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zgeist.wordpress.com/2008/09/25/progressive-bentuism/ 本文是时代精神读书会，邀请吴叡人教授的访谈纪要。 时间：2008年夏。 地点：中央研究院人文馆八楼。 《关於「进步本土主义」的谈话》 一、概念的缘起背景： 「进步本土主义」是一个进步性思维的想法，当初贸然提出这个概念，现在觉得有点後悔 ，因为要把这个观念讨论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这是我自己闯的祸，因为既然我在 2006年七一五行动时公开使用了这个term，就应该要负责任说明它的意涵。其实，这种涉 及「大战略」的思考不能期待个别理论家，而必须靠所有各专业领域的学者相互分工合作 ，才有可能形成。现在想想，我在「七一五」时犯的两件大错，一是提出「进步本土」， 一是提出「转型正义」。前者提出之後缺乏充分的说明，後者则不幸被政治性地挪用，以 致我现在必须出面进行收尾，以向台湾社会表示负责之意。 关於何谓「本土」的问题，我在七一五的发言中，其实主要是在当时台湾既有的公共论述 语汇的脉络之中，也就是在七○年代以来党外民主运动史上习用的「本土／外来」这组轴 线上，沿用并再创造既有的词汇。我无意涉入关於「本土」一词的语意学上的争辩，也不 特别觉得必须拘泥於「本土」这个名词。我只不过使用了民进党最重要的政治语汇，用来 和他们对话而已。另外，我当时对「进步」这个词汇，也没有进行哲学论述上精确的界定 。後来想想，确实应该要有更为清楚的界定。整体来讲，我所谓「进步本土」所指涉的意 涵，是素朴、单纯的。我的思考前提是，台湾是一个形成中的nation-state，而我们应该 让这个过程完成（也就是所谓国家「正常化」）。在这个前提预设下，我主张选择政治光 谱中比较左，或者一般被理解为比较进步的道路，来完成这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工程。 这是我观察研究台湾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得到的一点心得。我认为台湾民族国家的形成， 是一个持续在发生中的历史现象。基本上，它是数百年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产物，台湾近 代政治思想史也反映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基於这个台湾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认识， 我认为促成台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工程之完成，是一个正当、合理而且可欲的目标。在 这个预设下，我试图进行一个关於「进步本土」的系统性思考。 如果台湾要形成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指国际政治上通行的主权国家「形式」，而比较不涉 及关於台湾nation组成要素的讨论），已无可能复制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那种由上而下 ，以国家暴力抹除差异的作法，而必须透过由下而上，以非胁迫的方式，透过有效的治理 ，创造政治正当性，从而巩固共同体。换句话说，如今nation-state building的方向必 须逆转，台湾的民族或国民形成(nation-formation)已经没有国家主义（statism）的选 项。或者说，国家强制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必须大幅降低，而「社会」取代国家成 为核心。这里，所谓「政治正当性」指的是「民主」、「进步」的一般性概念，如民主巩 固与深化、自由人权的保障、多元主义、分配正义、以及对环保、文化、教育的重视等。 2006年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对内没有建构出具有正当性的治理，对外则找不到外交出路， 因此开始偏离当年反对运动时期所拥有的那种开放、进步的精神，逐渐走向保守与封闭。 这和先前那个liberal, civic的民进党不同。当治理失败，又面临外部危机，大家逐渐失 信心的情形下，「民族」遂被置於「民主」「进步」之前，而民族主义现象的两面性也就 在这里充分展现出来。换言之，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由进步到反动的周期正在发生。我们 看到，如果缺乏「民主」的制约与转化，民族主义发展可能走向歧路。在我成长过程中， 台湾民族主义是具有民主和进步价值的正当性的，但是後来的发展已经逐渐丧失这个正当 性。 必须说明的是，我这个思考还不是体系性的。它比较像是在一个长期求学求知的过程中， 从不同知识领域的摸索中逐步汇聚，逐步形成的一种政治思考的「倾向」。它和康德或 John Rawls那种演绎式的论证推衍方式不同，也不是基於马克思主义或者某种意识型态的 先验立场的发言，而比较是经验的、归纳的。或许，我可以暂时将我个人对「进步本土主 义」的想法，称之为一种「经验的、归纳的、结构的、战略的进步主义」。 以下我会分两部分讨论自己这种思考「倾向」形成的过程。第一部分涉及个人求知历程， 第二部分涉及对现实政治的观察。 