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MarkDon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标题: [历史] 我的野百合（二） /陈信行 时间: Sun Nov 16 11:16:32 2008 作者: seekforever (sandcastle) 看板: selfishness 标题: [转录] 我的野百合（二） /陈信行 时间: Tue Nov 11 00:22:37 2008 ※ [本文转录自 skykissx 看板] 作者: skykissx (炎枫) 看板: skykissx 标题: [转录]我的野百合（二） /陈信行 时间: Mon Nov 10 22:54:51 2008 ※ [本文转录自 abnormalego 看板] 作者: pzs (乐生盖捷运，转型好正义) 看板: abnormalego 标题: Re: 我的野百合（二） /陈信行 时间: Mon Nov 10 13:18:06 2008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89577 我的野百合（二） ■苦劳论坛2004/04/17-1 ◎作者：陈信行 （1990年三月与五月学运广场总指挥之一，现任教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有许多丰富而有时互相矛盾的层次：党外菁英向国民党争权 力的斗争、透过美国的权威在台湾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被排拒 在党国特权圈子之外的台湾新兴产业资本挣脱束缚的要求、在每日的阶级压迫中愤懑 的都市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念、从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乡土意识转向到反中的台湾人认 同的建立、、、。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同样包含着这些复杂的元素，是一个反国民党 各倾向与派别的大联盟，而鲜少展现为一个一致的整体。然而，在运动中占主导地位 的却愈来愈确定地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运作（当时我们吧populism翻作「大众主义」）。 　　民粹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领导菁英头人简单地把社会划为两个阶级，统治 阶级及包括这些运动领导者在内的被统治「人民」，在彷佛铁板一块的「人民」中各 个阶级与群体所经历的压迫，在这个路线中，都必须被转化为对统治阶级的抗议。而 受压迫群众翻身出头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统治阶级的那些「我们的」代言人推上 权力的宝座，然後让这些头人照顾我们、代理「我们」解决一切。在这种路线的实践 中，种种活生生的社会矛盾被吸纳、收编、掩盖，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 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头人政治形式压抑了民主运动本来应许的各个社会生活 层面上的民主化，而仅剩下单薄的政治体制改造与选举政治。 　　1980年代初党外的「鸡兔问题」辩论似乎试图处理这种头人政治的问题。这场辩 论後来产生了「群众路线」的新潮流派系，挑战着「选举路线」的其他党外山头。然 而，这场路线辩论，事後看来，也不过是关於手段问题的辩论。由头人夺权来代替群 众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两条路线都默认的共识，差异只在於是完全以戒严体制之下的 「合法」增额民代选举，还是佐之以「非法」的群众动员作为手段。 　　在对於「民粹主义」的批判立场上，「民学联」的学运团体逐渐发展出与「自由 之爱」系统不一样的想法与作法。我们希望协助群众争取权利，而非代群众发言。在 作法上，「民学联」强调以运动一份子的身份参与农运、工运、草根环保运动，而非 「客观中立」地「分析」「研究」运动。在这个想法中，学生的校园民主运动与校园 外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一样，是批判改造不公不义的台湾社会的运动的一个 部门。渐渐地，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想法成为「民学联」路线的主流。「人民 民主」这个空泛但试图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隔的口号，成为民学联系统的社团喜爱 的标志。 　　对於民进党主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以及「自由之爱」系统当作核心关怀的校园民 主运动，「民学联」的社团仍然将之视为关注焦点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 最核心的关怀。「政治运动」vs.「社会运动」是当时的「民学联」语境中时常出现的 语汇，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社会运动」。如果民进党菁英路线的原则是把所有的问 题上升到威权体制的政治问题，让群众透过菁英的眼光看世界，自认与他们相对的我 们的原则则是把所有的问题还原到群众所认识到的真实问题，让菁英以群众的眼光看 世界。尊重群众的「自发性」，是我们的「社会运动」路线的一个重要精神。我们对 民主化的想像，不是透过群众支持民主菁英夺权，而是在一次次为了争取护卫自己利 益的群众动员中，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发展出足以与现在与未来的统治者相抗衡的 世界观、政治技能、与基层组织。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的台湾，是人人都有能力当主人 的激进民主社会。 　　在「民学联」运作的几年之中，假期中举办的认识、支援社会运动的各种工作队 一直是跨校组训的最重要机制之一。