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002 　　一、一场在大陆文坛引发的余光中争议 　　今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国社科院港台文学所的赵稀方研究员在《中国图书商报 》上刊出〈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并配有〈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问〉。文章和问答中 ，突出地提到一九七七年八月间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争」中余光中抛出以〈狼来了！〉爲 题的杂文，在严苛的反共戒严时代，公开警告共产党的「工农兵文学」已经渗透到台湾， 要当局「抓头」，不必怕别人攻击给作家「扣帽子」；也提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当时早已 是「台独」论者的陈芳明出版《鞭伤之岛》中，道出余光中曾寄给陈芳明「一封长信」并 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 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二○○○年九月，我初次在与陈芳明的一场关於台湾社会性质、与文学史分期问题 上展开论争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余光中这「精心罗织的一封长信」，直接寄给了当时特 务总管「王昇将军的手上」。而「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 　　有关这「一封长信」，一九八九年陈芳明的揭露，和二○○○年我的提起，在岛内 都未引起什麽可以感知的波纹。但今年五月赵稀方的文章却很快在大陆引发了讨论。抑余 者有之，扬余者也不少。参加讨论的，除台湾的吕正惠、杨若萍外，都是大陆、香港的陈 漱渝、陈子善、钱虹、刘心武、薛永辰、黄维梁，和赵稀方的几篇回应。 　　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在《羊城晚报》写〈向历史自首？〉作了回应，并 且对我提出数问，爲自己洗清。事情发展至此，虽非所愿，但继之寻思：如果我和余先生 皆能端正态度，以余先生在发表回应文章前致我私信中强调的「善意与诚意」，公开交换 意见，坦诚面对历史，达成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 极意义的事。 　　二、我对「余光中事件」的认识和立场 　　我想把应该在结论中提出的、对於「余光中事件」的认识和立场先说一说。十九世 纪中後，世界进入弱肉强食的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沦爲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作爲这沦落的一个组成部份，一八九五年因甲午战败，台湾岛进一步 沦爲日帝治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撇除殖民地台湾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殖民化伤 害，日本据台之初，就百般压抑汉族语文，把日语当作「国语」强加於岛民，剥夺岛民的 民族母语，强迫岛民以日语思想、书写和创作。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华，汉语和白话文 遭到全面彻底的禁绝。一九四一年，日帝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文学上强迫台湾作家写歌颂 侵略战争，卑视自己民族的血统，煽动对「天皇」、「圣战」，并誓死尽忠的作品，在台 湾新文学的心灵和精神上划下至今犹未癒合的伤口。体现了这沈痛伤口的，不仅仅是表现 了皇民歇斯底里的周金波、陈火泉等人的作品，也包括了表现面从腹背、犹疑、苦闷、自 弃的龙瑛琮，和爲民族认同而在日帝侵华的非理世界中遭到敌人和同胞理不尽的伤害，犹 疑、痛苦而终於在实践中克服了被歪曲的历史的吴浊流。 　　但时至今日，当韩国年轻学界（如金在涌教授）迟至今日才展开科学实证的研究， 面对日占下朝鲜政治和文学历史上的「亲日」人物、行爲和作品时，海峡两岸却长期对这 些问题视若无睹。不，在台湾，反民族分离派甚至主张不以「中国人立场」处理日帝下「 亲日」问题，并且和日本右翼学界互相唱合，主张「皇民化」爲台湾带来了「第一个国语 」，并谓以之构成政治和文学的「公共领域」，成长爲脱离中国的「台湾民族主义」！於 是伤口未见痊好，而且进一步糜烂、蓄脓。 　　一九二○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救亡、发展问题上开始了左右两大倾向的探索。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政变（清共大屠），左右分裂对峙。抗日战争中西安事变後，国共 合作抗敌。一九四五年胜利，四六年国共内战再起。在战後世界冷战体制形成过程中，美 国介入我国内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政，国府撤台。