二、个人学思历程 I. 求学时的西方知识背景： 我的所谓「进步本土」的「倾向」为何是归纳与经验的呢？我在八零年代末期进入芝加哥 大学政研所当研究生，那时刚好是所谓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大失败的时期，可 以说是西方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大瓦解，全球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旁徨与迟疑的时刻。 那时我跟着Jon Elster读马克思，读了好一段时间。当时，在西方左翼学界之中有不少人 在理论上与知识上谈论马克思主义时，开始有了「存其神去其形」的想法，也就是认为： 马克思问对了问题，可是给错了答案。我刚好碰到这批人，他们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 者」（analytical Marxists）。Jon Elster写了一本Making sense of Marxism （这本 书被Michael Buroway （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making nonsense）。Elster是一个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从个别行动者出发，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并 且认为必须跳脱传统的阶级观念来谈这个问题。这个群体的成员，还有美国的John E. Roemer及Adam Przeworski，以及英国的J.A. Cohen（他在八零年代和Elster有一场关於 马克思主义与功能论的辩论，後来化敌为友。）Roemer试图用数学来计算何谓「剥削」等 概念，而Przeworski则用数学模型讨论阶级斗争，并且证明国家对资本的结构性依赖关系 。这个思考路数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不同。当然，尽管我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作品，可 是绝对不能说是真正的了解马克思。当时我还跟着在芝大校园附近开「士林书店」的林孝 信一起读Paul Sweezy，也和台独左翼前辈读过列宁。老林和独左的朋友对马克思的信仰 是很真实的，尽管他们政治立场不同。 最终，我同意或者接受了Elster对马克思的评价：我们必须以严谨的社会科学知识检验马 克思的主张，他的论证有些依然有效，但有些已经站不住脚；不过，他超人的热情与关怀 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必须保留下来。这个评价，成为我对左翼思考的基础。对於马克思以 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与弱势关怀，我深受所感动，对於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若干洞见，我也 很佩服，但我对於任何教条主义的宣称都非常反感，也很厌恶大声吹嘘自己是「左派」但 却没有思想内容，或者根本是「左言右行」的人。相反的，我很重视为实践寻求坚实的经 验知识基础。事实上，想要实践社会主义，人民必须具备某些civic virtues，没有公共 virtues，社会主义不容易实现。换句话说，人性必须被加以改造。我问过老林，有些颓 废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比如波特莱尔的诗，恐怕会妨碍这些civic virtues的形成吧。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有妨碍，就应该要加以镇压。」（！） 我也曾听过老林的台湾民主支援会的理论家（熊三）提到说，他正在思考佛教对於改造人 类自私性格，塑造公民德行的可能性。我亲身接触到社会主义者在知识与实践上的旁徨， 这个经验，於我而言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使我此後极端厌恶那种其实非常唯心的历史必然 论与教条主义的思考倾向。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之後，我又接触到另一种思潮，就是Laclau和Mouffe等人的「後马克 思主义」，也就是日後的「激进民主派」。Laclau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一书指出，「阶级」并不具有先验的优先地位，每个时代都有属於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 这是经验问题，而且不断变动。这个思考更加深了我反教条主义的倾向。 另外，後现代主义的解构利刃对任何主体形成的计画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思潮下 ，不要说民族或国家，连个别主体也被瓦解了。这个解构风潮也影响到民族主义研究。