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R2D2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标题: 左转。（下） 时间: Fri Jul 28 01:42:24 2006 作者: piawfu (抱玉) 看板: Bramasole 标题: 左转。（下） 时间: Thu Jul 27 22:12:56 2006 我的硕士论文写作过程，跟很多人一样，是从零开始的。 我的方法论第二个作业写的是职业学校，我想知道人是如何变成工人的 。这个作业在不同的课堂上遭遇到很多的批评，而虽然我认为这些批评 都不难克服、这个题目绝对可以写下去，但是在几个不同的偶然之下， 我走上了劳动研究的路子。这两个偶然，一个是理论脉络的转移、一个 是经验对象的变化。 在我一下开始写方法论第三个作业之前，我不知道 Michael Burawoy是 谁，当然更不知道他不久前才到清华演讲过。我可以想像当时我必然在 人社院看过演讲公告，那麽，我也必然像看到许多不认得名字的国外学 者一样，就这样放他过去。 我知道 Burawoy，很可能是因为吴伟立。他跟我不同，他是自始至终的 马克思主义者。台大政治系毕业以後，据说是因为仰慕谢国雄而念社会 学，推甄上了清大社会所。他就是那个JM说总在开小组会议的那几个「 左翼」——教室里面对黑板的左手边之一。我经常坐在他旁边，他又特 别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且动辄「回到Burawoy 的传统下」，因此我 开始留意起这个人。他的高谈阔论跟我不一样，我说话时会微笑着举手 ，然後小心翼翼（看起来可能很像Foucault式的）地开始慢慢讲，即使 是反对某人的意见也注意礼貌、琐碎的浅词用字（当初在中研院质疑耿 曙的论文可能是最好的例子）。吴伟立讲话是「啪」的一声丢出来的一 串，很直也很冲，从不吝於挑战任何人。 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 Burawoy，应该是他说了这麽一句话：「如果照 Burawoy 的说法，你就算现在在教室里弄一条生产线大家也会突然开始 拼命赶工！」於是，当我将我的论文转向「人如何成为工人」的问题时 ，我想到了这个我过去从不认得的人。时间也正好，就在这时我看到了 刚刚出版的《制造甘愿》。我这个人，除非必要是不会读原文书的，但 很乐意为了消遣买任何一本看起来有趣的书。由此，我进入了劳动过程 理论，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日常生活空间」这个概念是跟丰荣聊天时确定的。当时我不断思索着 「人如何变成工人」的问题，一次在星巴克跟丰荣聊天时，讲着讲着讲 到了半年前（也就是一上的田野参访）我们一起去过的工厂。当时在工 厂里，我说了一句「这个工厂很傅柯」；半年後，丰荣又问我我凭什麽 那样说。我试着回答他的问题，事实上，当我说出那句话时，是因为车 间的电眼——日後作文献回顾时才知道，那叫做「资讯全景敞视」 （ information panoption）。然而，当我试着把Foucault的视角拉开 到足以涵盖我记忆中那座工厂的全景时，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设计 好一整套空间，把一群人安置在其中，究竟意味着什麽？我想我那时的 答案已经有点类似今天思考的雏形：它当然意味着有效的监控与动员劳 动力、它当然意味着介入工人的日常生活已去除掉妨碍厂内劳动的因素 ，甚至它也意味着对工人社会关系乃至亲密关系的界定。 我的方法论第三个作业是这样出现的。JM对这个题目挺满意，饱经寻找 题目之苦的我，大有理由光因为这个题目被老师称赞而就这样做下去。 我的左转之路，是从论文题目开始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非关任何的 信念或理想。我知道我从此不用在听交工的时候天人交战了，但是作一 个左倾社会学者对我仍然不具有吸引力——回顾过去的自己，我知道我 仍然没有力量挑战过去的道德立场，哪怕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如此地不堪 一击。 新的信念之所以建立也是偶然。在决定了自己的论文方向以後，我开始 重读Foucault。