翌年韩战爆发，美国军事介入海 峡，中国隔海峡而分裂，依靠成爲美国远东战略前线自保。 　　就在这民族在外力介入下的分裂的伤口，台湾建立了反共军事独裁，以自由、民主的 名义，鼓励极端的反共意识形态，煽动同族相仇、相疑、相残的政治，建立可以无限上纲 的反共国家安全体系。 　　在这「体系」下，二、三○年代以降至四○年代末的台湾的和大陆的文学、哲学、社 会科学被非法化。以国家安全爲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滥，恨共、仇共的教育不 知何时转化爲对中国、中国人的丑诋、怨恨和对立。时至今日，这惨痛的民族伤口，因缺 少反省、清理的条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强加勒索性的昂贵军购，把自 已捆绑在别人的战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痴狂地走上危险的民族内战。 　　这战後的伤口，使台湾丧失了吕赫若、朱点人、简国贤、蓝明谷这些优秀的作家，使 杨逵失去十二年的自由，使台湾和大陆在四九年前的新文学传统断裂…… 　　我因此把余光中先生一九七七年的〈狼来了！〉和那「一封长信」摆到这个框架上 来认识，因而并不以爲是我和他的个人的恩怨。我知道人是社会诸关系的总合，也就是历 史诸关系的结果。在交织着民族内战和国际冷战的历史，人受其影响，限制了认识力，做 出了遗憾的言动，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的终极的主体性，在前进的历史变化中，人也能跟着前进，体悟到 过去历史中自己的是非功过。 　　一九四一年，日帝在太平洋战区的侵略战争势如破竹的态势下，许多日本、甚至殖 民地朝鲜的作家，包括曾是左翼反战反帝的作家，大量、大面积向日本皇国体制倾倒、转 向（相形之下，台湾的「皇民作家」不过二、三人），至今尚未能彻底清理。但是日本战 败不久，日本人如大梦初醒，觉悟到自己民族所犯的不可置信的战争犯罪，（虽然有人怀 疑此仅足以爲天皇和个别必须爲战争犯罪负责的人开脱其罪责）进步文坛喊出了「一亿人 忏悔」、「一亿人恸哭」（按，日本人口总数时约一亿人）的口号，清查在战时中协赞军 国主义的文化人和作家的「战争责任」，引起广泛争论，认爲不清理作家的战争责任，无 从在战後重建新的、民主主义的日本文学。但五○年韩战一声炮响，日本和国际政局大变 ，往日的战争协力派（政客和财伐），爲反共反华战略利益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青睐，作 家的战争责任清理运动，随着美国占领当局对左派的「软肃清」而烟消云散，至今成爲日 本「战後清理」的一个大漏洞，从中滋生今日日本右派政客、学人、文人纵横日本的局面 。 　　一个曾在少时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的大陆好友，对我絮絮切切地述说「文革 」对她身心、思想、精神的强烈打击；也告诉了我她花去了很长时间，很大的心力，才逐 渐克服了思想障碍，超越了历史加予的伤痕，重新清醒地拾回了信念，宽恕了恶待过她的 人们。我们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她说，历史主义就是把人与事物摆回历史原有 的框架，去认识和评价，也要以今日经过历史教育的自己的主体去回眸。涉及到自己，若 认识到往日受限於历史造成的极限、有所不足，就要反思，甚至表态，涉及他人，只要他 人有反思或悔恨之情，就要学习包容和接纳，以大局爲重。 　　这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如此。她在大苦难中学会的智慧，很赢得我的佩服。 　　对於余光中先生的历史问题，我也愿意以「历史主义」的认识，即从人在其不同的 发展阶段的历史影响去面对。具体下来，从战後内战与冷战的双重结构和民族分裂对峙下 的台湾，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来了！〉和那〈一封长信〉，并且从今日回眸面对过去的 余光中先生的态度，去清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留下的伤口。 　　三、回应余光中的说辞和提问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的锺铃教授寄来一封信。可是因爲我刚好人在深圳求医，直 到八月二十日才收到。原来锺教授曾在六月到台湾，余光中先生找她恳谈。余先生就〈狼 来了〉和那「一封长信」有所解释和辩白，其内容在他九月十一日在《羊城晚报》上刊出 的〈向历史自首？〉大部份的文字一字不易，当然增加了更多他对我有关那「一封信」的 看法的质疑。我在两封分别间接、直接寄给余光中先生的信中都恳切地说过，只要余先生 正心诚意地面对历史，确实觉得昨日之非，并且诚恳地公开表态，表示遗憾甚至「道歉」 （这是余先生对锺教授和我在他信中表示过的），整个事情就了结了，余先生不但因而能 解除「长期困搅」他的重轭，并能赢得广大读者的体谅和尊敬，益增余先生的光华。我也 建议不要抓事实的细节周旋，则势必逼得非把一些更加无益于余先生的事实披露出来，实 以爲不智。我也不惮於举出五○年代美国麦卡锡大面积鼓动反共风潮时，美国才华横溢的 大导演伊力亚卡山检举了电影文化界的「共党嫌疑」者，使人受到「非美委员会」的调查 ，身心、工作遭到压迫。