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08　 中国时报 中国农村怎麽了？ 徐斯俭 最近，世界及台湾的媒体接连报导了中国农村发生了几起民众大规模抗议及 官民冲突事件。一般人会认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不是出了什麽问题？胡温或中 共政权是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还会有更多的暴动吗？ 其实，长期观察中国农村的人并不会觉得惊讶，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 中全会，当世界媒体都关注着江泽民交出军委会主席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共已 经发出了自我提醒的警告，认为中共的执政地位并非理所当然的，也承认社会矛 盾的激烈。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早已为 中国大陆学界热烈讨论了好几年，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清楚认识到中国农村隐藏着 某种政治危机。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一九九三年中国只发生八千七百件集体抗议 事件，到了二○○三年增加为五万八千五百件。每天平均发生一百六十件。按照 这个趋势，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城市中会有愈来愈多的集体抗议事件已经是一个非 常明显的趋势，今後一段时间内恐怕也只会继续增加。 如何理解这个趋势呢？中国农村从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三波的问 题。第一波是根源於计画经济留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整个中国社会由於有「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中国农民实际上在计画经济的体制下是一种「二等 公民」，在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十四种制度中，受到次於 城市居民的待遇形成了中国农民先天的经济社会劣势地位。伴随着此种社会经济 的次等地位，还有一种对「农民」先天上的文化歧视。 第二波叫做「农民负担」。随着一九九四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农村 基层政府开始出现财政上的赤字，在内陆地区的农村，乡镇政府中几乎十之八九 都背负着债务，这些债务不断转嫁到农民的头上。农村的贫穷导致基层与地方政 府的掠夺性寻租行为，表现为拉帮结派的集团性贪腐，牺牲的当然也是农民的利 益。再加上内陆各级政府为了追赶全国经济平均发展速度，拚命以政府带头进行 各种在任内可被看见的政绩性工程建设，一方面其成本实际上摊派给农民，另一 方面这些门面性的政绩工程往往事後证明是巨大的浪费，留下新的债务又要让农 民买单。这还不说农村中本来就有各种名目的罚款规费。所有这些形成了压得农 民喘不过气来的「农民负担」。 第三波则是近年因为「土地掠夺」而形成的一大批「失地农民」，这比前两 波更可怕。随着以城市化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城市不断以兼并城郊农地来扩大 其范围；其次，各级政府与商人勾结以大搞「开发区」为名义，实际上在炒作土 地，因而对农民耕地进行强行徵收；还有，因为各级政府为了「扩大内需」以财 政进行投资，各种大型公共工程也必须徵收农民土地（如长江三峡大坝和此次四 川导火线的发电站）。基於上述种种原因，没有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农民，由於 所谓每户都有份的集体产权实际上由干部所掌握，往往在没有任何说话机会的情 况下，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而又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或中央补偿金被 各级干部侵吞）。更惨的是，由於地方政府蛮横的行为，强迫他们还要出钱购买 新的住房，没有了生活保障，让原本已经在贫苦边缘挣扎的农民陷入了根本无法 维生的境地。当大批农民沦落至此，不发生集体抗议恐怕也不容易！ 老江的「三个代表」、胡温的「三个为民」都是仁政爱民的口号，但是面对 着软弱分散的农民，又面对着摆在眼前的肥厚炒作利益，以及实际上无法约束有 权者的政治体制，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团实在难以遏制发挥「带领群众奔小康」的 「先锋队冲动」。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要改朝换代的先天基因，只有「官逼民 反、不得不反」的生存本能！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助研究员） -- 十多年的学校教育给了我较复杂的知识， 土地则点点滴滴地将更深邃的某些东西注入我的心胸里， 其中包括了关怀、希望、自由以及和村人一体感觉。 陈列‧地上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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