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CSCommunity 看板] 作者: aswing (面包超人) 看板: CSCommunity 标题: [情报] 姚人多老师的文章 时间: Sun Mar 9 17:52:45 2003 1. 中国时报 　 政治新闻 　 920309 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 　⊙姚人多 　 我去年才从英国回到台湾，每当我打开电视，我总有些文化上的不适应与落差。 看着银幕上一些光怪陆离的节目，脑袋里想着其他国家的电视， 我常常问自己一些问题：例如，为什麽我们的足球转播竟然会插播广告？ 为什麽台湾有这麽多新闻台与谈话性节目？为什麽我们的新闻会这样子报？ 为什麽常常上谈话性节目的来宾就是那几个？ 为什麽我们的立法委员会在电视上主持节目？ 为什麽平面媒体的记者会变成谈话性节目的座上客？ 为什麽一些明明是很糟糕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社会生存？ 什麽时候台湾的电视才能赶上英国的水准？ 到底是什麽因素在阻碍当今台湾的媒体进步成一个符合公与义标准的媒体呢？ 　对这些问题，试图以一个简单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就是「界线」。 我的观点很简单，一个公与义的媒体应该是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 我今天想提出一个不同於传统第四权的理论架构来处理媒体在社会中的定位问题。 我把社会拆解成四部分：政治、市场、个人、与媒体。 这四个部门各自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 政治部门追求的是权力、市场部门追求的是经济利益、 个人部门追求的是自由及隐私、而媒体部门所追求的则是公共理性空间的建立。 基於这些明显差异的逻辑，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 这四个部门间的界线应该是不可逾越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界线清楚的社会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理论上的空谈。 举例来说，英国的ＢＢＣ便是一个严格遵守这些界线的媒体。 然而，台湾的情形如何呢？ 在台湾，这些界线的存在与否乃是自由心证、见仁见智， 既然是自由心证、见仁见智，所有人都可以选择性地遵守或逾越。 於是，政治力量像幽灵般地盘据着媒体，赚钱至上的逻辑被大小媒体奉为圭臬， 而媒体则赤裸裸地入侵个人的隐私。 在这个界线不断被逾越的过程中，当年提倡媒体改革的人自己当起电视台的董事长， 立法委员跑到立委同僚主持的电视节目上大声疾呼党政军退出媒体， 杂志附赠政治人物的性爱光碟、足球转播被拦腰插入广告、 平面媒体记者跑到电子媒体当起政治评论者，球员兼裁判，裁判兼主办单位， 「所有坚固的都消融在空中，所有神圣的都被亵渎了」， 所有应该有的界线都被逾越了，所有可能的混乱都在台湾发生了。 　这种混乱的情形的确令当今有识之士泄气与沮丧。然而，更糟糕的是， 我们前头似乎有一股无法撼动的势力在阻止我们停止这种混乱。 举党政军退出媒体为例，民间社会呼吁它的实现已经有数年之久， 在这期间不断有人组织、撰文来鼓吹政治与媒体二者间界线的建立， 不过，成果却十分有限。 据新闻局的调查显示，一直到今年初， 台湾总计有五十八位立法委员、县市长、县市议员或乡镇市长参与广电媒体的经营。 今年二月，执政将满三年的民进党政府才好不容易在陈水扁总统登高一呼的情形下 把它变成一项端上台面的改革政策。 在这一波改革的呼声中，一些政治人物有感於舆论的压力纷纷辞去媒体的职位。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在热闹喧腾了几天之後， 几位指标性的人物却依然不动如泰山。 民视董事长兼民进党中常委蔡同荣「避风头」出国访问， 而无党籍立委陈文茜则依然一个礼拜五天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四平八稳。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二月十三日的「文茜小妹大」中， 当有来宾对陈文茜说，民进党这一波媒体改革是「项庄舞剑，意在文茜」时， 她还笑得十分得意，并扬言如果民进党再逼她， 她将在二○○四年总统大选时帮连战、宋楚瑜助选。 　为什麽要台湾的政治人物辞掉媒体的工作这麽困难？ 原因不难了解，如果在媒体兼职对其个人的政治生涯没有帮助， 他（她）们便不会如此依依不舍、欲走还留。 然而，我必须特别强调，问题这样问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下去：为什麽这些政媒两栖动物依然还能在台湾生存？