近几年前，卡山获颁「终生成就奖」，在颁奖仪式中，约有近五 分之二的观礼者拒绝起立爲他鼓掌。在萤光幕上看到老年的卡山，几乎没有一句受奖辞， 匆匆尴尬退场。在萤光幕上见此，心中悲悯，至今难忘。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海德格都 有在二战中协赞德国纳粹的历史，爲之「困搅」终生。 　　现在余先生公开以〈向历史自首？〉回应，我只能以此爲余先生结论版，说几句不 能不说的话。 　　一是关於〈狼来了〉的说明。余先生究其原因，以爲他当时受大陆「文革」的震骇「 压力」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语气淩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 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因此「令人反感」，致授人以柄，「怀疑是 呼应国民党的什麽整肃运动」。 　　在〈狼来了！〉中，余光中先生在当时戒严环境中坚决咬住台湾已出现「工农兵文 艺」，却通篇指不出哪一个作家的哪一篇、哪一本作品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中定 义的「工农兵文艺」，却大段引用毛在《座谈》中的话。当时对乡土文学界是一个政治上 取人性命的、狰狞的诬陷。直到今天，余先生一定指不出哪一篇文章、作品是毛意义上的 「工农兵文艺」。有资料指出，「（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早九时开会（指「国军文艺 大会」），青溪文学会（按：王昇领导下的军中文艺宣传机关，主办此次「国军文艺大会 」）散发《当前文艺问题》小册子……攻击乡土派，但未指明该派倡『工农兵文艺』。」 十分熟悉中共及三○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在知识上反共的胡秋原、郑学稼也公开爲乡土文 学辩诬、亟称其与中共「工农兵文艺」无关。但在余先生的〈狼来了！〉和那「一封信」 中，却坚定主张台湾有「工农兵文艺」。那「一封信」里在援引英文左派文论，细加眉批 之後，有这吒吒的质问：「如果这些不是工农兵之左倾言论，什麽才是？」 　　〈狼来了！〉有一个结论，说揭发不是「扣帽子」。「问题在头。如果帽子合头， 叫『抓头』……」。这个「抓」字，写得寒气逼人。 　　这样一篇文章，作爲他斗争的武器，写得犀利、准确、「淩厉」地指向他被「鬼魅」 （余先生语）的心中的敌人，写的「好」，不是「不好」。余说今日回顾，总的说，「写 的不美」。这样的文章如何写得更「美」？更温柔、细致？但不论怎麽写，在那森冷的当 时台湾，依然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足以「使人头落地」的「血滴子」。 　　余先生说写〈狼来了！〉纯出於「意气」用事、「发神经病」、「非任何政党所指 使」。 　　九○年代中叶，熟悉内情的朋友对我说，一九七八年六月的国军文艺大会针对的是乡 土文学，会後就准备动手「抓头」了。余先生否认文章爲了「呼应国民党的什麽整肃运动 」。余先生可以说我的朋友口说无凭（必要时只能在他日请人出来说明），但也可以研究 一下下列的日程。国军文艺大会是一个规模很大，由国防部统辖的「青溪文学会」主办的 会议。参加会议的郑学稼先生说他参加的是何志浩（总政战部高官）主持的「第十二」分 组，窥见规模之大。是个用来「清除所谓『乡土文学派』」的会。筹备这麽大型、重要的 会，有经验的人知道至少须时半年以上。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彭歌开始在他在某大报专栏《三三草》上写〈「卡尔说」 之类〉，要人警惕共党思想已偷渡台湾；十六日，刊〈温柔敦厚，〉引杜甫诗倡不惜「吾 庐独破」的「爱」的文学；二十二日刊〈堡垒内部〉，引列宁语「从堡垒内部发动攻击」 喻乡土文学之危险；二十四日，刊〈傅斯年论懒〉引傅言谓共党思想常「乘虚而入」，故 除毒草切不可「懒」。二十七日，刊〈对偏向的警觉〉赞扬乡土文学的「偏向」同爲「青 年作家」银正雄、孙庆余所察觉。至八月五日，刊〈统战的主与从〉诬称乡土文学在鼓动 「地方意识」、「省籍问题」和「社会矛盾」。六日，刊〈勿爲亲者痛仇者快〉，谓台湾 与所有社会不免有问题存在，但切勿渲染，免「亲者痛仇者快」。　过十一天後的八月十 七、十八、十九三天，国民党所不曾有的长篇点名批判文章在一家报纸副刊连续全版赫然 刊出彭歌永远留在台湾新文学史册中的刀笔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指名检查 和控诉王拓、尉天骢和陈映真的文论思想。紧接着，余光中先生的〈狼来了！〉就在翌八 月二十日登场！而数月後的转年一月十八日，国军文艺大会就隆重登场了。 　　只是凭着以上的日程，如果我倾向於相信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工作配置的 文学整肃运动，能说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吗？ 　　余先生说当年香港「左刊」、「左报」对他的攻击文字不下十万字。围剿乡土文学的 文字，光是「青文会」的批判集、小册子，合起来也近二十万字。余先生当年在「自由」 的香港感受到「左派」批判的「压力」，能不知道彭歌的专栏、大批判、余先生的〈狼来 了！〉