我们那时候相信，坚持社会运动「人民民主」的 路线，我们终将为台湾的民主运动寻求出一条超越狭隘地追求正常代议政治的资产阶 级民主的限制的路线，在未来持续地在阶级、环境、性别、族群等各个层面上深化民 主。 　　「民学联」是否当真实践了它的自我期许，事後看来，当然不见得。联考制度下 养大的青年学生要能够踏实地与群众结合、成为勤勉耕耘草根的组织者，事实上缺乏 包括必要技能在内的太多主客观条件。即使到今日，我们一代中能够不负这种自我期 许的人也并不太多。「人民民主」的口号、想法与作法或许也并不怎麽圆熟。不过， 在当年，我们确实是真诚地这麽相信的。而且，这样的想法不是凭空、也不是从书本 而来，而是与我们的论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民主运动中的台湾社会的产物。 　　虽然「民学联」不把「政治运动」当作自己关注的核心，作为一个相较之下跨校 组织比较成熟的学运派系，在各地及跨校串连的校园民主运动中，「民学联」并未缺 席。面对三月学运这麽庞大的学生抗议活动，「民学联」也很快地透过既成网路动员 起来，与其他学运派系合作、与更多不属任何社团派系的新出现的学生合作撑起了那 个场子。在广场上，除了学生之外，更多数的是外围一圈传统支持党外/民进党运动的 群众。拉起一条区隔线，在当时「民学联」决策同学的想法中，有助於保持学生场子 的自主性，避免完全被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或公职人员主导。因此，民学联在当场也 同意了「那条线」。 　　我所知道唯一以当时的政治立场会反对「那条线」的学运派系是新潮流青年组织 「新青年」，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新青年」认同自己是民进党主导的 政治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不管是菁英主义者要区隔「单纯」的学 生与「复杂」的群众，或是「民学联」要区隔「人民民主」的学生群众运动与「资产 阶级民主」的民进党政治运动，应该都是荒谬的。他们为什麽当场没有反对「那条线 」，我自己并不清楚。不过，从外部看来，在三月学运广场静坐的那几天之中，驻紮 在学生指挥中心对面的民进党的指挥中心一直非常有意地低调尊重配合着学生、凸显 学生的场子。或许，面对史无前例地对群众运动友善的媒体，当时的民进党决策者相 信区隔出一个不同於自己、又与自己的目标相契合的菁英反抗运动，是有利的策略吧。 【时势与「主体性」】 　　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各派系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就是「主体性」。学校老师教官校 园特务把学生当小孩管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联盟运动的场子中我们派系的声 音被压下来、旗号不够鲜明、诉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学运社团里 的学长压学弟妹更是严重的侵犯「主体性」。这个既暧昧又似乎充满意义的本土自产 字眼似乎是从「自我」被不断压抑的戒严时代解放出来的台湾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 今天，关於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绝食学生算不算学生运动的争论中，「主体性」的模 糊尺度又再次被抬了出来。然而，野百合学运真的有什麽「主体性」吗？ 　　在当年的广场上，或许在所有的运动场合上也都一样吧，根本没有一个单一的统 一的意志。我上面所说的就是两个至少自认为与对方非常不一样的立场与政治倾向。 而那还只是学生群的一小部分。我的「广场总指挥」职务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我 负责执行的川流不息的演讲、歌唱与口号，而是永不止息的发交各校讨论、选举校际 代表、决策小组、以及决策被群众推翻後的领导班子总辞重选、直接表决。如果说台 湾民主化经验的核心是对投票的崇拜，十四年前三月的那几天我们在广场上把它推到 了极致的地步而产生出某种荒谬的美感。何时要进、何时要退、要不要接受这个或那 个提议、、、。在这些战术问题上，大概大部分参与者的「主体性」都受到了空前绝 後的尊重吧。可是，这代表的是那时候的学生对「独立思考」特别坚持吗？ 　　或许每一个对民主价值稍有坚持的人都会同意，具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是现代社 会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在集体行动的层次上，一大群人在一个特 定的时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绝对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的「独立思考」逐渐透过某种科 学提炼过程而凝结为共识的，而是历史与意识型态的产物。试金石不在於那些人们激 烈地彼此不同意的东西，而是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 「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 、「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 是怎麽产生的？绝对不是经历过 如各种战术问题一样激烈的讨论。我个人并没有参与决策小组，只在事後的会议中间 接了解到决策过程。据我所知，唯一有争议的是第四条。「自由之爱」系统的提案原 是「订定政治改革时间表」。「民学联」系统的校际代表希望把我们关心的阶级、环 保等议题也带进去，可是跟整体高度政治性的诉求又配不上，在与其他立场的学生妥 协之下，搞出个模糊暧昧的「政经改革时间表」。立场的不同，只表现在一个字上！ 至於前三项，尤其是不涉及执行程序问题的前两项，并没有太多的讨论。 　　为什麽？答案简单到不需分析。关於威权时代台湾的民主问题的论述，从雷震、 殷海光的时代，一直到美丽岛事件、民进党成立、解严、、、，总共经过至少三十年 ，两三代人从刍议到抗争，早已清楚明白得无须多说。