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电话的那一头幽幽地说着：「可是，你知道吗？八○年代已经离开我们了。」 挂断电话後，有好一阵子，我一直未能确定是否明白朋友的意思。书架上一排整齐的书背 中，浮现着「八○年代学运史」等的字样。对於以体现「时代精神」为特质的所谓「学运 」，用「年代」作为界定与描述的判准，岂不正适宜吗？但是，对於我们这一群在八○年 代被命名为「学运青年」的人来说，究竟有谁可以说他真正拥有那个传说中的「八○年代 」？而「八○年代」，又曾经属於过谁呢？甚而，究竟是什麽样的发言位置，使得我们对 於某个名为「八○年代学运」的事物始终有股喋喋不休，乃至进行审判的冲动？ 　 　　「八○年代学运是什麽？」 　　朋友，你的提问将我推入了深渊中。是的，按照某种纪念碑式的「八○年代学运史论 述，我总是被设定为它的当然代言人之一─或者，样板被告。作为据说是第一份学生地下 刊物《改造》的参与者，作为第一个公开的学运串联组织「大学法改革促进会」的推动者 ，作为激烈主张社会议题优位与「人民民主路线」的「民主学生联盟」的核心成员，我似 乎没有沈默的权利。然而，对於这些，我是宁愿保持沈默的。理由？因为我所最想叙说的 「八○年代学运经验」，总是漂流於庄严的「学运史」论述的有效箭靶范围之外。即使保 持沈默，「八○年代」真正离开我了吗？ 　 　　已经有好几年了，每次开车经过仁爱路与新生南路的交叉口，都会不油然地仰头望着 路旁一栋建筑的顶楼，坐落在不起眼的普通加盖违建里的一个劳工教育中心。经常於夜半 经过时，那里都依然灯火明亮；心里猜想，一些过去学运年代的朋友，仍然忙碌着，也许 是为着某个成衣厂的关厂抗争，也许是为着某厂外劳雇佣争议。屡屡有股冲动，想上去问 候这些朋友：「近来还好吗？」只不过，我从没有一次停下车来。这些朋友总是疲於奔命 各处，以微薄的人力收拾着台湾经济发展所遗留的恶质元素；我的出现，看来是个尴尬的 多余。但是，里面的坚持与理直气壮是熟悉的，里面的疑惑与苦恼，可能也是熟悉的。八 ○年代学运的某些理念，沈静地在这里缓缓沈淀，落土扎根。每次看到这些身影，我只能 毫无招架地陷入心中总也无法回避的「八○年代」。 　 　　过不远处，在几条街外，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所在，也是另一个聚集着我所认识的同 侪的地方。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步入民进党中央党部，在明亮宽敞的办公室内，面对友人 摸着啤酒肚，谈起如何「为台湾人打拚」，夜夜辛苦应酬，我心中却是感觉着轻松与自在 。在这里，我不会特别回忆起「八○年代」，因而，也不需要回避；它，不过是许多年轻 党工与「新世代」政治人物早已毋须炫耀的疤痕。我晓得，我继承自八○年代对於政治人 物近乎偏执的不信任，依然如昔。丢下我的偏执，八○年代学运的另一部分，其实也悄悄 地褪去浮华的外表，找寻新的生命。我明白，我还没有离开八○年代。我的朋友们，也还 没有。 　 　　「草根运动」，或者「群众运动」，该是八六到八九年多数学运参与者最共通的经历 。八七年台大大新社总结了在鹿港反杜邦的现场进行社会调查的经验，发表「新社会宣言 」。之後，由南到北，几乎每个学运团体里，下乡调查与支援社会运动都成为寒暑假的必 修课。下乡，滋润着这些学生接近「基层」、「边缘」的想像，不过，也使她们接触到自 身与不同的弱势主体样态之间的断裂。曾经在咖啡厅与路边酒摊高谈阔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我，在下乡的冲击中，逐步验证，由「弱势者」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社会，原来是如此 艰难的学习过程；甚至於对来自弱势群体背景的学生而言，亦复如是。由「草根」的角度 发言，不再是如何去认识自我之外的遥远又抽象的它者的生活世界的问题；它，开始像是 场练习如何放下自我的种种傲慢与偏见的漫长战争。自我重塑，在社运抗争的田野现场， 一次又一次地无声地发生着。遗憾的是，它们却是多数的「学运史」作品所遗漏的。只是 ，对曾经身历其境的我来说，这些才是这个「年代」中最动人心弦的篇章啊！ 　 　　我一直怀疑，「学运史」文体对於这些主体经验的「遗忘」，并不是偶然的；这种「 遗忘」，也许不幸地正是八○年代学运中流行的种种「解放论述」所共享的。以「族群尊 严」之名也罢，以「阶级意识」之名也罢，许多时候，这些「解放论述」，倒更像是方便 着所谓「学运领袖」们严明划分友敌的政治计算公式。从八○年代初到八○年代末，一件 事情似乎一直没改变着：感性与情绪乃是「政治理性」的反命题。在学运组织中，主体经 验的表白与沟通，仅仅是作为「坦白交心」与「向草根认同」的权力技术运作的对象而被 鼓励着。在强调着「言论政治正确」与「革命纪律」的氛围之下，学运团体，确切地说， 是男性的友谊共同体，是「兄弟」们共筑梁山「打天下」的所在。学运团体中的女性，泰 半扮演着沈默的事务机器的角色，或者，在不妨碍「兄弟义气」的前提下，成为「兄弟旁 边的女人」。