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2010-06-02 19:42:27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883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 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後。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 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 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 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 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 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 ，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後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 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 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後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 「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 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 ，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後来在祖父 「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 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 滇缅公路，由於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陞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 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屍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 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 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 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 然後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後，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 ，以及20岁之前成长於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 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 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 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後 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 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 ：「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後接到上级命令，要 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 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 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 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 、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 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 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 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 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 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 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 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 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後来才 逐渐知道，什麽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 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後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 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 ，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 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 斗争，但来台湾後，对於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 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 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後，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 的贵重物品，後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 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後，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後来连酱菜都买不起 。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 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 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 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 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 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 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 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 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 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 ，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後，母亲才说出那 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 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 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後再返回店里。暑假，我 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 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 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 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後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 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 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 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 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 ，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後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 ，看他要做什麽。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後快步地追 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後来回忆 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 ，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 几次後，有一天父亲终於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 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 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 更别提吃肉了。後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 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於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 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 。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後，我放学回家， 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 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 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 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 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 那麽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 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 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 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於，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 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 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於是将父亲晋陞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 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後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 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 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 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 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麽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 後，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 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 会没多久他便藉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 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 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後将我们安排坐在靠 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 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於气氛特 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 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 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 以手掌置於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 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 ，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 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其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 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 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麽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 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 ，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 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惟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 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後，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 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 。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 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 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 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20岁前惟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听 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 军官之一；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 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 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後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 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藉着阅兵来一次「清君 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 到大陆，於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 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 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後，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後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 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藉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 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 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後，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 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 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 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 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 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 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 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 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 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於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 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後，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从狱中寄给 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我流 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 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於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 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 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後来由於我成为 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後我才了 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 ，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划押签 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胡涂地成了军人。後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 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 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後，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 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燻燻的老人事 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 ，「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 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14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 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着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 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 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後，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 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 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 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 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 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 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 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 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麽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 半年，父亲终於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 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 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後 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後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後来考入师范大学历 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後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 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 ；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 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 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 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後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 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 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 上，饭後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 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 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 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 ，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 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 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 ！」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 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後 ，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後，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後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 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 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 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 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後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 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 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 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 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 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34.208.40.210 ※ windhong:转录至看板 NDHU-His102 06/07 23:42