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5/today-article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6/today-article1.htm 2009-6-15--2009-6-16 ◎彭明敏 图片提供◎玉山社 编辑室报告：1964年，原任台大政治系教授的彭明敏（1923-），因发表「台湾自救运动 宣言」被捕。原判刑八年，於1965年11月特赦出狱，却形同软禁在家，24小时遭情治单位 监控。尽管国外大学或国际会议发出邀请信与聘书，始终无法出境，调查局更当面威吓。 既无工作、又无尊严，外国更谣传他会再度被捕，百思之後，决定冒险脱出台湾，寻求政 治庇护。多年来，基於诸多考量，彭明敏逃亡过程始终如谜，直至四十年後，他终於决定 亲笔还原现场，由玉山社结集出版，今起两日，本刊节录精采片段刊出。 为了守密，我采取所谓直线方式，每一个人只知道自己负责进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知 道全盘计画的详细。 既然要逃亡，要到哪里去？怎样去？首先要解决。其实这二个问题是连接不可分的，还有 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守密？一个独臂人，没有任何证件，要偷渡到外国，必须要有不少陌 生的第三人帮助才有可能。这些人哪里去找？谁愿意做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论 国内或国际，他们的情报特务密布，无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想像只有两 种人有可能做，一种是出於侠义心，一种是出於钱财欲望，但是国民党常以钜额报酬来收 买情报，因为人性弱点，上述两种人，也随时有可能因国民党超大报酬，出卖秘密。 关於逃亡目的国家，初定以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较好，因为如果到有邦交国家，立刻会 发生「引渡」问题，引起复杂的外交纠纷，恐难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比较容易 接受我的国家，必须是对政治犯较宽容的国家，例如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尤 其加拿大和法国，我曾留学过，较有渊源），美国和日本都除外，因为两国政府对我的案 件并不同情，包括季辛吉，虽然过去他曾两次邀我参加在哈佛以及在东京所举办的国际会 议，我与他个人相当熟识，我的事情发生後，他也曾向国民党当局关切过，但请他协助我 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来他当时正在秘密策画接近中国，而不愿插手我的事。 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飞机二选一。如果坐船只能到台湾邻近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印 尼、新加坡等，中国完全除外。但是这些国家，都不适合做为目的国家，而且乘船偷渡， 我曾托人探听基隆、淡水、台中、安平、高雄、东港、恒春等港口情形，结果都是说，台 湾所有港口，都被严密监视，船上人员出入港口，都受严格检验，故偷渡几乎不可能。（ 依过去经验，也可以想像到，船员遇到有偷渡人，必会去密报，以获钜额赏金）。所以乘 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须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国、加拿大或北欧国家等等，都必要经过几个第 三国，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独臂人，要辗转数国到那边去，其难度恐怕不输於计画在月球 登陆。 经过长期考虑和台北神学院教授Thornberry等人讨论结果，最後选择瑞典做为目的国。