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０年代社会运动1＞ 八０年代台大学运──怎样成为自己 作者：罗叶 　 -------------------------------------------------------------------------------- 　　《瞧啊，这个人！》是存在主义大师尼采的智慧杰作，我曾经很想买来拜读，却迟迟 没有付诸行动，唯独对该书副题「 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印象深刻；在我试图 回溯八○年代台大学运的此刻，内心所隐隐惶惑不安的，便也正是「人怎样成为自己」， 我如何走过那段巅狂岁月，蜕变成现今的我？由於一九九○年退伍後，我几乎一直都是个 「编辑」，而这又是我高中、大学生活的重要学习，因此不妨循这线索找回去，看看曩昔 的自己，寻味过往的同志情谊。 　 　　整个八○年代的台湾，可说是以「美丽岛事件」揭开序幕，它发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 月十日，经过一番逮捕与军法审判，肃杀声浪淹没了同情。当时就读国三下学期的我，正 为七月高中联考作准备，放学後，偶尔会从南门国中绕远路，散步到龙山寺附近等公车， 顺便翻阅书报摊的党外杂志；但因发生美丽岛事件，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先後查禁《八 十年代》、《亚洲人》等刊物，使我失去课余窥奇的乐趣，或许正因为这样，我只好专心 读书、打打篮球发泄精力，几个月後顺利考上建国中学，少了党外杂志浪费时间，说起来 应该感谢宋楚瑜。 　 　　进入建中後，文学热情逐渐萌发，不假思索就加入校刊社，准备当个建青编辑。我开 始阅读大量闲书，小说、散文、哲学思想、从牯岭街买来的过期杂志，课业成绩渐趋滑落 ，却自得其乐的酝酿文学梦。如此升上了高二，正式进驻建青编辑室，杂书照看不误，多 出的则是策划、写稿、学习面对完稿纸；倘若仅止於这些，绝对不需太多时间，但因掺杂 对课业、家庭的反叛，编辑室便成为避难所，经常藉故请公假，与好友窝在里头抽菸、听 披头，偶尔看书或写稿，要不就是跷到台大打撞球，苦闷与紊乱构筑着所谓的「红楼才子 」，而成绩一落千丈，高二上学期三次月考，数学相加不到一百分，兼又对化学不感兴趣 ，闹了一场家庭风波，下学期便转念社会组。转念文组後，课业成绩意外好转，连数学课 本也能像小说般甘於捧读。成绩没问题了，烦躁的却是校刊编务上的审稿制度，在那接触 过程里，我认识到国家机器对学生思想的箝制，这使我对国民党难有好感，升上了高三又 很嫌恶「三民主义」，尽管我在阅读孙中山原典时感觉颇佳，但教科书与原典差异甚大， 过度阐述附凿後，可能连孙中山本人都搞不清，又因被列入联考科目，使它成为填鸭教条 ，不再是活泼思想更遑论信仰。於高三上学期曾经帮学生辅导室编辑《成长》刊物，下学 期，李晶华老师送我一张云门舞集入场券，依稀记得那已是联考前第三十七天，表演地点 国父纪念馆，舞码正是着名的《 薪传》。傍晚时分，我就带着三民主义教科书出门，想 利用搭车时间猛Ｋ一阵；然後我进了表演厅，在欣赏《薪传》时，原本颇爱那布幔灯光塑 造的意象，它模拟先祖们「唐山过台湾」，结尾则安排一群孩童上场，象徵国家新希望； 偏偏就在那瞬间，背景音乐「国歌」响起，全场观众肃然起立，而我对於其中夹杂国家认 同颇不以为然，兀自坐在原位，内心交织着莫大挣扎与恐慌... 。我隐约听见後排观众的 指责，但就是不肯起立鼓掌！散场後，我随人群涌出户外，在回家的公车上，映着微弱灯 光，俯视手中的三民主义教科书，猛然感觉它犹如狗屎；但是，为了考上大学、为免辜负 母亲的期望，就算狗屎吧，我还是硬吞下去了。 　 　　八三年大学联考後，我进入台大社会系，展开一段孤独的摸索。在情感上，大一浸淫 於狂热的初恋，大二坠落失恋的深渊。在文学上，开始写作诗或小说，试着向报纸副刊投 稿。至於校园活动，甫入台大，正是吴叡人担任代联会主席，相对於国民党的长期掌控， 当时的改革派学生彷佛让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包括大学新闻、大学论坛、医讯、法言 等社团刊物，八二年即以「普选」推动校园民主，要求代联会主席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 但因未被校方接受，进而标榜「还我学生权，还我自治权」，攻占代联会作为学运据点， 这也便是我在活动中心所见到的「学生政府」。 　 　　