朝向国会全面改选的体制改革 ，是1980年代末各种立场的反对运动一致的共识。比起现在的静坐学生或是几年前另 一个不成功的模拟版本「菅芒花」，野百合学运或许诉求清楚、有具体的愿景、也有 更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绝不是学运学生思虑周延的产物，而是三十余年成千上万人投 身的民主运动的成果。学生也只不过站在浪头上被时势拱成了运动的象徵。 　　当时的时势，确如之後多如牛毛的分析指出，是一层包着一层的政争：国民党内 的李登辉（及其侍从宋楚瑜等）的主流派斗李焕、梁肃戎等非主流派；民进党斗国民 党等等。但是，更放大来看，党派与政治人物，与学运学生一样，在特定历史时刻的 行动或许自认为是来自自己主观的意志、判断、信念与据此而生的策略，可是形成这 些动机、判断与信念的是更大的历史过程。14年後看来，1990年前後是台湾政治民主 化在建立形式民主制度方面开始获取成果的时刻，在阶级政治上是在威权时代国民党 政权呵护长大的本地资产阶级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刻。在那之後，大财团取代了党国官 僚成为政局与政策的主导者。在那之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国家同步，冷战时代 的威权政体被选举代议民主取代，资本跨国化、去管制、私有化等一系列向更纯粹的 资产阶级专政的举措深化了台湾的阶级矛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角色的「 主体性」都是有限的。 　　用「主体性」是否存在、是不是「被利用」作为最高尺度来评价行动者及其行动 ，往往必须假设行动者是可以自由地依其脑中独立发生的意志而行，而其意志又可以 忠实地反应其客观处境。这才算不「为人作嫁」。这种人与行动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 在的。历史难道不是充满着出乎行动者意料之外的结局吗？ 　　如果说当年的学生被政争所利用，以致「主体性」可疑，我们大可诡辩地、带点 阿Q精神地把说法颠倒过来：我们这群热中民主改革的学生利用了李登辉与民进党作为 打倒威权政体的工具。而我们与李登辉都被王永庆利用了，大家都是呆子。在这个层 次上的争论是不会有什麽启发性的。 　　然而，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就是被动盲目地被身外的历史浪潮推着走。任何一 个真诚的实践者都希望，即使是在层层的历史限制与盲点、束缚之下，我们的实践能 够尽可能达成我们主观抉择的信念与愿景。所以我们才会兴高彩烈地唱着「让思想冲 破牢笼」。「主体性」这个词汇所想要表达的复杂意义之中，如果有什麽值得尊崇之 处，在於其中希冀行动者是自觉而明晰地知道自己在干什麽，从而使行动与改造现实 的目的结合起来，而非甘於作身外力量的木偶。从这点看来，「民学联」之中和我一 般反菁英主义的学生，在90年的运动中，是失败的。 　　在那年3月21日的收场时，我和许多人共同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种深沈而 屈辱的无力感，我自己要过了几年之後才逐渐理解那时候的感觉是什麽。 【为什麽是学生？】 　　揽镜自照，像我一样的学生，在1990年的台湾，在30余年的民主运动潮流中，并 没有太多特殊之处，社会上各个角落有太多更积极的献身者比我们为这个千万人的集 体事业付出更多。为什麽偏偏是这几千名学生被当时的媒体捧成社会的良心、历史的 缔造者，彷佛一张学生证就给了我们某种非凡的神力。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一样困 扰着我们。我自己在五月反郝大游行之後是这样说的： 　　唯心主义的社会观总是认为有一种终极价值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诸如天赋人权 、真理、正义、神、、、，它们是亘古永存、万世不变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 间的产物。庸俗化的推论则成为：只要涉入到具体而真实的社会斗争中的人，就不可 能真正地持有那些终极价值，唯有中立的、「客观的」人，换言之，超越凡俗的人， 才能成为终极价值的化身。国民党老是用这套来打击政治反对运动，因为反对运动者 是权力竞逐的参与者（虽然同时又用相反的一套来分化社会运动，宣称唯有有直接利 益瓜葛的人才有权涉入〔其他的都是「外力」、「假农民」、「假劳工」等〕）。长 久下来，要求「客观中立」的庸俗社会观已成为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了。 　　而学生，这个长久以来被禁闭於校园中、隔绝於世事之外，又尚未进入社会生产 体系，较少实际利害纠葛的社会集团，恰恰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正义化身」的要 求与期待。於是，数月来气闷於政治舞台乌烟瘴气的社会大众，纷纷把自己对政治改 革的主观愿望与参与政治改革的意念，投射在这一小群学生的身上。注1 　　这个分析，现在看来，我仍然觉得是有效的。或许也能解释当前媒体对於学运与 反学运的真假的奇异痴狂吧。 　　但时，随後，在同一篇文章中，我雀跃地历数一个个指向学运有可能突破藩篱的 迹象：学生有可能动摇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统治阶级自己的後备队的反叛将带来根本 性的挑战；孩子们召唤父母走上街头的威力；甚至总统府卫戍宪兵都有人写信给广场 学生表示支持。从而，我把学生群众称为「反体制的先锋队」，并自许我们自己在下 一个阶段「不但要进一步地挑战一切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更要进而将民主的成果散布 发扬，让野百合的肉身化为丰腴的肥料，浇沃在人民的土壤中。」 　　我乐观而自大的学运豪语，14年後看来，如果不是彻底落空，至少也大部分没有 实现。为什麽？ 注1：陈信行 （1990）〈在人民的沃土上开出的野百合〉《实践笔记》第三期：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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