主 要是因为该国的「国际特赦组织彭案小组」已经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与我已有连系，在那 边得到政治庇护大概较无困难。所以还是计画想办法坐飞机，飞往瑞典。 与外国的秘密通信 既然决定要坐飞机，如何解决护照、检疫黄皮书等国际旅行证件？我们首先将此计画秘密 告诉日本宗像隆幸先生，一再告诉他绝对要保密，同时要请「国际特赦组织彭案小组」询 问瑞典政府能否给予政治庇护。 要进行此计画就发现如何能够与外国迅速秘密通信，是一个重要关键。在我被监视之下， 所有邮件都要严格检查，所以无法使用普通邮政管道。在七○年代初期，观光事业根本未 发达，出国的人稀少，也不频繁，所以最初我们只有由Thornberry请传教士们打听哪一个 人要出国，那个人是可靠的话，就把信件托他带到国外投递。对方要回信也无法直接寄到 台湾，而要找可靠的人亲自带到台湾交给Thornberry等传教士，再转给我。例外的，有时 对本国人也托他做此事（有一次托李敖的朋友带一封信到国外，当然他们不知道信的内容 ，因为这件事，其後李敖吹嘘他是帮助我逃亡的大恩人）。这样的方法非常费时，时间也 无法把握，可是计画初期，还是不得不以此方法对外联络。以後得到传教士们的帮助，在 香港用别人的名义开一信箱，专供我用，一切外国来的信都先寄到香港信箱，而有教会有 关人士定期一个月一次会到台湾，所以就请他把我的信带进来。有这个安排，跟外国通信 比较顺畅了。以此方法，於1969年5月得到瑞典彭案小组回覆，瑞典政府同意给我政治庇 护，同年7月，他们再次确认这个决定说，只要我抵达瑞典领土，不管有无必要证件，他 们即可接纳。据说瑞典当局已经通知瑞典各港口、机场，如果我到达，没有任何证件也可 以入境。为了通信守密，决定今後在通信上，将我称为X氏，将可能来台的日人（看後述 ）称为A氏，而在美国传教士之间，称我为Peter（我在外国留学时未曾取任何英文名）。 变身的假设题 既然是国际旅行，必须要一本护照。既然无法申请到台湾护照，只有想办法用他国护照， 这个护照怎麽拿到？假护照不考虑也不可能。所以就跟宗像先生商量要使用日本护照。我 们与日本双方都同意，请一日本旅客到台湾来，我利用该护照离开台湾，日本旅客再报遗 失护照，由日本在台领事馆发新护照回国，这个方法大家都同意。可是问题来了。出入境 要检查核对护照本人与照片，所以我出国时需与日本人的护照相片吻合。我们台湾这边的 提议是：我变装後，把变装照片寄给日本，在日本找一位与我照片相似的日人（必要时， 他也加以变装，使他与我相似），以我的照片申请护照来台。宗像认为，这方式理论上可 以，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要找一位面孔、身材跟我相似的人，几乎不可能，或许可以找 职业演员来变装，装得与我一模一样，问题是哪里找这种人？谁愿意做这种事？那个人可 靠吗？就算付高额报酬请他，他拿到报酬後，可能以更高价格再卖给国民党，所以这不可 行。但我们还是坚持此法最理想。宗像却提出了与我们相反的对案，即他要把一个日本人 护照上的照片寄给我们，我要设法变装得与那日本人照片一样，持其护照出国。我们觉得 在我目前的处境里，要好好变装是不可能的。如此，护照问题就陷於僵局了。我们还是坚 持我们原初的方法，拟定初步工作计画寄给宗像了： 一、由此地拍摄X氏经过化妆的照片寄到东京。在日本寻觅体形酷似X氏（身高一七五公分 、体重七十公斤）的日本人A氏，请此人尽可能乔装成与照片相似的模样。 二、A氏使用由此地寄去的照片向日本政府申请护照，取得後再向东京的国府及加拿大、 瑞典、美国等大使馆申请观光签证。 三、A氏於来台後将其护照交给X氏，X氏则持此护照前赴东京或瑞典。 四、於X氏安全抵达目的地後，A氏向台湾的国府及日本大使馆报告遗失护照，请求协助归 日事宜。 五、国府经调查，如果发现有人持此护照非法出国，并且以此诘问A氏，A氏则坚决主张遗 失护照确属事实，并且声明不为其後果负任何责任。 六、国府及日本大使馆因无任何对A氏的具体不利证据，因而只有将其送返日本。 还有：（A）能否寻觅到担任A氏角色的人？此一人物应当是愿意为我们的工作牺牲奉献的 人，也可以是想获得相当报酬的人。 （B）以上计画必须绝对保密。