然而我是孤僻的，加以当时对校园民主毫无体认，反倒感觉「学生政府」太狂妄，这 便错过了原可提早结识的诸多好友，直到大三担任《台大法言》总编辑，才逐渐走向改革 派学生阵营。大二後的暑假里，挥别失恋情苦，我意外阅读鼓吹台湾意识的若干书籍，对 社会环境有了关注，正巧社会系同学何棋生当选法代会主席，在其盛情邀请下，我允诺主 编《法言》，首度尝试报纸编务。最先推出的，是由许舜能执笔的「女教官涉嫌宿舍餐厅 经营弊端」，引发法学院训导处震惊，相关压力接踵而来；不过，那位女教官後来终究被 调职，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这使我发现「媒体正义」的力量。基於这开始，以社会系学 生为主的法代会重返改革派阵营，但仅只站在边缘，并未参与社团串联；刺激我们的踽踽 独行的，彷佛是法学院训导处的颟顸审稿，无论时评散文或新诗，他们都能挑毛病，这便 唤醒我建青时期的记忆，缠斗的意志愈趋坚定。为了让《法言》彻底转型，大三下学期起 ，总编辑改由许传盛接任。我们初识於建中，进入社会系後，他一直参加大新社，透过他 ，大新主笔们也为《法言》跨刀，我则较常赴台大校总区，逐渐熟识大新社的林志修、吴 介民，医讯社的王增齐、王作良，乃至其他社团朋友们。 　 　　就在这年五月十一日，母亲节上午，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李文忠在傅钟下静坐绝食，抗 议校方对他的退学处分；事件导因是他「大一英文二修或三修不过」的争议，由於双方认 知殊异，先前已活动中心召开公听会，但因李文忠积极参与党外运动，退学处分夹杂了政 治考虑，而国防部的徵兵召集令又火速寄来，更加深整件事情的阴谋论，改革派学生为争 取平反时机，遂趁母亲节园游会开幕之际，於椰林大道游行抗议，直接挑战孙震校长的行 政权威。 　 　　我是在「公听会」当晚结识李文忠的，基於义愤与同情，母亲节当天便为他的绝食守 夜。那一天，从下午到深夜，情治系统大举动员进出台大，可以想见国民党对此事件的关 切；隔天，校方即应学生要求，组成「九人教授调查委员会」，稍後并建议校方准予李文 忠复学，由於孙震校长曾经允诺接受教授决议，绝食行动便告收场，孰料学生们竟遭行政 当局欺骗，李文忠等人遂赴行政大楼前抗议，与三十多位校警发生肢体冲突，多名学生受 伤，而李文忠也在五月十六日被迫南下入伍服役。 　 　　李文忠事件落幕後，林志修代表改革派参选代联会主席落败；法代会主席何棋生即将 任满，国民党方面运作夺回法代会，遭大学新闻披露；医讯社王作良等六人因主导李文忠 绝食事件，遭校方处以留校察看，校内学运动能一时式微。但在暑假期间，以大新、大论 为主的社团学生南下鹿港，参与反杜邦设厂运动，则是学运脚步跨向社会的重要尝试。 　 　　升上了大四，只能以「诸事缠身」来形容。首先，社会系的难兄难弟们交卸法代会， 转任毕业生代表联合会干部，且将我引荐为毕业纪念册总编辑，先前我编过的报纸期刊都 是黑白印刷，为求补充彩印经验，决定挑下那个重担。其次，针对纪念册的预算规划，我 结识了毕代会财务长－－女友阿咪，失恋两年後又再恋爱，自然也是很花时间。大四一开 始，我正式登记为大新社员，而大新旋即因审稿问题遭校方惩戒停社一年，社长许传盛、 林国明、陈明祺均被记过，改革派社团乃串联签署「争取校园言论自由联合宣言」加以声 援，却遭台大「连络中心」刊物恶意中伤；於是，大新社决定举办「惜别演讲会」，在大 陆社、三研社及多位研究生参与下，尽管校方秘密探知演讲者名单，向各家长恐吓「上台 演讲者一律退学」，仍难遏制如箭在弦的抗争风潮。 　 　　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暮色渐沈中，改革派学生将台大校门口每棵椰子树绑上黄 丝带，现场播放Joan Beaz 的抗议歌曲，大横布条上写着「只要真理存在，我们终将回来 」；稍後，学生群众千百集聚，不安气氛隐隐笼罩，经由林佳龙等人开场後，确立了「和 平不理性」局面，学生们接棒畅言盛况空前，而这也正是台大《自由之爱》团体的摇篮。 基於这场演讲会的成功，校方未敢妄施惩戒，「自由之爱」团体又於十二月十日举办「肥 皂箱演讲会」，同一天「自由之爱」创刊号出炉，担任地下编辑的我忝受抬爱，负责撰写 发刊词，劈头即是：「让我们尝试检验真理的体质，就在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上，我们什 麽都该重新认识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与没有仿冒的爱！」之後，台大学代会通过决议，要 求废除审稿制度，改革派社团展开「大学改革方案刍议」签名活动，配合《自由之爱》第 二期出刊。