在《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的序还是导言一 章，我看到了一段大合脾胃的话：「对傅柯而言，知识是来福枪。其目 的不是建构完美的理论，而是不断地向当前较好的理论宣战」。隔了一 段时间，林文源的就职演说上，当他自问学者能够为弱势者作什麽时， 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段话就我的解读而言是在说：学者能作的， 就是为弱势者创造能够成为他们武器的话语。 或许我对这两段话的理解都有错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只能证明在遇 到这两段话之前，某个答案在我内心深处已经呼之欲出。价值可能仍然 是相对的、或「相对而言相对的」，不过这不重要。如果价值是相对的 ，那我们就该跳下去把水搅得更乱、替不能发言的人发言、给无刀剑之 人以刀剑。这大异於我过去的立场：既然价值分歧而多元，学者就应该 袖手旁观，并担任警卫的角色以避免任何话语被赋予真理的名号。到了 二年级，我眼中的「多元价值」不再是一个叫价的市场，而成为了一个 斗争的场域。 至此，我在学术上几乎已经左转了。接着，时间又过了一年。 这一年来我都在读书写作，以坚定的步伐迈向一个蛋头的必经之路。某 一次去香港，竟然在机场遇见了所上的两名学长。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 是来参加反WTO 大游行的，还有另一个学姐也要来。我笑一笑，通了关 ，去中环吃北菇斑片汤面，买衣服买书以後当天回台湾。我不认为我是 行动者、也不认为我应该是行动者。 接下来的转折就不像前两次那麽偶然了。某种程度上它是必然的，只是 时候早晚的问题。为了写研究计画，我写了信给潘毅，并且在学期中跟 她见了两次面。她是个行动者，大半的时间花在NGO 上。我对此其实没 什麽感觉。然而，认识了潘毅，那认识她的学生梁柏能就几乎是必然了 ——潘毅把我的研究计画转寄给她所有作相关议题的的同僚和学生。我 第一次见到梁，只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香港研究生。高瘦、戴眼镜，永 远穿着格子衬衫。他看了我的研究计画，谦称我读的书比他「多多了」 ，我没有当真过，却也从来就打算以一个研究生对一个研究生的方式跟 他打交道。 认识了他们，那跟着他们到中山大学去也几乎是必然的了。在中山大学 ，我发现梁不是一个研究生。 那天晚上他们放工伤纪录片，第一部是讲港资宝石加工厂的工人得了矽 肺症，老板让他们去作检查，回来以後告诉他们说他们得的是肺结核， 叫他们辞工回家休养好了再来。他们回家乡以後吃了一年的肺结核药， 病都没好，重新检查以後就收拾行囊到珠三角找老板讨回公道。 纪录片作得很简略，看起来是用一般的DV拍的，没有字幕，有些过场处 是用黑底白字交代过去。看起来是协助这些工伤者的人自己拍的。这些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志工，因为避不见面的工厂老板说了一句「有本事你 们就到香港来找我」，就硬是带着这批一辈子没出过国门的民工到了香 港（也不算出国就是了），先是去公司找人，找不到，就去国际珠宝展 的会场举牌子抗议。 突然之间，我看到了梁。他还是那样子：银边眼镜、格子衬衫，高瘦的 他站得又比其他抗议者更高，用流利的英文跟过往看展的国际买家解释 这群民工的遭遇。 我突然知道这张从梁的包包里拿出来的光碟片，是谁拍的了。那一瞬间 ，我发现我再也不能把他当作一个跟我一样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看。 他们回香港之後我进入了工厂。在这里，我写了一封信给潘毅，告诉她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在田野期间到 NGO帮忙，帮忙的内容是否对论 文有所助益则无关紧要。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真的变成行动者，不过光走到这 里，我想我已经是如假包换地左转了。 （完） -- 文学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 其间充满着奇癖、执迷，和自以为是的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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