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香吟 (20070106) 十九岁的杨逵，一九二四年，又是船又是火车辗转抵达了东京火车站，迎面而来关东 大地震所留下的断景残垣，使他大大吃了一惊。接下来三年，杨逵在东京的生活，因 缘际会接上了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兴盛期，读书、劳动、运动交错的经验，成为日後 〈送报夫〉的写作材料。在岛内，小他六岁的龙瑛宗，这时正受着日籍教师的文学启 蒙，以微小信心读着诗句，向东京少年杂志投着稿。 这两个人後来的文学事业，以十分类似的方式发迹，一九三四年杨逵的〈送报夫〉入 选东京文学杂志的奖项，算是台湾人作家首次登进日本文坛，龙瑛宗在一九三七年跟 进，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获奖，从岛外红回岛内。 龙瑛宗因为这个奖休假一个月，到东京拜访文坛并旅行，刚巧杨逵为争取日本文艺界 支持二度赴日。两人在杂志社撮合下，有了一次短暂对谈。话题从刚得奖的〈植〉文 谈起，龙自述最喜欢的脚色是林杏南的长子。 小说里，林杏南的长子，原本是个抒情而热情洋溢的青年，相信横阻在眼前的黑暗时 代不会太久，乌托邦乐园也一定值得奋斗与期待，不过，彷佛因为肉体负载不了激情 的火似的，他在小说登场之际就已患了严重的肺病，只能在家里耽读书籍，过着白日 梦般的生活，终而凄凉死去。 这个灰暗的死，警钟似地把整篇小说里那些摇摆而纷乱的心思，一举送向了沦落绝望 的境地。 在两人会面之前，杨逵曾评论过这篇小说，也对题材背後作者的视线抱持怀疑，但在 这次对谈里，杨和龙同样认为林杏南长子是个印象深刻的脚色，其死也令人悲哀，不 过，杨补上了话：「我认为像这样的人，纵使死了，也会在什麽地方留下其精神。我 想，所谓有希望的作品不会遗漏这种成分，即使在虚无的现实中，也要在什麽地方留 下一些希望的种子 」 这里透露了杨逵和龙瑛宗的不同。这两个人，在战前文学的阵营或光谱上，向来被置 放在遥远的两端，如众所周知的尾崎秀树说法，如果台湾人的作家意识是一个由抵抗 移向心死终而屈从倾斜下去的历程，那麽，杨是明显的抵抗，而龙则被视为屈从倾斜 的例子。 只是，这个短暂的会面纪录，使我感到余味的，与其在两人如何之不同，毋宁是两个 不同的人在文学上表现出多少共识。原来，他们都理解林杏南长子那样一个悲剧人物 ，只是差别在要从悲剧看出什麽来？要对无望的奋斗寄予多少坚持与意义？原来，他 们也都重视技巧，龙说一谈到技巧，大家似乎都显出很轻蔑的样子，杨说不，他无法 理解那些轻视技巧的人，「技巧是完全掌握了思想与题材之後，为了将它们表现得更 完整清楚的重要手段。」 这是他们两位第一次见面，恐怕也是距离最近的一次。话题不是没有交集，而是杨逵 在交集之上往往又多走了几步，再加了点条件与使命，叹息过後即刻又提起他不熄灭 的乐观与即知即行来。 整个六月，龙瑛宗度过一个文学梦想的盛夏，杨逵四处接触报纸杂志，建议他们开辟 一些关於台湾新文学的栏目，这两个人都得到了满足，也得到了允诺，不过，当七月 芦沟桥的枪声响起，一切又泡汤了。 -- 取自中时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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