当然，校园民主风潮受到大环境解冻的影响颇深，举例而言：八五年十一月， 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八六年五月，《当代》杂志创刊；到了九月，《文星》杂志复 刊，《台湾新文化》与《南方》杂志相继问世，这些刊物都为文化界注入活水，较特别的 是《南方》，其负责人吕昱因高中时代参加读书会，竟被判处十多年的政治牢，出狱後仍 对学运情有独锺，而我与好友游士贤意外担任《南方》第二期美编，因此结识吕昱，辗转 认识其他院校的学运成员。 　 　　八六年九月底更有一件大事，亦即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国民党在威胁逮捕无效後， 十月初，蒋经国宣称即将解除戒严及开放党禁。随後便是年底增额国代与立委选举的重头 戏，台湾首见两党对垒，许多大学生不禁投身为反对党助选，而我与郭宏治、许传盛，去 蔡式渊的国代竞选总部帮忙，在南方朔的带领下制作文宣，因缘际会做出一份对整体选情 颇有影响的传单。 选战过後，民进党大有斩获，学生们重返校园，其他院校的学运渐趋活泼，台大《自由之 爱》继续燃烧。八七年一月，关切校园情势的蒋经国终於有意将国民党知青党部迁出公立 大学，稍後「台大教授联谊会」成立，「教授治校」呼声高涨。在社运勃发民心思变时空 下，有一天，我在台大公馆附近遇见南方朔，他说即将与朋友创办一份刊物，问我有没有 兴趣去做事？我听了，心中虚荣窃喜，但因当时毕业纪念册尚未完成，只好简单婉谢，稍 後始知那就是《新新闻周刊》，而我迟至九○年退伍後，才进入新新闻担任文字编辑，继 续受到南方朔教导。 　 　　八七年春节过後，《自由之爱》重新出发，对内厘清组织本质，对外则是跨出校园。 有监於大学改革非仅限於台大一隅，《自由之爱》第三期祭出「新社会宣言」，那是郭正 亮的力作；随後即有「大学改革请愿团」赴立法院请愿，如此持续抗争至五月，又在校园 内扩大游行要求普选，此事虽仍未成，改革派推选的陈志柔却当选了代联会主席，为日後 普选奠立基石。这时候，毕业纪念册也已大功告成了，但身为总编辑的我并未毕业，说来 不免有些好笑。基於各种因素考量，我初上大四时便决定念「延一」，迳将一门必修课留 到大五下学期。暑假里，为求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去《南方》杂志打工当美编，当时总编 辑已是郭正亮，他邀集一批台大研究生主笔，陆续推出政经社会相关专辑，而在吕昱热心 串连下，《南方》对於校际学运的整合贡献甚大。我在《南方》打工半年，稍後转至「三 映」，那是由政大学运成员翁明志创办的传播公司，旗下另有「第三映象工作室」，专门 制作各种社会纪录片。当时正是台湾社运勃发期，劳工、反核、国会全面改选... ，诸多 议题前仆後继，街头频见示威游行，我则负责制作录影带封面，由於收入有限，年底又到 民进党兼差，担任《民进报》美编；或许是因为这缘故，不愿隶属任何政党的我，入伍後 竟被政战系统指为「民进党员」，前五个月遭特别隔离，後来则是当工兵、盖营舍直到退 伍，虽然日子比较苦，体魄却也练得结实，不能不说是民进党「惠我良多」。 　 　　八八年开春後，大五下的我逐渐淡出学运，当时蒋经国崩逝不久，李登辉政权犹未稳 固。我想趁着当兵之前，读读书、写写稿、顺便练练退步的体能，闲暇时便爱出游散心， 两度到花莲凤林拜访许传盛，他也同样念大五而准备服役。第二次去花莲休闲时，某天傍 晚，我与传盛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猛见萤幕中播出警民追殴－－那便是着名的「五二○ 事件」，数千农民北上请愿，与镇暴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我们熟悉的许多学运同志也置身 其中，头破血流、遭警拘禁，当时我就对传盛说：「如果人在台北，应该也是那样子吧！ 」但我们只能为学运同志默默祝福，因为，那已是告别，在入伍前夕，我们的心情已提早 毕业。 节录自 狂飙八○ 记录一个集体发声的年代 ‧作者：杨泽主编 时报出版 -- When I give food to the poor, they call me a saint. When I ask why the poor have no food, they call me a communist. -Helder Cam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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