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理想的半路上： 为「踏入学生自治的世界」作序 范云* 2009.10.25 「台湾大学学生，为弘扬学术，追寻真理，塑造自由平等之社会，建设民主 法治之国家，制订本规程，共昭信守。」──二○○五年我回到台大任教，也许 是好奇心，或着是一点小小的责任感作祟，我答应参加学生代表大会的新学代训 练营担任讲师。就在我忙碌於课堂与课堂之间的暂歇片刻里，主办同学拿来了一 本「台大学生法规手册」。打开这本看来并不起眼的小书後，我看到了前面这段 文字。一字一句，我念着这几个曾经非常熟习的一段文字，有些莫名的悸动。 我是多麽地清楚，这段文字，经历了什麽样的过程，成为台大学生宪章的一部份 。八○年代末期，校园学生运动正在浪头上，恰好是我从大三担任学代，到大四 担任会长的那段时间。为了让会长普选後的学生会章程，如期进行全校复 决，那一两届学代，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又一次加开章程审查的特别会议。 活动中心大礼堂、研究生大楼会议厅，许多次，我们是从下午一点开始审查章程， 一直晚上八九点才散会。也许我们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彷佛是制宪般地谨慎与 学生法官的任期应该多长？注册的台大学生，倘若没有缴学生会费，到底还是不 是会员等？以及，章程的前言，是否要为学生自治标举出「高远」的社会理想？ 当我失去学生身份後，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重回到当初的校园里时， 走过曾经日日报到的活动中心，心中难免兴起疑惑，到底过去我们以青春浇灌的 梦想田地，是否真的长出了些什麽，真得留下了些什麽？然後，我看到了这段被 完整保留下来的宪章话语，白纸黑字，一字不变，经历了十余载春秋，安安静静 地被置放在学代们人手一本的学生法规手册里。莫名中，我感觉它的存在，好像 在无声地守候些什麽，也见证些什麽。 这段文字是台大学生宪章，也就是台大学生会的自治章程中的第一段，开宗 明义地揭示了学生自治的理想。这段话，是从一九八八年暑假开始到一九九○年 间，当时的一群台大学生（还有律师黄国锺），历经无数个非正式会议以及正式 的学代大会会议逐条讨论後，所通过的文字。这份学生宪章，也在一九九○年的 五月，历经台大学生全校复决通过。 历史是有灵魂的，某些精神，似乎能穿过表面上看似断裂无情的历史片段。 个人或集体记忆会随着人事的更迭吹灰湮灭，但，典章与制度背後的精神与理 念，却真能穿越时而斑斓、时而黑暗的历史高墙，一代一代地被保留下来。上一 个世代的学生们在八○到九○年代间，在不同的校园里追求普选、言论自由与学 生自治的故事已然失传；然而，带着社会改革理念与自治意识的学生宪章，因为 学生政府的民主架构，得以保留至二十个年後的校园里。 这段文字，似乎在静静地叩问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心灵，你们──作为这个 大学，这个学生校园的主人──能以什麽样的行动，丰富与实践这样的理念精 神？ 一个同事最近问我，他说，有年轻朋友在参与校园自治後非常失望，觉得曾 经是理想的学生自治，已然沦为学生政客权力竞逐的场域。「过去辛苦争取了这 麽久，到底学生自治有意义吗？」同学问。另一个也在教书的朋友说，她的一个 学生在发现校园其实并未真正民主时，质问：「为何过去的学运参与者没把改革 的工作完成？」。 作为一个曾经投入学生自治运动的运动者，我的确遗憾，学生自治的理想并 没有完成。如今，我更忧心的是，如果新一代的学生，没能体认这个事实，认同 并承担起未竟的历史责任，那麽，再一个二十年，学生自治的理想仍然只会在半 路上。一年又一年涌入大学之门的青涩新生，四、五年後，转化为一届又一届拿 了文凭，走向职场的大学生。也许我们必须质问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这个快 速变迁的社会里，这个曾经的理想真得还有价值吗？抑或，学生自治其实只是八 ○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残余，理该随着历史远扬？ 为什麽学生自治会和「弘扬学术」与「追寻真理」有关呢？ 大学不是为贩卖知识与文凭，为市场（与家长们）服务的学店。学生宪章上 说，学生要弘扬学术，追求真理。如果我们认同，大学，有弘扬学术，与追求真 理的职责，那麽，「学生自治」就是保障学生拥有学习权，进而能形成学生意志， 共同参与大学自主的重要前提。 摊开大学的历史，学生自治的理念正是一代又一代不同社会的年轻人与大学 内外的统治者斗争而来的。它的正当性，来自於学生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社群， 有参与大学的权利与义务。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生产知识与追求真理，以及将知 识传递给新的世代。也因此，教学与研究是大学存在的最重要目的。然而，证诸 历史，研究与教学必然会受到统治权力的干预。也因此，在西方大学的发展过程 中，如何让大学独立於政治以及宗教权力之外，得以拥有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可 以说是大学历史发展中的核心议题。 为了追求学术的自由，为了不被干预，大学就必须自治而不是他治。大学要 自治就必须思考其核心两个群体教授与学生在大学自治架构中的角色与地位。