和那「一封信」在极端反共戒严体制下给予台湾乡土作家的「压力」吗？不同的是 ，我们这几个被指名的「钦犯」不曾发「神经」，「意气」用事，「情绪失控」，而是怀 着被捕入狱的决心，在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还有钱江潮诸先生仗义代辩 下，各自写文章自卫。这也说明余先生有条件闹「情绪」，发「神经」从香港写文章，写 那「一封信」回台湾打人棍子，而我们没有。除了荒蔓的恐惧和义忿，一无所有。 　　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於〈狼来了！〉的反省，只有 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 、「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锺铃教授，在 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爲〈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 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锺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 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後，真心爲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 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援。不料这麽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 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爲他惋惜、扼腕。 　　二是他有没有直接将那封「信」直接寄给王昇，郑学稼如何告诉我那「一封信」是 由余先生直接寄去给王的问题。 　　和余先生一样，「隔了三十年，当时细节有些模糊」。一定要求细节，不妨从既有材 料拼图吧。 　　（1）余先生说，那「一封信」只有薄薄的两张纸，性质上只是与朋友共用资料。但 陈芳明却说，「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即不仅仅是「资料」），并附寄了几 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 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这样连「长信」加 影印文章、英译稿，怕就不只「两张薄纸了」。 　　（2）依据手上的资料，余先生的影印件，是我给当初尚不知其台独倾向（所谓「台 独左派」）画评家Ｓ的、以书信体写的，他对欧西美术之资本主义商品性，艺术与社会、 阶级关系，艺术表现劳动人民和其生活之论的书作序的文章。文章中我大量引用Ｓ原书的 文本，加以扬揄、引伸，颇惊对艺术社会学与我相同之观点。则余先生所揭发的，就不止 是我一个人，连带Ｓ也牵连了。资料还说，余先生也扯上了当时台大外文系的Ｙ教授的某 一篇文章。而且，如前文所说，在经过一番比对、「考据」後，那「一封信」的结尾还　 然逼问收件人：「如果这不是工农兵之左倾言论，什麽才是？」 　　如果有人如我依上述资料迟疑于相信余先生所说那信、那文件的性质只是朋友间漠 然地交换资料，应该是可以理解吧。 　　不错，我的资料上明说，「最後，他（余）主张『思想问题』仍须以论战解决，千万 不宜有政治行动，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 　　但人们会问，余先生自己爲什麽不以论战解决，而将责问「如果这不是工农兵的左 倾言论，什麽才是？」的材料寄给多人（锺铃教授说余先生把文件、信、资料「寄去给三 、四位他在台湾的朋友」，如果加上在美国的陈芳明，就是四、五位了）。〈狼来了！〉 是准备讨论的文章吗？当时的台湾有条件「以论战解决吗」？而收件人除了手中有权力的 人，谁能决定用「辩论」还是「政治手段」处理？ 　　余先生慎重地介绍了彭歌的辉煌履历、职称和「文学成就」，但现实上这样一个人 也照样可以先写一个多月充满阴谋论专栏之後，在七七年八月抛出连载三天的点名政治指 控的文章。「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余先生、彭歌、董保中、孙柏东都加入了棍打乡土文 学的行列，文章俱在。余先生把那样「一封长信」和惊人的材料寄给了平时竟「往来不多 」的彭歌，这又是爲什麽？怎麽又「未想到会有什麽後果？」 　　我又凭什麽断定「信」是余先生直接寄王昇，最大根据是九○年代中期一位朋友（ 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 昇，王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爲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 余先生的说法爲然，劝王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 ，但也没有奖励。