这种学运，是如此地「理性」，以致於它所了解的「解放」女性的方式，不 多不少，只是将女人变成另一种「男人」。 　 　　凡是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这句话，毫无例外地，适用於八○年代学运自身。由 八九年开始，学运团体中女性主体意识较为鲜明的成员，纷纷出走，另外组成以女性主义 为主题的新团体与连线组织。八○年代学运文化中潜藏的男性沙文主义，在进入九○年代 後，更是受到主张「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与突出「差异政治」的女性主义直接而全面的批 判。至此，在纷杂的八○年代学运派系系谱之外，整个八○年代学运论述的共通特性与限 制，才於焉清晰呈现。原来，八○年代学运，已经是最後一个「学运」，最後一个以普遍 主义的「启蒙理性」为基础论述的学运，同时，也是最後一个仍然执迷於争夺「时代精神 」的主导权的学运。有人喟叹着「九○年代没有学运」，可是，难道不能说，所谓「学运 」的终结，就是八○年代学运给予九○年代最好的礼物。 　 　　在八○年代，学运团体中最流行，也最无异议的语言，莫过於「彻底反对」。在每一 次的抗争中，检验「政治纯洁」的标准，取决於某种无所疑虑与保留的「彻底反对」姿态 ；争取「时代精神」主导权的争战，逼使「学生领袖」们必须大声地、急促地、义无反顾 地喊出一个接一个的「彻底反对」，然後，「彻底反对」别人的「彻底反对」。进入社运 现场时所感受到的弱势群体与自许为「代言人」的运动者之间的具有高张力的伦理关系， 再度消失於政治思考与政治实践中；「学运领袖」的发言，占据，乃至窃取弱势群体的发 言位置为己有而不自觉。终於，主导权争战的副作用，在恶名昭彰的「五月分裂」中趋於 表面化。八八年的年初，「国会全面改选」的声浪渐趋高张。三月之後，当时担任台大代 联会秘书长的锺佳滨，开始与「民主学联」翼的学生协商五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议题的行 动计画。在对於代议民主体制的性质的左翼观点与右翼观点的辩论中，在对於要以社会议 题为优先，还是以政治议题为优先的争议中，双方核心成员的互信基础全盘崩解。五月， 台大学运团体对於「民主学联」翼的「抗议教科文预算违宪」活动发表杯葛性的声明，在 媒体的渲染与推波助澜下，转瞬间就爆发成八○年代学运的首度公开分裂。相对於无止无 尽的分裂、结盟，不论我们所相信的意识型态为何，「时代精神」这种东西的解构，每天 都发生在每一个学运团体的聚会上；既没有人会特意提到，也不必具文为一套严格的论述 。在这群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政治观点上的歧异，但是，这个「年代」─假如可以这麽说 的话─的吊诡之一，就在於：在我们彼此之间认为差异最大的地方，却也是我们之间彼此 最相似的地方，形成某种秘密的命运共同体。在每一场「校际会议」上，在每一次争取「 时代精神」的主导权的激烈言辞交换中，我们都有意无意地瓦解着所谓「时代精神」这个 幽灵。每个团体内，对於某些「对立派系」的厌恶或者恐惧，如同传染病一般流传着，用 以证明他们所衷心服膺的意识形态即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每一个厌恶或恐惧，却也 只能以更爆炸性的分裂与对主导权的争夺来克服。也许，没有人真正抗拒了作为崇高的「 时代精神」标志的诱惑，但是，也没有人真正征服它。对於曾参与这些争斗的「学运领袖 」最好的描述，该是海明威小说中钓回一摊鱼骨头的渔夫罢。这是当时的我所不明了的事 ：「时代精神」，恰恰是一具鱼骨头。 　 　　「八○年代」并没有离开，因为，遗忘、压抑差异的诱惑，依然甜美。它存在於我们 相信唯有掌握着社会资源的群体，才能做出正当而有效的发言的时候；它也存在於在我们 仍然以团结之名，书写出普遍性的解放论述的时候。遗忘掉在权力场域的边缘被异化的「 她者」，回避了询问我们的自我认同与慾望看似自然的正当性是如何可能奠基在对「她者 」的声音的压抑上，对我来说，「八○年代」就还没有结束。我，还能够对这个「学运的 年代」继续说出什麽呢？或者，在我虽有所抗拒但又依然延续着某种虚构的神话的同时， 是不是该问一问：这一场发言，终究又遮掩了哪些难以言诠的沈默？ 　 　　朋友，其实并不存在着「八○年代学运」，不是吗？假如你正抗拒着那难以抗拒的幽 灵，不管我是否认识你的名字，乾杯！ --------------------- 节录自 狂飙八○ 记录一个集体发声的年代 ‧作者：杨泽主编 时报出版 -- When I give food to the poor, they call me a saint. When I ask why the poor have no food, they call me a communist. -Helder Camara-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40.112.21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