当 代教学的理念越来越倾向於认为教育是必须以受教的主体（也就是学生）为主的 设计。所以，大学的治理，绝对必须让学生有充分的参与，才能达到自主以及教 育的双重目的。 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在人数上，是大学社群成员的多数。然而，因为传统教 育观点往往高度压抑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同时，也因为学生的「过客」性质， 其在大学的权力结构中，必然处於相对弱势的位置。如果学生要参与并影响大学 自治，其作为弱势者的团结权则是不可或缺的。如同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工人而 不是资本家需要团结权的保障。因为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就是因为其能影响或 决定游戏规则。也因此，只有弱者需要团结权的保障。基於此理，学生必须成为 学生会的成员，这是学生团结权的行使，也是集体权利的保障，不应被视为个人 「不参与」自由的被剥夺。 为什麽学生自治的理想与「塑造自由平等之社会，建设民主法治之国家」有关？ 大学在民主社会中兼具有教育公民的责任，让每个人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份 子。公共关怀，以及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种品味的培养。说它是品味，不是要 凸显其高尚。而是要指出，公共参与是需要时间，才能培养出的兴趣、能力，以 及承诺。然而，公共参与，也是极为容易让人受伤。有人在参与後挫败、犬儒， 也有人学会操弄权力获取不当利益。学生自治，为还在校园中的学生提供了一个 宽容以及容许犯错的学习场域。就如同工人参与工会，公民参与社团，学生透过 学生自治得以学习如何过一种良善的公共生活，进而有可能共同提升整个社会的 自由平等与民主法治。 前路险重重 理想的提出，永远比理想的实践容易。在此刻，二○○九年的当下，台湾各 个学校成立学生会组织超过二十年後的今天，它面临了不同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学生的团结权严重被分割。 学生如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其对外代表权理应统一。也就是说，学生作为 一自主的共同社群，其外交权应当具有一致性。法理上来说，拥有外交代表指派 权的应当是校园最高学生自治组织的学生会或学代大学。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学 校的各级会议自行任意地决定应当由哪些学生代表组成。这样的任意性，所造成 的结果除了学生的团结权被分割，各级自治团体互不协调理会外，我们也看到被 指派出席的学生代表因为对会议性质经常因缺乏兴趣而导致频频缺席。最後，将 学生分而得以治之的校方行政单位，反过来指责学生对校务缺乏兴趣。 其次，学生自治组织普遍财务仍不独立。 财务不独立的主因是学校的课外活动经费仍是由学校行政人员掌握了绝对 的分配权。如果课外活动经费，是来自公民的税金（或是父母的学费），为的是 让大学学生得以在学生活动中学习成长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自己管理自 己活动的经费。没有独立的经费，就不会有自治的精神，就好像没有独立的经济， 人格往往也很难独立一样。 再来，学生文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们的学生文化仍然体 质孱弱。这样的文化体质必需追溯到战後国民政府来台时，一举清除了日治时期 建立的学生自治组织传统，及其之後白色恐怖的余绪。七○年代开始，学生逐渐 出现零星的反抗意识与组织化行动，在八○年代末期到达高峰，运动的高峰中， 各校学生自治组织一波波顺风成立。 我们可以说，民主与本土化的风潮是那波学生自治运动背後的大环境养分。 待校园随着政局的民主化逐渐开放後，学生的行动主义也逐渐弱化。网际网路的 兴起取代了传统校园媒体所撑起的公共领域。同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 中成长的一代，在课业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下，很容易选择在消费生活中找寻自我 的认同与主体性。最後，学生理念与行动组织的历史断裂，使得校园政治日益庸 俗化。无法厘清自己的论述与沈沦的政党政治有何区隔的校园政治，也阻却了具 有创意与热情的理想主义行动者投入。 谁来作先锋？ 那麽，到底我们可以作些什麽，需要思考些什麽呢？从现在这个历史的横断 面上往前看，理想的确仍然遥不可及，前路仍然充满了障碍。然而，回首来时路， 从八○年代至今，二十年来的改革，不是没有累积。这次有幸阅读师大前学生会 长林少轩的着作，「踏入学生自治的世界：学生会理念与实务笔记」，从自治的理 念、自治的组织架构，到校务参与经验与财务分析，我很高兴地看到学生自治的 空间，已经训练出新一批人才，拥有清晰的头脑、青春的热情，与实作的精神。 他的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自治务实操作宝典。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 以选择一些重要的中程目标，思考可以着手进行的大小计画： 首先，我们需要重建校园公共领域。