於今後的通信中，请以「X」代表本计画。 我们预知日本方面不会接纳这个办法的。正在苦恼时，Thornberry忽然想到有类似电影情 节，且也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上看到，实际上也发生过的，东德人欲逃到西德时，曾 把别人护照上的照片撕下，再换贴自己的照片上去，以此瞒过检查人员过境。当时的护照 是用相片贴上，再盖骑缝钢印在照片上，所以技术上，需要制作一个钢印。我们将此方法 告诉宗像，他初步反应是如何仿造钢印？他毫无头绪。不过以後因为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他只有接受我们的提议，决心投入学习仿造钢印的艰苦工作。为了要仿造骑缝钢印，宗像 日以继夜地四处打听材料及技术方法，经过长期的试验修改，渐渐有自信能够做出几可乱 真的骑缝钢印。宗像尽心努力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和感激。这个辛苦，他曾在其「回 忆录」里有详细的记述。 初步计画拟定後，宗像就在日本积极找寻适当的A氏，因为我一再强调守密的必要，他必 须找可靠的人，这也令他绞尽脑汁地寻觅。这期间我也不断以日文和英文写文章，秘密带 出国外，在美国和日本发表有关台湾国民党政府逮捕异议分子的打压政策。 忽然接到宗像密信说，终於找到一位适当的A氏，他叫阿部贤一，是宗像的高中同学，也 是挚友，在南美洲工作过，年龄三十二岁，身高矮我五公分。其实年龄和身高较无关重要 ，宗像认为绝对可靠、有信用，据说他向阿部先生简单说明此计画时，阿部就一口答应了 。如此这最大难题解决了。为此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物色A一事承蒙诸多辛劳，不胜感 激。A之可信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万一中途被背叛，定将招致致命性结果，所幸此人为 仁兄旧友，对其性格极为洞悉，我绝对相信仁兄可信赖的判断，我可以放心。身高较弟约 矮五公分一节，相信无甚大碍……」 计画愈来愈具体化，执行的时间愈接近的时候，许多事情（例如：日本出发时间、A氏来 台接触方法等等），不能再用过去需要几周的通信方法连络，所以决定使用电报暗号来连 络。 我们需要假定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例如： 一、如何通知A氏何日何时出发？ 二、A氏到台後如何见面？ 三、他除护照外，还需带什麽其他证件？例如：检疫黄皮书。 四、他的机票买到台湾或香港或瑞典？ 五、他在台湾何时报失护照？ 六、我是预计A氏到的当天护照给我後，第二天出发，如果当天晚上A氏受临检，发现没护 照，我需立刻取消计画，那时该如何联络？ 七、万一通知A氏从日本启程，临时变更日程，该如何联络？ 八、A氏到台湾，万一因飞机延误或其他原因，无法依约见面，怎麽办？ 许多可能情况都要详细事先讲好，所以我写了几封信给宗像，一而再地说明所有可能发生 的意外情况。 胡子繁茂成掩身的密林 我建议逃亡以冬天为佳，因为冬天可以穿大衣，比较容易变装。我的左手义肢平常都是插 放在口袋，已成为我的标志，计画变装出国时，我们决定逆向操作，将义肢取出，以三角 巾环背着，做骨折受伤状，反而不会被认出。我曾前往中山北路的一间位在二楼的美容院 兼卖假发的，购买假发，他们不认识我，我告诉他们是要演戏用的。我也开始准备留胡子 ，并小心计算要长好一定长度的胡子所需时间，试过後知道约需一个多月。同时也要让监 视人员习惯长时日没看到我，使他们觉得我愈来愈少出门，所以就最後一次以没胡子的样 子外出，给他们看我还在家里，之後一个多月就无法再出门了（除了深夜秘密外出）。 我们决定，我需於离台二天前离开家，在台湾的最後一晚，在美籍传教士台北市内的家中 过夜。既然已决定1月3日晚上班机飞离台湾，所以需於1月2日离开家。 1970年1月1日，就是我在家的最後一晚，我努力不要太感伤，可是傍晚五点以後，情绪就 开始起伏，到了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坐在客厅沙发上，两个孩子将就寝前，我叫他 们来量一量他们的身高，结果：彭旼一六五公分、彭晔一五二公分，十一点四十分他们就 去睡觉了。 