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Writing 里说 法院本质是保守的 学术则可以是基进的 基进与保守 你选择哪一边？ ============================================================================== 正义与可及性---- 建筑与法律的共同课题 【邰小朱】22/06/1999/ 睡眠是漂泊者的危险 醒来是另一个陌生 房子不是为我们盖的，它只收容专家的理想 六月七日，中央日报社论上，南非人马嘉布拉如此描写穷人的困境。 诗人的警言值得所有以社会工程师自居的建筑与空间专业者自惕：即使花再多的力气处理 空间的配置、考量动线和节点，没有阶级观点的建筑设计，没有社会文化脉络分析的都市 计画，建筑师的所有努力终将是水面浮动的花影，一场假的把戏而已。 南非太遥远而陌生了，先举台湾的例子。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里有『开放空间』 的规定，当业主盖房子时在建筑基地里留设一片空地，上面不搭盖任何东西，可以藉此得 到容积率的奖励。简单讲，就是捐出一点土地给公众使用，政府就让你把房子盖高一点。 『开放空间』顾名思义是没有建筑物在上面的由自然物构成的土地，通常广场，公园与庭 园都可以被称作开放空间，其存在可以提供都市中的游憩活动。从这里不难看出为何土地 使用分区规定中，会以奖励的方式希望业主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多留点空地。这是典型的 想藉建筑设计的手法，进行都市品质改造的制度主张，理论上，地理学论述中常强调的空 间正义可以藉此得到一滴点实现，实际上呢？ 台湾的开业建筑师都知道，开放空间奖励规则早成了建商与建筑设计者联手偷吃步的利基 。许多公寓大厦的中庭其实就是应该开放给公众使用的开放空间：建商名义上把土地捐给 公众使用，在建案完工後，设个警卫亭加个门房，公众的开放空间就成了只供住户出入的 大厦中庭。建商获得了容积奖励还不用另辟土地来造景庭园，凭空多得一至三成的利润。 设计制度的人或许会辩称：『这是开发者不守法的问题，不是法令制度有问题。』好吧， 暂且接受这种『法律的黑体字主义』的谈法，看看那些完全合法没有违规使用的开放空间 奖励案例吧。 仁爱路的鸿禧大厦门前有小片庭园与空地，依法是开放空间。有谁可以因此而停留小憩抽 根烟？没有。因为鸿禧大厦多达官贵人，开放空间上的警卫会趋近暗示你不要逗留。鸿禧 是特例？那再看看安和路的五星级饭店，没有路障没有铁门也没有警卫在开放空间上，但 是也没有方便休息或驻足的设计，原本应给公众自由使用的地方，实质上成为大饭店的景 观装饰，间或沦为黑头轿车驶向大厦的门廊，『开放空间』成为彰显建物气派与客人尊贵 的配衬，在这样的空间配置下，开发者没有违法，但是『公众』不见了，空间的正义被碾 压。 名都市设计学者林区论及开放空间时，特别强调可及性（ACCESSIBILITY），目的就在於 考虑都市设计的社会与文化面向。按他的说法，开放空间不应该只是一块没有建物的空地 ，它的物理形式其实不重要，是否可以让公众接近，并得以在其中展开自由地社会探险旅 程，才是『开放』一字的意义。开放空间不应该是中庭，不应该是装饰，应该是社区广场 ，是公民论坛，要像庙埕，像不花钱的露天咖啡座，可以热闹缤纷也可以寂寞，可以邂逅 也可以孤独静坐。但，谁会在远东饭店前约会呢？流浪汉能利用到此『开放』空间吗？从 正义角度出发，可及性绝对不只是个物理向度的设计课题，而是个经济问题。鸿禧与远东 的例子很清楚，动线再方便，设计上再体贴使用者再多麽具邀请性都没有用，空间的利用 是一种资源的争夺，空间是在使用过程中被界定的，在台湾，开放空间最重要的概念：「 可及性」，付之阙如，所以建商得利，无辜的都市更形拥挤；更糟糕的是，都市计画制度 多把使用者当成只有一种使用者，所以开放空间规定为建商利益护航之余，更稳固了优势 阶级对都市的支配权力。台北，不折不扣地，没有阶级思考，去文化脉络的都市设计作品 ，到处都是。 地理学以外，谈正义最多的就是法律了。英国的例子，今年工党拟议了ACCESS TO JUSTICE 草案，一部法案，名称涵盖了可及性与正义两个概念。事情如下： 英格兰与威尔斯素有法律援助系统，分刑事与民事两部份。人民第一次出席治安法庭，可 以请律师不花钱，国家全额补助；被警察约谈，不管何故，任何人得请律师，也是国家出 钱；刑民事官司，不管被告原告，低收入者，国家出全部钱请律师。民刑法案件的初次谘 询，也是国家出钱请律师。所有的法律援助费用由国家支出，一九七零年，全年费用几百 万镑，到九三年，激增为十四亿镑，九八年预估超过二十六亿镑。