从 Gellner到Anderson以来对民族主义的解构，对於想要justify台湾主体性的台湾人来说， 在知识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台湾人如何一方面解构压迫者强加 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去justify自己的认同？如果想要为这个两难困境寻求解决方案，就 不可能接受简单的教条主义思考。借用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我认为 台湾民族主义是一个「晚期民族主义」（late nationalism），它在1920年代全球反殖民 运动浪潮中出现，但是大多数国家到了1960年代就独立了，但是台湾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 有真正解除殖民，获得独立。Anderson讲的last wave nationalism还在延续。这种「晚 期民族主义」现象的特徵之一，就是它面临一个对民族主义非常有敌意的当代知识与道德 氛围，已经不再拥有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那种单纯不受质疑的正当性。连带的，早期民 族主义被容许使用的政治行动选项（如透过国家力量塑造认同）也已不再被容许。在这种 不利的条件下，只会空讲「爱台湾」而不考虑当代主流的进步政治价值，如平等、多元、 差异等，是难以被接受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或者共同体形成 ，不先界定共同体的成员范围，根本无法实现分配正义。（这是英国社会主义哲学家 David Miller的看法。我很赞成。）所以，我对於一味讲「爱台湾」者，或者只想谈「阶 级」不愿意面对民族问题者，都有一点保留。 II. 对「台湾」的省思历程： 我进行台湾研究最初的动机，是出於一个古典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我的动机是实践的， 而非纯粹知识的。我研究台湾的目的，在试图理解世界史中「台湾」的形成，并且用知识 来辩护台湾认同。借用Anderson的话说，我想「透过台湾研究，将台湾送上世界的知识地 图上」。这个具有实践意含的政治研究，是我思考上很重要的起点。以下我分四个领域报 告自己思考形成的缓慢历程：政治哲学、西洋和台湾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和台湾政治史 、後殖民研究。 〈政治哲学〉 我比较认真思考台湾问题，最早是由政治哲学上回应後现代主义的挑战开始的。如同前面 所说的，我们已经不能以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期那种由上而下的作法，来建立一个台湾 主体了。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如何建立台湾主体，而又不在这个过程中压迫他人。这也就 是卢梭在《民约论》开宗明义所说：寻找一个政治体制，在其中我们既团结在一起，而又 不会丧失个人自由。换句话说，这就是「自由与共同体」的问题。九零年代初期我跟着法 国籍的Bernard Manin研究卢梭，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後来短暂回到台湾， 我又借用汉娜‧鄂兰与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说法，写了一篇论文，重构台湾民 族主义的哲学基础，几乎把所谓「台湾人」的本质性给抽光。换句话说，我在摸索一种非 本质主义的，开放的主体建构的理论可能。这个想法的源头是卢梭的共和主义，然後再沿 着托克维尔、鄂兰的线，还有Carole Pateman的参与民主理论，发展成某种civic nationalism的主体建构路线。再说一次，台湾无法效法德国、日本，甚至中国民族主义 那样走向文化、血统论述的路子。 〈西洋／（日本）／台湾政治思想史〉 除了政治哲学，另一个促使我思考台湾的契机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的四百年政治史到 底具有什麽「文明史」的意义或教训呢？这是芝加哥大学所谓Leo Strauss学派政治思想 史给我的启示，因为Leo Srauss的整个政治思想史计画，就是一个藉由二十世纪犹太人遭 遇来重新检视西方文明的计画。长期受Strauss学派师长的薰陶，我开始思考：那麽台湾 四百年政治史，台湾的历史经验，又具有什麽可能的文明史意义呢？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主 体建构计画的想法。我认为台湾的知识人应该要有这样的格局。 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训练同时也刺激了我对台湾思想史的思考。如果Leo Strauss指引了我 一条探讨文明史的思想史作法，那麽剑桥学派的Quentin Skinner的英国思想史计画，则 鼓舞了我进行经由历史诠释建构台湾政治思想史的努力。文明史和民族史，这是两个不同 层次的台湾思想史作法，我希望将他们合而为一，从思想上建构台湾主体，让这个主体不 只是台湾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必须补充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也给我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主要在他 如何透过文本重新诠释建构日本本土的现代性传统，或者凸显本土的进步传统这个思想计 画之上。