事实上，当年在台湾我还无缘读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八 四四），不懂「青年马克思」。 　　但这个故事也是经历几年拼出来的。 　　一九七七年乡土论争因彭歌长文爆发，同年，有〈狼来了〉，後来知道也有那「信 」。 　　一九七八年元月开国军文艺大会。迨一九八五、六年左右，郑先生闲话中告诉我「 有人」曾在乡土文学论争中密告我有思想问题。余先生问何以不问清楚？这种事，在台湾 当时条件下，说的人不明说，作爲晚辈就当知道人家不想、不便、或不必说，因他意在叫 我行文说话谨慎，不在透漏密告者。这是那时代的「规矩」。一九八九年，陈芳明《鞭伤 之岛》出版，我未注意，後来只听说陈芳明在书中骂了我和余光中，我也不以爲意，只觉 得何以陈芳明会把我与余先生扯在一块骂。一九九○年中，上面提到的那个朋友告诉我当 年王昇手中有余先生「信」，并告诉我郑先生有一本书谈及此事，我这才把郑先生书，和 《鞭伤之岛》先後找到，拼出了整个图像始末。 　　当然，关键之一，是郑先生学生的我的朋友。余先生一定要追究，只好请他出面说 明。这次我给余先生写信前，特别打电话问他一次，他的回答与十年前一致的。 　　我说有没有「直接」把信「寄给王昇」不重要，是因爲从「信」和材料内容推定的 性质；郑先生告诉我有人告我密在先，渐渐听到王先生手中有「信」来找郑先生查证，又 从《鞭伤》中知道其内容，自己断定郑先生当年口头劝告时所指就是余先生。我有这怀疑 ，应该说是「合理」的怀疑。「信」或由余先生直接寄王昇，或寄给王昇身边的人，可能 目的和结果是一样的。 　　四、爲余先生深爲惋惜 　　在那个漫长的戒严时代，有多少外省人和本省人被迫或自主地参与了爲「国家安全 」爲大义名份的黑暗的体系。一个那麽大的体系，如果没有庞大的「共犯构造」，是不可 能运行的。但历史不断发展前进，台湾「民主化」後，对那荒芜时代心灵和社会的伤口， 一直没有人自觉地做爲课题加以清理。二○○○年後，我几篇拙劣的小说处理的正是这历 史的伤口。着名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就早在六○年代呼唤日本对殖民地文学和作家 造成的伤害，深刻反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锺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 ，我因此爲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 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爲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紧抓 着有没有直接向王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後感到寂寞、 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 　　从大局看，在台湾的民族派文学界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当着岛内外反民族文论倡 狂的形势下，实爲重中之重。我真诚祈望我和余先生还有互相以坦诚与善意相谈的可能与 机会。《向历史自首？》中，余先生对第一问的回答，令人激赏，二问以後读来就觉得余 先生没有把完全可以写好的文章写好的遗憾与怅然。 　　我会刊出我致余先生的二信，以示我自始对余先生的诚意与善意。与这封信一样，除 非被动，我不会主动公开任何扩大误解的资料。拳拳此心，盼望余先生和两岸关心的文化 界能了解。但自我反省自有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我和广大爱护余生先的大陆文坛应该 等待，不让事情往绝对性矛盾发展。我有什麽差错，也愿接受严格批评。 　　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http://0rz.tw/c44UX ------------------------- http://tiebacommit.baidu.com/f?kz=11996954%EF%BC%89 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 2004年09月21日16:35:26　金羊网--羊城晚报　余光中 　　客自大陆来，颇闻大陆事，说有些事情他不很明白，要问问我。他说：「听 说近来有什麽『余光中热』，有些人认为很不正常，竟有此种怪热，凭什麽呢？ 」我说： 　　哪有什麽「余光中热」呢？有之，无非是中国热，中文热。我能散发的这一 点点热，不过是中文热的一点余温、余光。我的诗文不过是女娲炼石的余温，夸 父追日的余光。我就像一小撮宇宙尘，只有在回归太阳时才反射出彗星的光芒， 离开太阳就暗淡了。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 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统统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我说： 　　这种例子很少。