整个系统的设计概念， 诚如VAN CAENEGEM教授在剑桥法律系讲座时谈的：『再好再公平的体系如果人民无法接近 ，终究是不正义的。』道理很简单，穷人打不起官司，没钱就没正义。六零年代时，法界 一度倡议完全免费的司法系统，陈义太高而流产。即使如此，高额的法律援助费用已成为 财政庞大负担，此次的法案，目的就在於『节省纳税人钱，让法律系统更有效率。』按工 党的讲法，法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官司当事人而是律师们，法律援助制度成为律师印 钞票的执照，律师事务所用纳税人的钱当壁纸糊。草案中，新设了申请法律援助的许多门 槛，首先跳脚的也是最积极反对的就是律师协会。该会在各大报刊连载了四幅全版广告： 监狱里被警察滥捕的黑人青年；因住宅情况恶劣而致病的女婴房客；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 ；工伤的劳工，律师协会用四则虚拟但常见的案例诉求：他们将无法对警察、房东、丈夫 和雇主提出控诉。法律协会说工党的首席大法官罔顾正义，大法官则谴责律师是贪婪的肥 猫。辩论持续进行，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法律需放在真实的社会运作过程中被检验 ，也就是说，没有法理学（JURISPRUDENCE），只有法社会学。 这个辩论很像全民健保保费的辩论，赤裸裸告诉人民，正义和健康就是商品。法律是个大 市场，像医疗资源一样，一年千亿计的大饼正等着众人分食。在台湾，争夺者有药厂，药 商，财团医院，中小诊所，中医，西医，药剂师，在英国，有出庭律师，事务律师和保险 业者。繁琐的计费细节一直被讨论，人民一直被告知要争取正义获得健康之前需三思而後 行，你能不能享有此基本人权端视你口袋中可以掏出多少钱。没错，人权不是天赋的，而 是买来的。 这就是为什麽不得不以阶级的概念来谈可及性的原因，不独独建筑如此，法律更是。传统 的都市计画制度以及都市计画法庭判例，有没有处理到阶级问题？当然有。但这并不代表 它们援用了阶级的概念在进行思考，顶多只能说『看』到了阶级议题。亦即，法也好，计 画也好，人民在它们面前是没有差异的铁板一块，这个自由主义的传统其实是伴随着工业 发展下资本对社会秩序以及对都市秩序的需求：政府与制度最好只是个秩序的调解者，为 资本再生产寻找劳工，为再生产搞基础设施。因此，所谓英国新镇其实就是要建工业住宅 区，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司法系统面对开发财团和常人时立场是中立的。人 被假设为自由的均质的人时，都市计画和法律相较於社会的需求，当然就显保守。什麽时 候，现代法律开始把人的经济差异放入考量？当上世纪中叶劳工运动蓬勃时，法律初次规 定妇女与儿童一天不得工作超过十小时。所以，其实不是法律体系关照到了阶级问题，是 社会政策，就好像不是都市计画制度关注贫穷问题，是都市政策；法律体系依旧是保守而 被动的。无论如何，法律终究是种工具，是个可战斗的场域。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劳工与住 宅立法，更迫使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面面对社会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後，是此波社会立法 的高峰，英国城乡计画法就是在那时大翻修，把土地开发权完全收归国有。一直到六零年 代，各种反歧视法出现，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反残障歧视，法条里的『人』更显异 质。 英国法的历史，或是英国空间相关法规的历史，陈述了底下的观点：法律体系的运作奠基 在法条对个别的个人的分化上。但，人应该宰制法，而不该被法宰制，否则正义绝不可及 ，要跳脱这个窠臼，眼光要看到的不只是个别法条，而是整捆整绑的法，整个法的体系， 唯有如此，才可以揭穿所谓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等等实际上不存在的自由主义口号。 面对法律与空间，我们要先要求接近，才能谈正义。 -- Erhebt euch, ihr Sklaven des Hungers！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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