不过，关於日本思想史的部分就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当然，我的哲学立场选择，已经决定了我在思想史的诠释策略，也就是说，我试图进行一 种非本质主义式的台湾政治思想史建构。例如，独派喜欢说「台湾人四百年来…」，这是 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宣称，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类的说法是一样的。问题是四百年 前「台湾人」尚未出现啊。从思想史角度对台独历史论述进行非本质主义的重构，我最早 写的是关於彭明敏的「台湾自救宣言」的分析（後来才知道那是谢聪敏写的，所以我的文 章似乎要重写了）。在这篇文章中，我给自救宣言一个非常进步的诠释，刻意凸显本外省 人可以一起合作建国这点，并将这篇宣言定位为台湾公民民族主义之滥觞。刚好彭明敏在 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时也爱读Ernest Renan的作品(特别是Qu’est-ce qu’une nation?)， 因此诠释起来很顺。後来一篇作品是写战後台独思想之父廖文奎（廖文毅的哥哥，第一个 台湾人的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实用主义大将George Herbert Mead的学生）。在这篇文 章中，我分析了一个前「祖国派」在对祖国幻灭後如何情境性的，工具性的使用「祖国」 的思想来反抗祖国。由这个角度来看，战後独派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本质主义的，而 是有历史性的。 要补充一点的是，後来回台任职後，我也开始注意到台湾民族主义似乎有逐渐保守反动的 倾向。我长期受到Frantz Fanon等人的影响，一直在追求超越後殖民民族主义困境的途径 。也就是说，只有民族独立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解放，否则只有独立形式，反而可能出 现和新殖民者合作的新买办阶级。当陈水扁旁边出现了吴礼涪（美国）和辜宽敏（日本） 时，我心中忍不住会担心，如果没有进步社会力量的出现，台湾可能出现一个跨国资本主 宰的新殖民体制。从这个思考出发，我也在台湾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计画中，加入了「台湾 左翼传统」的研究，希望从台湾本土的左翼实践经验中，寻找到有用的教训，作为当代进 步本土论述的养分。这个思考，同时也是对当代後殖民批评的一个回应。 至於台湾的左翼人士，虽然很有正义感，但他们的论述中似乎总是缺少台湾本土的脉络， 也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人的认同需求，结果在实践上就缺乏力量。结果，台湾知识界 出现了奇特的结盟，独派在知识上让出左翼，放左翼给统派或「不统不独」派。我进行「 台湾左翼传统」的研究的一个政治的理由，也是想要打破当代统派对「左」的垄断。在我 看来，他们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分高过「左」。 〈比较政治／台湾政治史〉 关於台湾政治史的研究，我在三个阶段的摸索当中，逐渐累积出一些对台湾政治史的思考 。必须说明的是，我称这些研究为「台湾政治史」的目的，在试图建构台湾人的政治史意 识，事实上这些研究从学科观点而言可以说都是比较政治或历史社会学的劳作。我借用自 己的三篇论文说明这些思考的发展。 1. The Formosan Ideology （2003） 这篇博士论文的purpose是多重的，前半部是比较殖民主义、比较国家形成，以及比较民 族主义的研究，後半部则是对台湾政治史上出现过的二三零年代的台湾民族主义进行意识 形态分析。今天我们不谈前半部，只谈台湾政治史。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观念： Geopolitically，台湾处在一种「双重边陲」的位置—日本明治之後试图「脱亚入欧」被 西方拒绝，只好「脱欧返亚」，因此在地缘政治结构上一直处於西方的边陲，而台湾则一 直在日本的边陲。我称呼这是一种「双重边缘性」(double marginality)的状态：日本被 西方压抑，台湾则被日本压抑，所以台湾民族主义在抵抗策略上选择支持西方价值，也就 是「远交近攻」，选择敌人的敌人。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论述结盟。换言之，我的看法是地 缘政治的位置会shape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台湾政治运动中这种「作为解放的现代性」 的意识形态倾向，一直到今日还是很强，因为台湾处在双重边缘这个地缘政治结构到今天 还没有改变。