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民众尚未意识到这两个领域之间必须要有一条界线吗？ 　除了政治人物的顽强抗拒之外，阻挡改革的势力还来自於媒体本身。 过去我们向极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後， 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 今天，「媒体自律」这四个字已经丧失它的公信力。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机制来监督及「惩罚」那些不自律的媒体， 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自律的媒体不一定能在台湾生存。 我个人认为，这种来自媒体内部的阻力更大於政治人物的抗拒， 因为，这里牵涉到整个公义社会里最难对付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 　为了商业竞争，今日所有的新闻都必须轻薄短小，最好还能加上点娱乐的色彩。 公共电视总经理李永得把这个现象形容为电视新闻把采访的对象当成是免费的演员。 王筱婵现象也许正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 透过新闻，台湾的民众一开始看到她穿着漂亮的小洋装搭飞机出国， 接下来看到她与郑余镇沉浸在爱的喜悦越洋专访， 然後有一天打开电视突然看到她在萤光幕前含着眼泪唱歌、然後开记者会、 在立法院门口下跪、到郑余镇家祖坟上香， 最後，则是看到她摇身一变乾脆转行为记者出现在萤光幕前。 这些有关王筱婵的新闻如果用严格的新闻标准来检验，没有任何一件符合社会公义， 不过我们的媒体还是大加渲染。 在我看来，与其把这整个事件解释成王筱婵个人操控媒体的功力， 倒不如说是台湾的新闻媒体特别欢迎像是王筱婵这些喜欢作秀的人。 　这种报导作秀的新闻编采方式台湾政策辩论的风气形成是相当有杀伤力的。 我们的官员做早操、跳舞、化妆、慢跑、看球赛、 剪彩等无关全民福祉的事电视新闻全部现场连线报导， 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我总感到忧心忡忡。 因为有着这种报导方式，政治人物每天的「行程」在媒体上遂变成了「政绩」， 政策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媒体看得到，如何才能让媒体感兴趣？ 作秀的效果远远超过做政策。 这是一个向下沈沦的恶性循环，理性的空间永远无法透过这些报导来形成。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篇有关於当前台湾记者的文章， 文章上面引述一位资深记者的话： 「在这一行工作，得把学校教的那一套新闻伦理、新闻价值全都丢掉」。 我看到这段话真的是感触良多。 这麽看来，台湾的媒体文化几乎是一个众人皆输的局面： 学者充满了无力感、记者没有了专业的价值感、观众看不到好的节目、 社会没有了理性空间。到底谁赢了呢？难道只是那一个代表收视率的数字？ 　看到这麽多令人沮丧的现象，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身为一个社会学者，我到底有没有悲观的权利？ 其实，改革的方案从来都不缺乏。 许多人都曾提出不同的媒体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包括： 一、把公权力移到民间，给予媒体观察机构制裁的力量； 二、加强记者工会的力量； 三、加强媒体学会的力量； 四、建立一个独立於政治之外、拥有自身财源的媒体评价机制； 五、建立一套规范清楚的广播电视法。这些 方案有些正在推行中，有些已经推行数年，我不是一个学媒体出身的人， 对於这些方案哪一个比较可行又有效，我想就留给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去评价。 站在一个社会学者的角度，我认为，除了这些具体的方案之外， 我们还应该把一个公与义社会结构勾勒出来，然後呼吁社会大众重视这些界线， 这便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Copyright 2003 China Times Inc. -- 真正尊重别人价值的人决不说什麽解放某人, 尊重自己价值的人必不甘受人解放. 唯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真正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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