1月2日，我清晨五点三十分起床，外面正下着大雨，六点左右雨停了。我穿上鞋子，又再 脱下，到衣柜取出手帕，彭旼醒来，从蚊帐内问：「爸爸，你要出去吗？」我说：「是」 ，他再问：「什麽时候回来？」听到後我语塞，差一点流泪，哽咽地勉强小声说：「几天 以後了，你好好睡觉吧。」他非常敏感，随时感觉有异样的事将要发生。我六点二十分从 家里出来，没有雨了，在和平东路叫了一部计程车，在信义路和连云街口的中式早餐店吃 甜饼，吃完以後，在信义路口买一份报纸，再叫计程车到传教士家，他请我喝一杯咖啡， 他太太帮忙装行李。传教士们合买了一件羊毛外套为我送行，也送我一个用过的行李箱（ 他们认为全新的容易引起注意）。 忽然想到要再看一次孩子们一面，透过二哥传话，约於晚上八点三十分在市立女中附近见 面。 下午准备按照事先的秘密安排，到日本航空公司前与阿部贤一先生见面，取得相关文件， 因为美国副总统安格纽来访，许多人在街上排队欢迎。三点按时见到阿部先生，一起到亚 士都饭店二楼喝啤酒。一切似乎都按计画进行中。到五点三十分带阿部先生搭计程车逛市 区，请他在东方出版社对面餐馆吃晚饭。然後回到传教士家，Thornberry夫妇也到了。晚 上八点三十分到市立女中，太太和两个小孩都在那里，他们似乎知道我要远行，我在那里 ，心里暗做与他们最後的告别。离开时看到彭晔流着眼泪。一句法国谚语讲得真对： partir, ct mourir un peu（to leave is to die a little：离走，就好像要死了一 点似地）。 等待，开始化妆 1月3日早上十点，打电话给阿部先生，约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点三十分之间在哈林餐馆 吃中饭，二点再回到传教士家，他们正在换贴护照上的照片，顺利完成。开始晚餐，这算 是我在台湾最後的晚餐，中途百感交集，禁不住激动流泪，不得不起座，跑到另一个房间 。我们预定晚上九点三十五分离开传教士的家，饭後约有一、二个钟头，为打发时间， Thornberry教我们玩简单的扑克牌游戏Oh Hell。传教士的太太开始帮我化妆，她开玩笑 说：「没想到做为传教士的太太，任务还包括帮人变装逃亡。」 惊险登机，飞机竟折返…… 晚上九点三十分出门在新生南路叫计程车，搭到松山机场时，那位要随行见证的传教士和 另一对美籍传教士夫妻（将到送行区目送我搭机者），也抵机场，可是我要假装不认识他 们，我们前後办理报到手续，以後在二楼候机室等候约十几分钟，广播开始登机，我就第 一个趋前登机，顺利过关，行李也没有检查，看来一切顺利，所以安心地松了一口气。正 要上登机梯，突然被一位机场人员拦住，要我再回到登机口，我大为惊愕，以为完了，被 发现了，那对在观望台的传教士夫妇，看到我被叫回来，也大起恐慌。原来是，我的机票 没盖行李检验章，补盖後再行登机。进入机舱，坐上位子，系好安全带，我知道那位要随 行见证的传教士也同在机上，但我非常紧张，不敢抬头张望究竟他坐在哪里。不久机舱门 关了，飞机开始滑行，尚未起飞前，飞机竟然又折回头了。我又再次惊愕，心想这下真的 完了，大为紧张。飞机停了几分钟，广播响起说机械有问题须检修，约三十分钟後，检查 好了，飞机滑行後向天际飞去。送行的传教士夫妻事後对友人说，他们在机场为我送行， 差一点被吓死了两次。我本人更是如此。 Thornberry夫妇获悉我已安全离境以後，即日深夜到我兄住家，敲门叫醒我嫂，急告以我 已经离开台湾，并将我的遗嘱和衣服帽子等交给她，翌日早晨她即将其带到我家，我兄也 即乘火车专程将我遗嘱带到高雄给母亲看。全家族的极大惊愕和复杂心情，恐怕无法描写 的。 我於1月4日凌晨零点二十分抵达香港机场。 在香港的一夜 已经事先联络好的美籍传教士在香港机场接我。看来他好像和我一样紧张，带我到一间小 汽车旅馆後，打电话给太太，告诉她一切顺利，也告诉她我很好。後来他写信给朋友，描 写当时的情况：「我一直猜想，到底他会装扮成什麽样子？旅客一个接一个下机，他跟在 见证传教士後面出来了，是一个笨拙的披头派家伙，我的天啊！ 我在旅馆订了间双人房，因为时间很晚了，而明天早晨要出发，所以我想在旅馆过夜是一 个好主意，这样也比较不会被认出。