战後国民党六零年代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和战前日本天皇制意识型 态一样，都是某种折衷主义的，半学习西方半反对西方的新传统主义意识型态，因此台湾 的独派一直可以利用强烈现代性倾向，来批判统治者的封建和不完整的现代性。另外，当 代中国崛起後，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几乎与战前一模一样：中国位於西方边陲，台湾被 压挤在中国边陲，所以当代中国知识份子都对西方有复杂的resentment，既模仿西方，又 反西方，既反霸又想自己称霸，而台湾民族主义则没有这种complex，明快地选择「脱亚 入欧」，与西方现代接櫫的启蒙普世价值连结。 因此，对我来说，所谓「进步本土」路线，不来自新马，也不来自任何教条，而是从台湾 政治史上的这个结构性条件历史脉络之中产生的。这是一种结合了政治史、思想史与比较 政治的，具有脉络的思考方式。 2. Fragment Of/f Empires (2004) 在The Formosan Ideology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台湾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Fragment of/f Emipires (2004)。这是我之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希望有一天可以发展 成一本书。在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念：台湾民族国家的雏形是在复数个帝国压挤的地缘 政治结构下产生的，但同样也受限於这个结构而无法完成民族国家形成。 3. Discontinuous and cumulative nation-state formation (2007) 去年八月，我借用Charles Tilly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也就是民主，民族 ，国家三位一体形成的架构，来分析台湾这块土地上所出现的state如何在台湾进行互相 矛盾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塑造，以及这些不连续的，乃至相互矛盾的统治作为所产生的制度 性後果，如何以一种累积的方式慢慢型塑了一个以「台湾」为边界的民族国家。这其实是 前一篇论文Fragment Of/f Empires的续篇，从另一个侧面（国家）探讨「台湾」的形成 。如果借用卢梭的说法，这些不同的国家统治在制度上的效应，是一种「from man to citizen」的过程。用Tilly的架构分析，台湾的政治史虽然是断裂的，但制度累积面来看 ，却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也必须presume共同体 的出现。因此，我不会像一些台派的朋友那样的紧张，要是马做了太冒进的动作，社会一 定会有反弹。因为，「台湾国」或者「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 ，不是任何一个单一政治人物可以简单invent或undo。如果马英九认为他可以个人政治操 作解消「台湾」，那他必然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 〈後殖民研究〉 虽然我很关心後殖民批判的问题，我始终没有很刻意进行後殖民研究，因为我想从经验面 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现象先弄清楚再说。毕竟「後殖民」是一种政治态度，而想在 政治上表态，最好在知识上先厘清一些基本事实。我用两篇相关的文章说明自己关於这个 主题的想法。 1. 〈台湾後殖民论纲〉（2006） 在台湾或日本的後殖民研究，大多是文学，修辞学之类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必须先对於何 谓「殖民」，有清楚的经验性认识，才能进行关於「後殖民」的理论或概念建构。後殖民 研究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关於「殖民」「殖民主义」的经验性、 历史性研究，很有可能变成个人政治立场的表明而没有任何知识内容。2005年时刚好台湾 历史学会主办一个「终战六十周年」研究会，讨论战後各国独立经验，主办单位找我写一 篇讨论台独与後殖民主义关系的论文，所以那时我把这篇论文当一个mental exercise来 写，想要把後殖民逻辑放在台湾的情境中推演一次。基本上，我从台湾是「多重殖民」和 「连续殖民」这个历史前提出发，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开放的台湾主体的策略。我从汉族裔 台湾人为主体的反殖民运动历史经验中抽绎出两个有用的教训。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党所提 出的「台湾人全体」概念，这是在1927年台湾民族运动左右派交锋论争当中产生出来的一 个开放性的「台湾人」概念。我认为这是台湾左翼传统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legacy，因 为当时左派提醒右派「台湾人」只包括仕绅和地主，却排除了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结 果连右翼的陈逢源、蔡培火也被迫同意扩大「台湾人」概念。