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 ，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 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 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於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文革」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文革」真相。 　　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 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某报就曾刊过一首长 诗，有这麽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20世纪80年代 之末，香港「左派」报刊改变了不少，其领袖人物、博学而兼擅诗书的罗孚先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一次研讨会上，曾公开向我（与不在场的夏志清、颜元叔）表 达歉意。 　　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 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於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 是母亲」。海外的「左派」读到此句，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常斥为「 反华」。 　　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 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 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 是呼应国民党的什麽整肃运动。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包括国民党，有时出席某些官方会议，也不过「行 礼如仪」。在那时代，大陆的文人难道能不参加各种集会吗？陈映真先生 1987 年对四川作协介绍台湾文坛，曾说我是「官方诗人」；更有人说，我的地位是国 民党捧起来的。这话恐怕经不起分析吧？无论在学府或文坛，我都是靠自己努力 的，那麽多的同事、学生、编辑、读者、听众，能容你骗吗？香港中文大学聘我 去任教，一去十年。大陆20所高校请我去讲学，20家出版社为我出书。这些，都 由得国民党来安排吗？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岳麓书院… …犯得着请一位国民党的官方诗人去讲学吗？《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 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 　　《狼》文发表以後，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 、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南京的评论名 家陈辽，2000年在《余光中也是评论大家》一文中，也指出此文的不当。有这麽 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的文集中不收入此文，主要的原因是嫌它「不美」。我在前半生卷 入过多次论战，大半都能据理力争，後来，对方往往「化敌为友」，例如与我争 论现代诗的言曦、纪弦与洛夫，与我有「文白之争」的林良。但也有一些论战文 字失之琐碎，无关宏旨，我就「割爱」，不，「割所不爱」了。论战，对有些作 家似乎十分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有不少作家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对我，论战 却是「身外之物」，陷於其中，将损及创作，意识形态之争尤其如此。答覆批评 最好的方式，不是哓哓反驳，而是写出更好的作品。中年以後，我深悟论战之虚 妄误人，对逆来的诬评不再接招。陈鼓应编了一整本书，指控我的诗色情而颓废 ，我一直无言以对。李敖屡次诬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为当年请我这 不通之人字《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客笑了，继又一正面色，说陈映真在写陈芳明战论的文章里，指我当年曾将 他引述马克思思想的文字寄给王昇告密。陈映真说：「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 材料，当时是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色变的王将军手上……王将军 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材料送请郑学稼先生鉴别……这是郑学稼先生亲 口告诉我的。」