我们这个地区，每一个人立场如何，都很难捉摸的， 我们就是不愿意被那些『亲爱的』特务们认出来。他那麽兴奋，根本没有想要睡觉，对於 成功脱出台湾，好像还无法置信似地。我们一直谈到三点半，我说我需要至少睡一小时， 我请旅馆早上五点半叫我，那混头的柜台人员竟於四点三十分叫醒我们，所以我等於没有 睡一样。他於五点半起来，开始梳理化妆的乱发，又调整拳击似的手套，这真是可爱的景 象，在看到他把粗重的装束，一层层地剥下，这真是一个天下奇观。当他终於恢复人样时 ，就可以看到这几个月来，他烦恼劳心的结果，他确实憔瘦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闪亮 的眼神，一点儿都没有变。 我们叫了一部计程车，六点抵达机场。过去几天，我一直在分析研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而每一个情况都有其潜在的危险性。他同意我所做的行程，认为在曼谷转机等几个小时 没关系，总比在香港等候安全些。但愿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因为太紧张，没有跟我打 招呼说再见，就开始要走下楼梯去登机，但忽然自己察觉到，转过身来说再见和谢谢，我 衷心感动。 回想我们坐在旅馆床上聊天时，我告诉他：『想到世界上还有人那麽关心某一些人的人权 、尊严、自由和自我表达，而且还有人愿意热心帮助他，这不是太美妙了吗？』他想了一 会儿後说：『那就是这整个事情，使人多麽谦恭的地方。』我回到观望台注视着。上午七 点十分他的飞机起飞了，这是我们所喜爱的人，新希望的开始，新日子的开始。」 Success!!成功了！ 在香港出境过关时，其海关人员竟还记得我於前夜才抵达香港的（大概是因为我的外形特 异），似有一点疑惑，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昨晚才到的吗？怎麽那麽快就要离开，香 港不好玩吗？」，我支吾其词，勉强笑一笑，安全过关了。 那位在香港的传教士看我离开香港後，即打电话给台湾的Thornberry，以英语暗号告诉他 「玛莉安产双胞胎，大欢喜」！（意即我和见证人两人都安全成行了）。 香港和泰国都在国民党情报组织网里面，所以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搭国泰航空班机离 开香港，八点半抵达曼谷机场，换搭北欧航空十点半班机飞往哥本哈根。因为曼谷气温闷 热，我穿大衣、戴假发，满身大汗，当飞机飞越阿富汗上空时，从机上看地面风景是多麽 美丽，感觉到我是一个自由人了，能够回复到为人的尊严，开始感觉轻松又兴奋，在机上 叫了啤酒，自己庆祝。下午四点半飞机在苏联Tashkent降落加油。机场人员制服完全和电 影及相片所看到的一样，机上旅客把护照给他们扣留後，下机休息。机场建筑好像法院似 地，我们在二楼休息，贩卖部的东西，质劣价格又贵，女店员既老又丑又不亲切，我买了 两个靠垫套，美元三块半。对苏联印象并不好。之後在机上稍睡片刻，下午六点四十分抵 达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机场很漂亮而乾净。立刻打电报给日本宗像和香港的传教士，报告「成功」了， 也写明信片给一些朋友，亦随即打电话给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特赦组织彭案小组」负责 人Karin Gawell，告诉她我已经到哥本哈根了，她听到我的声音，大喜又大叫：「It is not true!!」（不会是真的吧！！），飞机延迟三十分钟，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才出发。我 在飞往斯德哥尔摩的机上，将全部变装装束脱掉，空服人员看到都惊倒了。零点抵达斯德 哥尔摩机场。为了避免触犯「伪造证件」罪，我不使用日本护照，我等其他旅客全部通关 後，才到入境海关告诉他们：「我没有证件。」立刻有一位年轻官员，引我到他的办公室 谈话，约十分钟就过关了。在机场Karin等「彭案小组」七、八人来接我，带了雪衣、雪 靴、毛帽、围巾等一大堆保暖物品，他们大概以为我从亚热带来，一定仅穿着一件薄薄的 南方衣来的。