换句话说，台湾左翼的批判 纠正了右倾台湾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第二个教训是前面所说的「双重边陲性」状况中孕 生的台湾人抵抗策略：远交近攻，与「作为解放的现代性」结盟。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与西 方，以及「日本内部的西方」结盟，而这意味着「殖民者」「西方」乃至「日本」「中国 」同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同样可以裂解成「殖民」和「反殖民」的阵营，同样可以依 循某种共享的进步价值结盟。这也是历史的教训。 这两个教训，都是我多年研究台湾政治史的心得，不是个人感想或者空谈。我在写这篇文 章时，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後殖民」如何是「反殖民」的延长，是有具体历史内容 的，也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扎扎实实的「有根据的理论化」工作给人的愉快感觉。 2. 〈贱民宣言〉(2008) 〈贱民宣言〉是去年九月应韩国延世大学历史学者白永瑞之邀而写的。当时他们那批韩国 学者选择台湾、冲绳、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学者坐下来谈一整天关於「如何在帝国交错的 地带逃离帝国」这个主题。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後来判断我们没有任何机会逃离帝国 ，最好也只能像许世楷他们的主张一样，找一个亲近的强国如美国或日本来取得支持。写 作时，我想到「被迫向善」恐怕是处在帝国夹缝中的台湾人唯一的选择，否则只能当附庸 。当然，经济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当我六月底在西雅图与Pheang Cheah（谢平）这个後 殖民研究专家对话时，提到台湾的矛盾处境：经济上具有殖民邻近贫穷国家的实力，政治 上却是强权的殖民地。这种同时殖民与被殖民的矛盾处境使台湾人处在一种双重「非人」 的情境：一方面工具化邻国的劳动者，一方面被国际强权当成棋子（工具化）。要怎麽解 决这个困境？我当时的说法是，台湾人在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上，除了持续维持某种对友 善强权的现实主义依赖关系之外，恐怕只剩下与global civil society接轨的选择。和全 球公民社会的普世人权价值接轨，使我们可以一面抗拒强权现实主义政治对我们的工具化 ，一方面可以抗拒自己内在渴望将邻国劳动者工具化的倾向。在这里我借用了一个尼采道 德系谱学的观念，也就是如何将被压迫者的resentment转为道德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思 考方向是纯政治的，缺少了经济的面向，但是在思考台湾人如何逃离帝国夹缝时，我们不 能忽略搜寻经济上的出路。无论是大航海时代的trade，还是後来的帝国主义，主导台湾 历史发展的两个力量，始终是state与economy。所以，如何能够在经济上考量现实提出一 个和前面所说的「进步本土」的思考相容的model，这要大家来思考。翻成社会科学语言 来说，台湾有没有一条「进步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路线之可能？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个人专 业的能力，需要就教於真正的高手。事实上，我自己对於做所谓「大理论」有非常大的怀 疑。我认为建构国家愿景，是一个需要投入一两个世代知识份子努力的工程，得大家一起 来打拼。 三、对台湾政治现实的观察（本段省略） 民主化与台湾民族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民主化→台湾民族主义的主流化、（工具）理性 化与激进化→堕落或反动化？ 四、结论： 最後，让我们模仿列宁说：What is to be done? 简单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进步的经济战 略，能够与进步的政治战略相容并且发挥相乘效果。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思想运动， 结合好几个世代的努力，共同思考台湾的出路。我用这句Hanna Arendt 很喜欢的格言送 给各位，并与大家相互勉励： “Amor Fati, Amor Mundi” (热爱命运，热爱世界) 如果困境是台湾人的共同命运，那麽让我们热爱这个命运，并且更坚定的面对这个世界，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世界，不管它对我们多麽不公平。 （2008/10/22修订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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