的主流价值。如此，他们的声音遭到忽略，只有选择以游行示威的方式或在投票时彰显自己的实力，迫使本来就误判的学者专家记者「跌破眼镜」。 迈向正常国家之不可能 城市边缘的游离者并没有进入成熟的晚期现代性，知沟的存在里中他们属於弱势一群。处於前现代的他们，关注的议题绝不会是星巴克与喝咖啡、诚品之於书或人的看与被看，台北之家从美国领事管到今天的变化都是他们眼中远在天边的事；反而是红楼戏院的「中产化」铲除了他们看小电影的场域比较危害他们的生活圈子、还是中产阶级味道浓重的「废娼」政策打搅了他们孤寂的单身生活。 这些城市边缘之外，广大而无声的民众无法理解股票、投信、投资型保险市场的运作模式，没有也对诚品星巴克兴致缺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政策影响」是被中产阶级看的一文不值的农业补贴，因为这笔补贴住少可以让种田这件事还留有最後的剩余价值。但是面对荒无的田地因为不得变更用途的过时法条而无只能让住加以荒唐的「农舍」方式矗立在不再种作的田里，面对产地价与市价天差地别的市场机制，如果不是政府透过农渔会而来的补贴与贷款，他们又如何继续种田？因此，不管农渔会如何黑天灰地的无法无天，只要这是被转嫁的「搭便车」成本，这些切身於农渔会 的沉默人民并不会像事不关己的中产阶级那样无端的愤怒。这时只要几句激进的口号，就足以让他们把新仇旧恨堆积上来，一起坐游览车来台北观光兼示威。 对於这一群人来说，他们生活里比较重要的价值恐怕还是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的国家、语言、传统等等，讲台语的外省人只要愿意走进民众的生活而不要扮演中产阶级价值的奶油小生，恐怕还是会比较得到这些善良而单纯人们的青睐。後现代或者後工业或者後传统还是网络都是他们心中太远的事情，「爱不爱台湾」才是他们心中首要的关注；民主的意义或自由的价值於他们来说，不是他们中产阶级同胞那样关心却又不知所云的事情，而是他们生活里很简单而正在实践理解的事。虽然这样跌撞的过程必然经过许多误会，比如黑金、地方士绅的传统力量，比如农渔会的缺口，但是 这些搭便车的代价，一时毕竟不容易感受。 爱不爱台湾这样的激进口号简单而又是非分明，讲台语的外省人以前很爱台湾，现在不讲台语了，都跟外省人在一起，就疏离「我们」了，就成为「殷」（他们）「不爱台湾」的一群了。在全都是台语的环境里，「他者」极易区分，比这个人的哲学观或市场观容易区辨，因此「我群」的凝聚也变的简单，在投票行为上也比较容易表现。 如此，投票大多数停留在认同与经济两种行为之间，在一国内部的知沟间摆荡；这是晚期现代性与早期工业社会情境处於共时性的结果。中产阶级投射的革命输出在淡水河或者大汉溪还是大肚浊水的某一条溪河间遭到阻碍，在这个阻碍之下，内部共识的凝聚即出现严重的问题，造成迈向正常国家的不可能。麻烦的是，又由於阶级的僵固性也正慢慢的出现，这样知沟落差的持续性也会跟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造成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僵局（deadlock），时时困扰着台湾迈向晚期现代性的正常国家进程。 参考书目： Edgell, Stephen, 1993, Class, NY: Routledge. Harper, Marcus A.G., 2000, "Economic Voting in Postcommuist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9（November 2000）, pp.1191-27.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2，《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台北市政府。 贝克（Ulrich Beck），1999，孙治本译，《全球化危机》，台北︰商务印书馆。 徐永明，「检视台湾选举的变与不变」，2001/12/3，中国时报，版13。 夏珍，「改革，别闹了」，2002/11/22，中时晚报论坛，版二。 韦伯（Max Weber），黄振华译，1991，《社会科学方法论》，台北：时报出版社。 刘建清、蔡幼华、洪美华编着，2002，《相遇新高雄》，台北：新自然主义。 -- 真正尊重别人价值的人决不说什麽解放某人, 尊重自己价值的人必不甘受人解放. 唯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真正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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