我们走出机场停车场，想打开汽车门时，发现因为太冰冷，钥匙孔结冰插不 进去，花了些时间，才勉强打开车门发动。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位瑞典政府中级公务员 Lunden家，他太太是英国籍。到了他家，他们给我一小房间，床旁小桌上的小花瓶插着一 枝玫瑰花，下面有一张小卡片写着：「Welcome to Sweden」（欢迎来到瑞典）。我吃了 两颗安眠药，五年多从来没有那麽熟睡过。 1月5日早上九点三十分醒来，下午一点由Karin等三位人员陪伴再到机场，正式办理申请 政治庇护，在那里被询问近三小时，非常客气亲切，与入境管理人员谈话後，在机场餐厅 喝了一碗汤，再回家吃晚饭。晚上和他们聊天至半夜才上床。 另一出悲喜剧的发生 另一出悲喜剧则在台湾发生。我於1月2日离家，但负责监视我家的特务们，毫不知情，其 後一段时间，他们仍继续向上面报告，我「在台湾」的行踪，例如，某日某时到了某处， 也到了某餐馆吃饭，所以他们也需到该餐馆，点菜吃饭，以便监视及监听等等。这些报告 当然是假的，不是事实，只是为了报销而中饱私囊而已。事後被发现，从高层到基层，都 受到严厉处分。这证明我们的计画和守密完全成功。 我到瑞典後一直忧心阿部先生在台湾的安全，他一定已经知道我已於1月3日安全离开台湾 ，依照事先计画，他应该於1月6日报警遗失护照，日本使馆领到新护照，立刻返回日本才 对。可是我在瑞典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使我很担心他是不是在台湾出事了？等到1月18 日才接到暗号电报「Congratulation」（恭喜），意思就是他安返日本，我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在我离开台湾後，轻松了，就跑到菲律宾悠哉度假几天再回日本。 我抵达瑞典後即向其移民局申请在台家族移住瑞典，不久入国许可证也发出来了。故一方 面在台家人向当局申请出国，另一方面我也向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慈善团体求援，使能与 家人团聚，也有美国学者友人当面向蒋经国请求放人，所得到的答覆是：「依法办理」， 陶百川先生也说话了，但二十年间，台湾当局还是继续监视家人，不准出国。 永远无法与台湾切割 下一个问题就是要决定何时和如何发表我安全逃离台湾的消息。我与瑞典官方及其他方面 商量，他们则希望这个发表要尽量简短、不要太政治化（例如激烈攻击台湾国民党政策等 ）。最後决定於2月1日官方发表：「彭明敏已经离开台湾，安全抵达外国」。简单新闻稿 ，我可在其他场合再向媒体详细评论台湾的政情。可是，此消息已流传，立刻轰动世界各 地，1月24日斯德哥尔摩最大报发出号外，并在头版引用我的谈话「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 」做为大标题，内容不但报导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同时详细说明台湾的政情。斯 德哥尔摩的最大电视台也派专车来接我到摄影棚做专访。其他报纸也继续发表这项报导。 2月1日《新闻周刊》（Newsweek）特派伦敦特派员专程飞来Bernhard教授家做专访，在该 周刊以全页加上照片予以报导。瑞典电视台於2月2日报导国民党政府已对我发出通缉令。 其後瑞典几所大学都邀请我去演讲。 过去五年多在监狱和在家受监视的生活，此期间所累积的紧张、愤怒、忧闷、黯淡、烦恼 、苦痛、失望、绝望、悲观、怨恨、期待、焦虑、挣扎、挫折、失眠等等，加上紧张而长 途的变装旅行难免的极度身心疲劳，在此时全部发酵，使我感觉非常疲累沮丧，夜夜失眠 。夜深人静时，回想过去、想到现在，百感交集，展望未来，前途茫茫，只知这是我在国 外流亡生活的开始，感觉它充满未知、不定、不稳、不安，一切无法预测，仅有一件事是 确定的：虽身在外国，我跟台湾的政治将永远无法割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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