我答道： 　　这确是十分严重的指控。所谓「告密信」当指1977年之事。隔了近30年，当 时的细节有些已经模糊，但是我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这一点我十分 确定。为了澄清此事：我最近曾托锺玲教授与陈映真先生联络。陈先生在8月23 日回了她一封信，托她转寄给我。我便直接写信给陈，陈也很快在9月 1日回我 一信。陈先生的信很坦诚，信中所言种种，有些我前所不知，使我了解更多。据 我自己所知，加上陈先生信中所述，此事可分下列两点来说明：1、这份中英对 照的材料，我当时从香港寄给彭歌。彭是《中央日报》主笔，也长期在《联合报 》写专栏，并在政治大学任教。他留学美国，有新闻专业硕士学位，曾出版小说 多种，《落月》一书有夏济安长篇好评；此外，并曾翻译名着多种。他的朋友包 括林海音与聂华苓。我和彭歌相识多年，来往不多，但共同的朋友不少。我寄材 料给他，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麽後果。在信上我对他说：「问题要以 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我的用意十分明确，但这句话陈在公开的文章中却 略去不提。陈先生在致锺玲信中说：「我的资料是他（指余光中）寄给了彭歌， 彭托人交给胡秋原，意在提醒不要被身边的『共产党』利用，我想余先生费神写 『那封信』 用心也正在此。但胡先生之学生，郑学稼先生的学生到了约10年前 才告诉我，余先生也寄给王昇。有没有寄给王，现在已不重要。」 　　这一段话有不少问题。陈映真在2000年与陈芳明论战的文章里，说我当年（ 1977？）直接向王昇告密，王昇把信给郑学稼看，而此事是郑学稼亲口告诉陈映 真的。郑先生逝世在1987年，何以约10年前（1994）陈映真才听郑先生的学生说 我也寄件给王昇呢？17年前（至少在17年前）不是郑先生早已「亲口」告诉了陈 映真吗？ 　　另一问题，是「有没有寄给王，现在已不重要。」为什麽不重要呢？没有寄 给王，则说我「直接向王告密」就不能成立，岂非拿我的名誉当儿戏？我只有寄 信给彭歌，陈映真也说他的资料是如此。难道寄给彭歌就等於寄给王昇吗？这样 的引申太想当然了吧？2、陈映真在复我的信中有这麽一段：「我办《人间》时 办公处距郑先生家近，他老人家偶有过访，常蒙勉励。有一次他说，『乡土文学 论争时有人告你有思想问题。写文章要注意不要用左派名词。』他没有提您的名 字，时在1985年初。」这一段也有点奇怪，两人私下的谈话有何禁忌，郑先生何 以不直言是谁告的？郑未提人名，为何陈径直就把我填了空白？这麽重大的疑问 ，为何当场不问个明白？同样奇怪的是，陈在公开的文章里既已确言当年是郑「 亲口」告诉他告密者是谁，为何1985年这一次的告诫又如此含蓄，倒像以前也未 点明的样子。而所谓「亲口告诉我的」，是否只有1985年这一次呢？ 　　陈映真先生公开的文章所强调的事，与他在给锺玲和我的私信里所说的，出 入既如此的大，则他控诉我「直接向王昇告密」的说法，不能成立。 　　至於那份中英对照的材料，陈映真说是我「精心罗织」的结果，也不尽然， 我在给陈先生信中说：「那份材料，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提供的，用意当然绝 非要助我对付你。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真实与您更接近，对您十分推崇；他只 是有点书獃气，喜欢客观就事论事……用意只是要说明《狼》文所言不确，您的 思路应该如该材料所示。他拿给我时，内人也在座……没有这件事，我也不会有 什麽资料可寄。非不得已，我也不会向您提及此事，您要是知道他是谁，一定会 吓一大跳，我不能贸然告诉您，否则我岂非又有『告密』之嫌？这真是一大反讽 了。」 　　客意犹未尽，又说：「有人说你写诗歌颂蒋经国，又写文批评朱自清、戴望 舒，有自诩胜过前人之傲，还有———我打断了他的话，说： 　　写诗追悼蒋经国，也是罪状吗？我在诗中写过的人物，从甘地到梵高，从屈 原到李白、苏轼，从史可法到孙中山、蔡元培，不下60人。说话的人大概没有读 到我悼蒋的诗。他不妨取来一读，然後把此诗与我写孙中山、蔡元培的诗相比， 告诉我写蒋的诗是否阿谀溢美，有失分寸，告诉我哪一句写得离谱，不堪卒读。 我写蒋有像歌颂甘地那麽毫无保留吗？ 　　至於我评新文学早期名家之得失，所据标准乃是古典大家的试金石，不免稍 严。评前人，就等於抬自己吗？约翰生博士与艾略特都贬过米尔顿，难道他们有 自命前无古人之嫌？甚至有人敏感，说我此举是要否定新文学，以扬台湾文学。 我一直认为，要做一个中国作家，必须认识两个传统，一是《诗经》以来的大传 统，一是「五四」以来的小传统。早期的新文学正是我自己的小传统，也是我少 年时吸收的养分。我并未否定朱、戴的成就，只是想调整他们应享的地位。指责 我的人似乎忽略了我对沈从文、徐志摩、卞之琳、冯至、辛笛、陆蠡、梁实秋等 等的肯定。朱光潜是我的启蒙良师，他论诗谈文时那种清明的思路、优雅的气度 、深入浅出的功力、文白交融的语法，都是我钦佩的典型，至於钱锺书，真正是 学贯中西的大师，不作第二人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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