在大学当中，学生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具 有批判意识的公共领域，可以说是大学是否能以真正自主的重要一环。在前数位 时代，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的学生曾经藉由蓬勃的学生报纸与文宣架构出一个也 许仍不够大众，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批判性公共领域。然後，在网路兴起後，这个 藉由报导、书写与阅读大众架构出的公共领域变逐渐崩毁。校园新闻专业主义不 再存在，网路上的直接的讨论，取代传统的公共领域。然而，由於网路上难以形 成适当的讨论文化，以及相对匿名性，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信任以及名誉难以形 成。当然，我并非要回溯古老年代。而是在理解新的媒体型式後，积极思考，如 何重建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校园公共领域，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台大学生这两年 成立的「意识报」就是一个相当令人期待的成功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校园慢慢 有改变，有些长期被忽略的公共议题被提出。这样的媒体其实就可以培养出一群 具有批判意识的校园公共领域的参与者。 其次，我们必须深化学生自治的理念与文化。学生自治组织的场域，如果缺 乏对理想大学的想像，也可能会沦为与大环境无异的庸俗政治。我们也许可以从 社团与自治团体间的沟通与对话开始，厘清我们对学生自治与大学的理念，慢慢 扩散并建立基於这样理念的自治文化。过去这两三年中，我对校园的参与，强烈 感受到，学生的言论、集会与结社权利依然严重受限於校园法规以及行政主管的 权力。即使学生自治被大学法保障，但是大学行政单位未曾改变的家父长心态反 而因新一代父母亲的过度亲职（over-parenting），而被积极地合理化。学校可以 透过看似民主的委员会审查，任意禁止学生社团的成立。校方还是以争议为由， 介入校园公共领域的媒体自由。大学生是成年人，也是国家公民。学生自治是国 家法律给予保障的学习自由的一环。当然，学生的言论、集会与结社公民权，也 不应因其学生身份而受到限制。 第三，推动各校学生自治与学生运动档案室的建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 与文化，可以说是历史的结果。同样地，当代学生的思考行动（或不思考与不行 动），也将影响下一个世代。基於此，我们应当更更有意识地整理过去的历史， 也系统性地记录当前校园行动的思辨与讨论。也许可以由学代大会通过提案，建 议各校的校史馆或校史资料室，将学生的自治与运动史列为重要的蒐集对象。例 如，我们的近邻，韩国高丽大学以及日本京都大学的校史馆中，都有学生运动的 历史档案展示。高丽大学的校史展示中，除了将相关照片放在极显着的位置，还 特别彰显该校学生对学生运动的参与及贡献[1]。 第四，我们需要积极锻链校园行动主义。改变社会的行动能力当然不可能是 天生的。这个特殊的行动能力(其实就是社会运动)，就如同其它能力一样，必须 被渐进式地培养。校园是每一个大学生都会经历过的一段青春岁月，也是每一个 年轻世代在被职场体制个别吸纳前，得以开创自己世代风格的最初、也可能是最 终的实验场。每一个带着理想的年轻世代都应当更有意识地在这个场域中，锻链 行动主义的精神。 当然，大学是知识的殿堂，行动不是盲动。知识与行动其实存在着双重辩证 关系。作为学术社群的一份子，行动前与行动间，结合经验与知识的分析，会是 行动最好的指引。而，诚如马克斯所言，行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作为想要 理解社会的公共知识份子，藉由行动，我们更能看清自己的不足与结构的力量。 因此，也只有在行动中，我们能理解改变的困难，及可能。只有当我们有能力务 实地看到改变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永远乐观地作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也许我们 可以重新检视九○年代改革未竟的大学法。目前大学法虽保障了各校学生自治组 织的存在与校务参与权，但却未给予学生自治组织唯一法定的代表权与最高财政 权。也许我们可以思考，是否以大学法的位阶，阻止各大学分化或矮化各校学生 自治组织的作法，还给学生完整而不被分割的自治权。 在这个序言的最後，我想说的是，革命不会在一个世代完成。你现在作的， 很可能并不会有立即的结果。但是，我们从不应，也不会因此放弃。理想的实践， 需要视野与想像力。如果所有的人，因为看不到结果，就不愿意为改变付出努力 的话，那麽，这个社会许多的变革，就从来不会发生。 [1] 感谢台大社会系同事吴嘉苓提供的讯息。 *本文为林少轩(师大前学生会会长)即将要出版的新书「踏入学生自治的世界： 学生会理念与实务笔记」序言。 **本文作者曾任两届学生议会代表，台大学生宪章起草人与提案人，第二届台 大学生会会长，现为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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